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家在協興鎮春堡山旁邊的萬春橋對面，與鄧小平居住的鄧家院子相距一裡多路。聽祖母講，那時協興鎮上最有名望的就是賢娃爾（家人與鄉友對鄧小平小時候的稱呼）的父親鄧紹昌一家，賢娃爾比我祖母小九歲，小時候既聰明伶俐，又有些頑皮，我祖母曾看到賢娃爾兩手撐地、兩腳朝天倒立在地上能行走一二十米遠……我作為小平的家鄉人，回顧走過的風雨春秋，一種懷念之情、感恩之心不禁油然而生……
小平的落與起，伴隨著我動蕩的學生時代
1966年5月16日，象征“文化大革命”全面展開的綱領性文件《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正式頒布，第二天我剛好滿七周歲。9月份，隨著劉少奇、鄧小平等一大批“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被打倒，我開始上小學。那些年月，我們上課很少，即使上課也主要是學毛主席的語錄、詩詞（背誦與默寫）。開會很多，什麼批判會、斗爭會、對“五類”分子宣判大會、憶苦思甜大會、辯論會，我們還跟著大人一起去散發五顏六色的派性宣傳傳單，傍晚在街上的電燈杆下用手提話筒（沒有擴音設備）進行接力宣傳，還提著漿糊桶協助大人在牆壁上貼大字報。周末，戴上“紅小兵”臂章，去市場上捉拿私下販賣國家管控的“二類物資”（如花生、雞蛋等）的農民，並將他們扭送到“市管會”（類似現在的工商局）。我們還跳過“忠字舞”、繡過“向日葵”，佩戴語錄牌、毛主席像章，搞過“早請示、晚匯報”……1967年初，由於紅衛兵的全國大串聯，學校就全面處於“停課鬧革命”的狀態，隨著“文攻武衛”的升級，“造反派”與“保皇派”的武斗一直持續到1969年底，后來開始回收兩派的武器，“工宣隊”“農宣隊”進駐學校。
1975年寒假，我初中畢業，當年1月，周恩來總理因患晚期膀胱癌住院，毛主席為穩定國內形勢，重新起用鄧小平主持國務院工作。他提出把發展經濟放在首要的戰略地位，力圖將全國的政治經濟生活重新納入正常軌道。當年9月，高中招生由春季重新改為秋季招生，我在廣安二中憑推薦上了高中。開始兩個月還比較正規，那時全國各級各類學校已由“停課鬧革命”改為“復課鬧革命”，教育戰線已由“反對資產階級學術權威”“反對白專道路”向提倡“又紅又專”方向轉化。但到了1975年10月，毛主席病重，“四人幫”向毛主席反映鄧小平反對“以階級斗爭為綱”，妄圖“翻案”。最后促使毛主席於11月3日作出決定：“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鄧小平第三次被打倒。從此我們又進入文革的第三大政治運動。大量的政治學習內容仍是《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志社論以及署名“梁效”（北大、清華“兩校”的諧音）的評論員文章……物理課改為“工業基礎課”、化學課改為“農業基礎課”、體育課改為“軍事體育課”，簡稱“學工、學農、學軍”，學校團委安排我們每周一、三傍晚去西溪河小學旁邊的幾個生產隊為農民辦“政治夜校”，給他們讀報刊、雜志、宣講時事政治，教唱革命歌曲……
小平第三次復出，恩澤惠及我的人生
1977年7月，高中畢業的我響應“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號召，到協興區金廣公社一隊當知青。我們這一屆高中生幸運的是鄧小平同志在1977年7月第三次復出，並出任分管教育、科技的副總理，其恩澤惠及我的人生。我下鄉剛三個多月，10月21日，全國各大媒體就公布了當年恢復高考的消息。頓時全國人民奔走相告，特別是正在上山下鄉的千百萬知青終於盼來了希望。在十年文革期間青少年都是靠“自願報名、群眾推薦、領導批准、學校復審”的模式上大學（稱為“工農兵”學員），現在終於又回到了公平、公正的全國統考模式上來了。但我作為從小學到高中都處於動蕩年代的高七七級學生來說，心中很忐忑，因為讀書那些年基本上沒學到過系統的文化知識，特別是數、理、化及英語，所以當年隻抱著去試一試的態度，感受一下考大學的氛圍。當時教育部估算1977年全國報考人數要超過一千萬，印試卷的紙張很吃緊。一些高校領導及專家為了穩妥，建議延緩到1978年秋季舉行高考。但更多學者及專家提出培養人才刻不容緩，已耽誤了十年……最后鄧小平果斷決定，當年一定恢復高考，紙張不夠，《毛選》第五卷緩印，保証當年高考試卷的印制。1977年12月10日上午，我在廣安縣新平路小學參加高考，由於考生太多，縣城所有中、小學及各區中學均做考場，並且是兩人一桌。我以總分196分（190分的大專線）考上了原南充地區師范校高師物理專科班（當年四川省平均每50個考生考一個）。我們廣安二中六個應屆班考了本科3個，專科3個。
