對於鄧小平，毛澤東原來是很賞識的，一直想委以重任。但“大躍進”失敗以后，鄧小平與其他中央領導人一樣逐漸與“左”的做法疏離，使毛澤東對於包括鄧小平在內的中央一線領導開始產生不滿。這種不滿日益加深，並隨著事態的發展而演變成為進行人事更替的決心。“文革”初期，在毛澤東決定確立林彪為接班人的時候，他還沒想徹底去掉鄧小平，他曾希望繼續用鄧，並希望鄧能配合他在人事上的新選擇。為此，毛澤東曾找鄧談了一次話。父親后來回憶：“‘文革’開始的時候，主席找我談話，要我跟林彪搞好關系，我答應了。但與林彪談了一次就談崩了。”
和林彪談崩了，就注定了林彪在其上升的道路上，絕不容鄧。林彪深知，毛澤東對鄧小平的不滿與對劉少奇的不滿是不同的，不僅程度不同，而且性質也不同。這種不同，對於如何處理鄧，是相當重要的。去掉劉之后，鄧就成為林彪最大的心頭之患。工於心計的林彪知道，要除掉鄧，還需竭盡一切之能事，於是不斷加緊加重對鄧的攻擊和批判。12月6日，在一次會議上，林彪講話，說劉、鄧不僅是五十天的問題，而是十年、二十年的問題，把劉、鄧的問題大大升級。
與此同時，看到毛澤東雖然批判了劉、鄧，但尚未有進一步徹底打倒的准備，陳伯達、康生及江青等中央文革大員，便聯合林彪集團，謀於密室，企圖掀起一場更大的波瀾，誓欲置劉、鄧於死地而后快。
12月18日，江青公開鼓動打倒劉少奇。
同日，張春橋把清華大學造反派頭頭蒯大富叫到中南海密談，布置進一步打倒劉、鄧的具體措施。
12月25日，也就是在1966年快要結束的最后幾天，清華大學五千名師生冒著嚴寒示威游行到天安門，召開了一場徹底打倒劉、鄧的誓師大會。
12月27日，北京高校造反派在工人體育場召開“徹底批判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聶元梓等造反派頭頭用激烈惡毒的語言對劉、鄧進行誣蔑和攻擊。
由此，各地造反派紛起呼應，在全國范圍內掀起了一場更加聲勢浩大的打倒劉、鄧的新狂潮。
1966年，一個奇特而又非同尋常的年頭。
這一年，將作為極其特殊的一頁，以突如其來地開始了一場“偉大”的、“史無前例”的、自上而下發動起來的“革命造反”大運動而載入史冊。
這一年，崇尚不斷革命理想的毛澤東，以其無邊的想象力和實踐精神，讓全世界都睜大了眼睛，見識到了“群眾革命”的強大威力。
革命尚未有窮期。在這一年的最后幾天，毛澤東像先哲一樣預言，下一年——也就是1967年——將是全國全面開展階級斗爭的一年。
這預言，像一個巨大的符咒，籠罩在遼闊神州大地之上。
第5章向“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發起總攻
1967年1月1日，黨報黨刊發表題為《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社論，號召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社會上的“牛鬼蛇神”展開總攻擊。
在“總攻擊”的號召下，更多的、從中央到地方各部門的領導干部被批判和打倒。1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取消劉少奇、鄧小平、陶鑄、陳雲、賀龍出席政治局會議的資格。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鑄被中央文革誣為“最大的保皇派”，賀龍元帥被林彪點名說成是“大土匪”，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吉林省委第一書記趙林、福建省委第一書記葉飛、江蘇省委第一書記江渭清、山東省委第一書記譚啟龍、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李葆華、浙江省委第一書記江華、江西省委書記方志純、解放軍總政治部副主任劉志堅等省級和軍隊領導紛紛倒台。在瘋狂殘酷的批斗中，雲南省委第一書記閻紅彥、山西省委第一書記衛恆被迫害致死，煤炭工業部部長張霖之被毒打致死，海軍東海艦隊司令員陶勇也不明不白地死去。
新中國成立后建立的各級政權“一朝覆亡”，各級領導陸續被打倒，真正是一個瘋狂的年月。
但是，僅僅打倒各地黨政領導，還不能滿足林彪一伙和中央文革的野心。在中央文革張春橋、姚文元的策劃下，從1月份開始，造反派在上海奪取了全市的黨政大權。由此開始，在毛澤東的肯定下，又展開了一場全國范圍的全面奪權運動。以“文革”造反派為主組成的“革命委員會”，取代了黨和政府的機構及組織。
對於奪權運動，毛澤東不僅贊成支持，而且把它作為實現其繼續革命理想的一項重要措施。他的理想，就是要通過這場“人類從未經歷過的最偉大的革命變革”，打破由“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掌權的舊世界，建立一個全新的、革命化的新世界。而這個理想世界的具體形式，就是建立像巴黎公社那樣的、由無產階級革命派掌握的、全新的“革命”政權——革命委員會。
毛澤東說，“文化大革命”要由“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革命委員會的建立，是否就是他心中所期望的那種“大治”？如果是的，那麼，就事與願違了。在“大治”之下，掩蓋不住的事實，是繼續的大亂，是那業已失控的、不可收拾的、更加嚴重的大亂。
造反派沖擊學校，沖擊地方黨政機關，進而沖擊軍隊，大規模混亂事件接連發生。1月底，新疆石河子發生造反派沖擊軍事單位造成流血事件，成都發生軍隊與造反派對立的“鎮反”事件，西寧發生軍隊被迫反擊造反派沖擊開槍死人事件，武漢發生因造反派沖擊報社和軍隊引發的軍隊“抓人”事件，廣東、內蒙古、安徽、河南、湖南、福建、西藏等地，各類事件也都遙相呼應似地接連發生。
“文革”開始以后，先是發生批斗抄家的瘋狂行動，繼而大批干部被迫害打倒，直至爆發大規模武斗流血事件。這一切一切，使許許多多的人，從剛開始的惶惑，變成不安，變成抵觸，變成了憤怒。
2月，以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李富春、李先念、譚震林以及余秋裡、谷牧等老干部為一方，與以康生、陳伯達、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為代表的中央文革，展開了短兵相接的斗爭。
這一批功勛顯赫、為革命出生入死、為社會主義建設嘔心瀝血的老同志，在政治局會議上、在軍委會議上控訴“文革”中發生的暴行和非法行動，怒斥中央文革的陰謀和倒行逆施，其言語之激烈、情緒之激昂、怒氣之噴薄，真可謂正氣凜然、痛快淋漓。
但不幸的是，這些正氣之聲，不但未能喚醒毛澤東，反而讓他認為由他親自發動的這一場革命運動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干擾和阻力。他嚴厲地批評了這次被冠以“二月逆流”的抗爭，同時下定決心排除一切阻力，繼續深入開展這場“史無前例”的、卻又總是不為人們所理解的“革命”運動。
在3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再次批判了劉、鄧。並在此時成立了專門用以調查“罪行”的“劉少奇專案組”。
在批判加劇的情況下，對於劉、鄧，特別是對劉少奇的公開點名，也成為必然。（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