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四人幫”使國家和人民陷入深重災難，選拔培養人才的考試制度被他們徹底否定。其間，剛剛復出的鄧小平奮起斗爭，抵制其種種倒行逆施，力主恢復考試制度及其他正確的政策措施，結果再次被打倒。“四人幫”被粉碎后，國家已陷入人才危機，再次復出的鄧小平立即決定，恢復高考，選拔培養現代化建設的急需人才。鄧小平力主的考試制度和恢復高考政策，恩澤惠及我的人生。
“四人幫”廢除考試制度
1966年春，我在廣安一中上初一，眼見高三和初三的學長們沒日沒夜加緊復習，備戰高考和中考。聽說有“尖子”學兄宣稱“非北大清華不讀”，對其遠大志向和優異學業，我既欽佩又羨慕。5月份“文革”風暴突起，課雖還在上，但有時下午就學文件或開批判會了。臨近7月，上面突然宣布高考、中考全部取消，這令全社會和所有學生非常震驚，高三的學生更是欲哭無淚，那些有把握考上名牌大學的學兄學姐們則猶如跌入萬丈深淵，想死的心都有。
當時“四人幫”得勢，考試制度被作為“四舊”，首當其沖受到沖擊。其謬論是：高等學校招生考試辦法“基本上沒有跳出資產階級考試制度的框框”，因此，“必須徹底改革”,於是高考、中考都被取消。
隨后，“文革”動亂愈演愈烈，全國所有學校全部停課，就這樣，這場浩劫活生生掐斷了我們這代人的學習生活。1969年秋天，剛滿16周歲的我作為“知識青年”，到農村插隊落戶，接受“再教育”。農村生活艱苦，對於在城市長大的我無異於脫胎換骨。我抱定認認真真“滾一身泥巴，煉一顆紅心”的決心，誠懇地向貧下中農學習，不怕吃苦受累，勤奮出工出力。看著我，社員們都說：“簡直看不出你是個‘知青’了。”我說：“臉晒黑了，心煉紅了。”咬牙堅持著，可心裡並不平靜：這“再教育”何時是個頭呢？總不能一輩子就這樣用最原始的方法修理地球吧？
1971年，各級學校開始復課，恢復招生，不過都實行推薦上學的招生制度。這種以“推薦”取代“考試”的招生制度，不僅極大地影響了教學質量，耽誤了人才培養，而且嚴重損害了社會公平秩序。所謂“群眾推薦、領導批准”，事實上成為“走后門、拉關系”的同義語，誰能上學完全看出身、憑門路、依權勢，所以，這種招生制度群眾怨聲載道。
從那時起，原廣安縣的大學、中專招生完全按照所謂“推薦選拔”方式進行，像我這樣非貧下中農家庭出身的人雖然表現很好，卻根本沒有希望。剛下鄉時的熱情逐漸消退，我如霧海迷船，找不到方向，看不到希望，迷惘，苦悶，度日如年……
1973年文化考試風波
1973年初聽到消息：鄧小平復出了，試圖努力恢復用考試選拔人才的制度。在他主持下，對兩年前開始實行的推薦選拔招生規定進行修訂，增加了文化考試。當時廣安縣規定，大學、中專招生在各公社按較多名額推薦的基礎上，進行政治、語文、數學三科書面文化考試，擇優錄取。這樣一來，推薦名額大大放寬，以前單純推薦根本毫無希望的我也進入被推薦之列，可以報考中師。
於是我認真復習自學，准備迎考。我在初中隻學了一年就因“文革”停課，初中大部分內容沒學，必須在這三個多月通過自學惡補。“文革”中新版課本精簡成了“壓縮餅干”，且毫無系統性，根本不能自學，於是想方設法借來老課本，埋頭自學鑽研。遇到實在不懂的，就跑幾裡路向讀過高中的知青伙伴請教。怕貧下中農說我表現不好，所以白天得出工干活，隻有下雨天和晚上才是學習時間。煤油燈下，常自學到深夜。記得當時曾胡謅過幾句詩：“夜風竹葉瑟瑟，啾啾虫鳴作伴，犬吠聲遠人睡熟，伏案燈下攻讀……”自己平時愛看書報，語文、政治方面有相當自信，而數學方面差距就太大了。可“世上無難事，隻怕有心人”，自己都驚異於自己的學習效率：短短三個多月工余時間的自學，初中數學代數部分內容基本攻克，幾何部分已自學到可解直角三角形。
考試是在6月的一天，考場設在當時的廣一中和師范校，全縣報考大中專的考生共一千多人。考場紀律十分嚴格，到處戒備森嚴，還有很多公安干警值勤。記得語文考試作文題目是“一堂生動的階級教育課”，我編了一個與階級敵人作斗爭的故事，自認為記敘描寫生動形象，估計能得高分。數學考的都是基礎性內容，題目卻較靈活，有兩道題自學完全沒涉及到，我冥思苦想，運用已掌握知識迂回解決問題，最終也做出了答案。估計自己在中考考生中應是名列前茅，幾天后又聽說閱卷完畢，擇優錄取名額已按各公社排定，我放心了，仍回鄉干活，等待錄取通知書。
