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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轉干部政策改變了我一家人的命運

藍江安

2016年02月25日15:18    來源:廣安日報    手機看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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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一家人來說,最難忘的莫過於1979年落實鄧小平主持制定的軍隊干部轉業政策,讓我全家人再次實現了吃“商品糧”的夢,改變了我一家人的命運。如果說人生緊要處隻有幾步,那麼這一步對我全家來說,就至關重要,我們全家非常感謝鄧小平領導進行的全面撥亂反正,他制定的軍隊干部轉業政策為我們帶來了嶄新、幸福的生活。

全家回鄉務農

我父親於1949年10月參加革命,1950年,他和其他熱血青年一道“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參加抗美援朝戰爭,並榮立三等功。1954年,因傷回國,歷任排長、連長、團參謀。因出身不好,“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沖擊。1969年,父親拖兒帶女回到老家原廣安縣徐花鄉務農。那年,我才9歲。

握慣槍杆子的父親,自然對“修理地球”一竅不通,隻能酗酒排遣郁悶。政治上的受打壓、生活上的不如意,讓這個年近不惑的漢子變得有些脾氣暴躁。有的社員對我父親頗有微詞,說他忘了本,農民的兒子不會種地,真是笑死人。父親不得已“放下架子”,與貧下中農打成一片。第一天參加勞動,他手上就打了兩個血泡,撂下鋤頭不干了。生活中少不了和母親拌嘴打架,我們兄妹3人度過了一個又一個戰戰兢兢的日子。我還記得,每當父母打架的時候,兩個妹妹就推著我去勸,常常被父親踢上幾腳,腿上留下不少“烏疙瘩”。

那時候農村採取記工分制,全勞力男子全天記10分,全勞力婦女全天記8分,生產隊則根據工分分配勞動果實。為了生計,母親接過父親的鋤頭參加勞動,由於初來乍到的原因,生產隊長隻給她記6分,母親雖有怨言但也無可奈何。勞作回家后,我們兄妹3人也成了母親的“出氣筒”。好在不久,父親落實政策到小井溝煤礦當了“工人”(當“工人”在我老家有特殊含義,是國家干部的代名詞,當然這是村民的誤解),我家在村裡才抬起頭,有了較高的“地位”,有的社員對我們多了嫉羨。要知道那個時候當“工人”是件非常榮耀的事,畢竟是“工人老大哥”,吃的是“商品糧”,說話、走路都非常神氣,而當時能夠吃“商品糧”的人非常少。有的社員說:除非祖墳冒青煙,才能修來當“工人”的福。其實,我父親能當“工人”,全靠鄧小平第三次復出后整治軍隊創造的機會。

父親參加工作后,我主動請纓,接過父親的鋤頭參加勞動。我那時記的工分是3分,和同齡孩子享受同等待遇,我的兩個妹妹記2分,我們第一次有了“主人”的感受。盡管我們全家都參加勞動,但分的糧食還是不夠吃,因為那個時候我們處在長身體的關鍵時期,好在我們家有“工人”父親的“贊助”,填飽肚子基本上沒有問題。我記得我一個人就可以干掉兩大碗包谷湯圓,還有一個人吃掉8兩面條的“輝煌歷史”和“光榮記錄”。所以在那艱難的歲月,我們過得比普通農民好一點。

印象最深的是,在我和“農民伯伯”勞動的間歇裡,他們給我講的英雄故事,講得最多的是岳飛、張飛、薛仁貴,這激發了我對文學的興趣,也為后來我的文學創作打下了基礎。當然,有的大人也講些“黃段子”,比如,傻兒子不知道怎樣圓房,媳婦怎樣啟發式教育等等。我母親就責怪這些農村漢子,不該向孩子灌輸“資產階級腐朽思想”……

再后來,我母親到村上當民辦教師,我們家的生活條件更好了。

全家吃上“商品糧”

也許應了人們說的“祖墳冒青煙”的緣故,1979年我家喜事連連。先是父親調到原廣安縣檢察院工作,接著是我考上廣安師范校,最后是母親和兩個妹妹“農轉非”,成了吃“商品糧”的人,那個時候在鄉村可是非常了不得的事。

那年,留給我們全家的記憶的確是非常深刻的。先說吃“商品糧”的事吧。我父親平時沒有閑著,有空就和戰友分析時局,當從報紙上和廣播裡得知鄧小平復出,他們高興極了,這群文革的“棄兒”知道,落實復退軍人的問題不會太遠了。果然,好消息一個接一個,到了1979年底1980年初,國家落實政策,解決了一批復退軍人的問題,我父親恰好就在其中。根據當時的政策,我母親和兩個妹妹均獲得吃“商品糧”的資格,唯獨我因為滿了18歲而被拒之門外。當然,我考上師范校也成了“城裡人”,用不著為身份犯愁,父親也不用太費心為我爭取資格。我的兩個妹妹吃上了“商品糧”,自然非常高興,以至於讀書“磨洋工”,學習成績直線下降,沒有考上學校。1980年,兩個妹妹都當上了“工人”,一個到南充棉紡廠工作,一個到供銷社工作。唯有遺憾的是我母親,她是隨軍家屬,以前在部隊因為帶孩子沒有工作,所以到了地方也沒安排工作,隻成了吃“商品糧”的居民。父親為了安排母親的正式工作也曾努力過,但一無所獲。好在母親是民辦教師,也算得上有一份體面的工作。可惜,后來她挺不住在鄉下教書的日子,進城不久,就在民辦教師全部轉為公辦教師的改革中失業了。那時,母親變得郁郁寡歡,似乎沒有工作就成了家庭的累贅。無所事事的她閑不住,就和父親單位同事“農轉非”的家屬一道找地方種菜。2007年9月,她在種菜回家的路上,被一輛飛奔而來的摩托車撞倒,送到醫院搶救。然而不久,她帶著“我沒工作”的深深遺憾離開了人世,留給家人難以磨滅的痛。