入學是1978年的春季（4月初）。記得開課的第一天，班上全體同學開座談會，我抬眼一看，絕大部分是些老哥哥，並且隻有1個女生（她下午就要求調到另一個有2個女生的班），許多師兄是老三屆（高中六六、六七、六八屆）的學生，最大的是高六三屆的，后來才知道我們班40個清一色的男同學，平均年齡28歲，我及另外4個最小的19歲多一點。在座談發言時，許多同學無不感慨地介紹自己來上學前正在當著石匠、木匠、理發匠、殺豬匠、裁縫、代課老師、電器修理師、庄稼漢……有的同學還有多達三個小孩，生活充滿了艱辛與磨難。給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閬中的一個老大哥，名叫苟文儉，當時從相貌上看就接近40歲了，他談了自己以前的經歷，為了珍惜這來之不易的學習機會，將自己逼上梁山，不留后路，他說在高師班這兩年的專科學習時間裡，要達到四年制的本科水平……當時我們幾個小青年被這些老大哥的精神深深地感動，被他們那種歷經歲月磨難，青春被蹉跎荒廢而爆發出的拼搏精神所激勵。
在南充讀書那兩年，除了緊張的專業學習給我們打下了堅實的專業基礎外，更多的是讓我們感受到改革的新氣象：《祝酒歌》《邊疆的泉水清又純》《再過二十年我們來相會》等十大金曲每天在五星花園電影院大門前響起﹔文革時期禁播的《永不消失的電波》《劉三姐》《追捕》《流浪者》等影片開播和新引進外國影片的熱播﹔升鐘水庫巨型規劃圖的展示﹔學校食堂每周吃兩次肉到每周吃三次肉，再到由桌席改為憑飯菜票自由購買等生活的改善與豐富……時時處處無不彰顯出小平同志倡導的改革開放政策給社會帶來的日新月異的變化。
1980年4月，差點21歲的我被分回到母校廣安二中任教。由於一位女教師生小孩，另一位代課教師回縣教研室上班，全校初中兩個年級七個班的物理課由我一人承擔，這對於還僅是一名見習教師的我來說，無論是精力還是經驗都是莫大的考驗與挑戰，並且當時的廣安二中幾乎沒有實驗室，偶爾能做的幾個極簡單的實驗都是在室外乒乓球台上進行……更令人沮喪的是，當年高考，廣安二中專科以上一個都沒考上。“廣二中”被坊間戲稱為“光二中”，縣城理發師傅隻要給認識的廣二中教師理發就調侃說：刮個光頭嘛！那時我就暗自思忖：李先林、李先林！“你”就“先”從“零”做起，一定要為母校爭口氣……
1980年秋季新學期開始，學校在吳文經、李致遠等新班子的帶領下，加強內部管理，調整人員分工，讓教學業務精、能力強的談廷孝同志分管教學工作，全校教師忍辱負重、知恥而后勇，一步一步往前走，一年一年向上升。特別是1983年10月1日鄧小平提出“教育要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要求后，學校教學質量逐步提高，加上廣安二中位於城中的區位優勢，大量機關干部的子女紛紛到廣安二中就讀，縣上領導也對廣安二中大力扶持，學校的硬件建設，如新的教學樓、實驗樓、學生宿舍等拔地而起。新的物理實驗室，我第一個帶學生做分組實驗﹔新的階梯教室，我第一個給全年級學生作物理競賽講座……那些年，無論是教師的敬業精神、學生的學習風氣、社會對廣安二中的評價、學校生源質量，都是一年勝過一年。
1993年8月，為了加快小平家鄉的建設，國務院批准成立廣安地區，1995年6月廣安地區教委將我從廣安二中調到剛組建的廣安友誼中學擔任教務主任，讓我再一次從“零”做起，經過十年艱辛的創業與拼搏，友誼中學成為全省一流高完中。2005年4月，市委將我調往國家級示范高完中鄰水中學任校長。2012年1月，在我的主動要求下，調我到廣安市政協任常委、學習文史委主任，使我過上了幸福美滿的“激情工作，健康生活”的好日子。
回顧已經走過的五十多年春秋，我切身體會到，個人的命運與整個國家和社會的命運分不開。就我本人而言，更是與我的好老鄉小平同志迭宕起伏的命運緊密相連。回想起自己這前半身的經歷，不由得從內心深處一次又一次地涌出一片深情：懷念您，我的好老鄉﹔感謝您，永遠的小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