然而，正義的事業決不會一帆風順，小平同志恢復考試制度，為國家選拔培養人才的良苦用心，卻被“四人幫”一伙視作眼中釘肉中刺，欲將其置之死地而后快。剛好，他們又找到了需要的“典型”：遼寧省有個叫張鐵生的知青，參加大學招生考試，基本上交了白卷，卻在試卷背面寫了“給尊敬的領導的一封信”，訴說自己“不忍心放棄生產”而復習，才考得不好，“希望……加以考慮為盼！”“四人幫”一伙對張鐵生交白卷的行為贊不絕口，江青稱贊張鐵生“真了不起，是個英雄，他敢反潮流”。8月10日，《人民日報》轉載張鐵生的信，另加編者按：“這封信提出了教育戰線上兩條路線、兩種思想斗爭的一個重要問題，確實發人深思。”《紅旗》雜志也轉載並發表評論，說搞文化考試是“舊高考制度的復辟”，“資產階級向無產階級反扑”。隨后，“四人幫”掀起“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搞得全國烏煙瘴氣，鄧小平又一次被打倒。
在“四人幫”授意下，全國各地紛紛尋找張鐵生式的“反潮流英雄”。廣安也將本已排定的大學中專錄取名單作了調整，我因此深受其害，我的名額被一個“割資本主義尾巴”有功的張鐵生式的“反潮流英雄”佔去。后來得知，一個考生文化考試一塌糊涂，卻因舉報生產隊偷劃田坎到戶而被樹成了“張鐵生式的人物”，必須錄取。這個人要上就必須有人要下，在調整的部分錄取名單內，其他人家庭出生和政治面貌比我好，於是“理所當然”我被下掉。我實在想不通，暗暗落淚。當教師的父親看我傷心不過，放下從不求人的架子，去找他一個已當領導的學生。經指點，父親向縣領導寫了一封信，申訴我在農村的表現和考試成績。又經那位學生斡旋，我才被縣師范校作為備取生錄取。
1977年恢復考試制度
1976年10月“四人幫”被粉碎，“文革”結束，可這時人才匱乏已成為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嚴重問題。1977年8月4日，鄧小平同志主持召開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當場決斷：推遲招生，今年就恢復高考。這個決策，是“文化大革命”后科教領域撥亂反正的開端，也是實行全面撥亂反正的突破口，具有重要意義和深遠的影響。
可是，由於“左”的思想還束縛著頭腦，教育部有些領導卻瞻前顧后，怕犯錯誤，具體工作停滯不前。關鍵時刻，小平同志嚴肅地提出:“教育部不要成為阻力。贊成中央方針的，就干﹔不贊成的，就改行！”他的話擲地有聲，幾天后，《關於1977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制定了出來，規定高校招生恢復“統一考試，擇優錄取”的招生制度。此消息一出，全國上下群情激昂，我們這些“老三屆”的學生更是激動得熱淚盈眶，欣喜若狂。
已教書兩年的我本來也和妹妹一道認真復習，准備應考，可其時妻子已經懷孕，經濟上根本無法應付，我不得不遺憾地放棄。這年的高考推遲到了年末。聽參加考試的妹妹回來說，廣安縣有兩三千人參考，大多數是下鄉知青和回鄉知青，其他在職人員也有一定比例。由於對考生年齡、婚否等方面的限制放得很寬，出現了師生同考、夫妻同考的稀奇現象。考場設在當時的廣一中、廣二中及城內各小學。由於考生太多，做不到單人單桌，而是每個考室50人，每桌2人。考試分文理科，考試科目略有不同，都考政治、語文、數學，然后文科考歷史、地理，理科考物理、化學，考試時間兩天半。后來，妹妹以優秀成績考上了西南師范學院。
對高考考場，我一直魂牽夢繞。幸好，按照鄧小平教育改革方針，1979年國家又恢復了高校函授教育。我報名參加考試，取得優異成績，當時廣福區十個公社五十幾位教師報考，我的成績遙遙領先，后來僅錄取我一人。一面認真教書，一面刻苦攻讀，四年的學習使我充實了許多。同時，我注意鑽研教育教學理論和方法，取得了較好的工作業績，業務論文在各專業報刊發表逾百篇，一些著述也陸續出版，多項教科研成果獲縣、市、省政府獎勵，我也被評為了四川省特級教師。我深知，沒有小平同志，就沒有像我這樣的人的今天。
“教育是一個民族最根本的事業”，小平同志恢復考試制度的英明決策，及時地為各行各業培養出急需的大批承前啟后、繼往開來的專業人才和知識精英。從我們廣安來看，1977年和1978年高考的大學生畢業回到廣安后，基本上都逐漸成為各行各業的領軍人物或工作骨干，為家鄉的改革開放和建設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做出了突出貢獻。
敬愛的小平同志，歷史將永遠銘記您決策恢復考試制度的貢獻，您的歷史功績，光耀千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