再說我讀書的事吧。本應讀小學三年級的我,因為老家的小學當時沒有三年級,我就“回爐”從小學一年級讀起。那時候,中國出了個張鐵生,“不學ABC,照樣干革命”。受大氣候的影響,自然,我沒能接受到良好的小學和中學教育。好在是“革命軍人后代”,我和妹妹都被推薦上了高中,令許多同齡學子嫉妒。

1977年,在鄧小平的批示下,國家恢復高考制度,父親鼓勵我去參加考試,還在讀高一的我拒絕了。1978年,我參加文科高考榜上無名。父親和在花橋中學教英語的張懷英老師鼓勵我不要灰心,復習后繼續考。聽從勸導,是年9月,我進了花橋中學理科快班復習,搞不懂"ABC"和磁場的我,通過在書店工作的幺姨,買到了一套“數理化自學叢書”。靠著這套書,我發揚“頭懸梁、錐刺股”的精神,一個人躲在竹林裡、草叢中苦讀,熱了就用帕子擦擦汗,冷了就站起來跺跺腳,硬是從初一理科補起,一頁一頁讀完了全套書。當然,其中有很多內容是囫圇吞棗、死記硬背。

1979年,國家開始實行中專考試和高考分離制度,為保險起見,父親和張懷英老師勸我考中專。為了更保險,父親勸我報師范校。於是,我以高出錄取線22分的成績被廣安師范學校(以下簡稱廣師校)錄取。記得“揭榜”那天,父親特地請了假,和我連夜從徐花高橋村秘密前往花橋中學領錄取通知書。領到后,我和父親又連夜趕回老家,趕在政審前去村干部那裡求情。因為那時候我在村裡表現不是很好,常常和村裡的孩子打架、偷菜,父親怕政審時有人“整”我,才迫不得已如此。事實上,父親多慮了,當得知我成了“秀才”后,村裡人都很高興,畢竟,這個村解放以來,還沒出個“秀才”,我不僅為家人爭了氣,也為村裡人爭了氣。社員群眾為祝賀我成為“秀才”,紛紛請我吃飯,以至於我不得不安排好“吃飯日程”。帶著鄉親們的囑托,我進了廣師校,進校后因特別酷愛文學,閱讀了大量文學作品,打算走文藝創作道路。可中師畢業后,我被分配到老家最偏僻的村任教,條件艱苦,隻能手持教鞭做做文學夢罷了。后來,我先后到大龍初級中學、金廣小學任教。再后來托鄧小平的福,根據殘疾軍人可以安排一個子女留在身邊的政策,經過召開家庭會議討論,形成了把我留在父母身邊的“決議”,我終於結束了流浪生涯,調到廣安縣殘疾人聯合會工作。

全家分享改革成果

我家先后搬了三次。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我們住在與廣安縣法院在厚街合伙修的公房內,一室一廳一廚一衛。第一次在城裡有了自己的家,雖然小,但能遮風避雨,全家人的高興勁自然不用言表。父親將房屋調整后,基本上滿足了一家5口人的住宿問題。八十年代后期,改革開放加速推進,經濟形勢越來越好,廣安也加快了建設的步伐,父親在廣安縣北街分得一套商品房,三室一廳的房子,我們全家人都有獨自的空間。此時,我已結婚生子,妻子也在單位分得了福利房。

進入90年代,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后,我們賣掉北街的房子,在城北建新街分到一套集資房,140多平方米。房子越來越大,大家的心情也就越來越舒暢。我的兩個妹妹下崗后自謀職業,同時辦理了社保,解決了后顧之憂。我在1994年考進廣安縣檢察院,工作之余辛勤地“爬格子”,努力實現創作夢。

父親對分享到的改革成果較為滿意,先是獲得殘疾軍人補助金,后來因1949年參加工作的原因在2012年獲得困難補助金。這個打過仗、負過傷,為地方發展做過貢獻的老人,時常教育子女要懂得感恩。

閑暇之余,父親就填詞作詩感恩鄧公,其得意之作是“國難民貧風雨愁,冤假錯案急待糾。光明磊落無私畏,正本清源譽全球。”“資職特權疾成結,吐故納新滯停歇。斷然廢黜終身制,小平風范人中杰。”

(責編:樂意、秦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