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軍戰歌：抗戰文藝的時代回響

遙想70年前抗戰的烽火硝煙，那一幕幕生動鮮活、砥礪斗志的抗戰戲劇感染鼓舞了多少優秀的中華兒女前赴后繼、浴血殺敵﹔那一首首動人心魄、催人奮進的抗戰歌曲打開了多少中國人焦渴彷徨的心扉，在尋求覺悟奮進者的腦際縈繞徘徊。70年后，那些為當年的抗戰軍民耳熟能詳，如今已成經典的抗戰文藝作品，穿越了漫長幽深的歷史隧道，被新一代革命軍人飽蘸深情地追憶、滿腔豪情地唱響。其間所傳遞出的豐厚的歷史信息和濃烈的戰斗精神仍然令人血脈僨張，激情澎湃。這就是文藝的魅力，這就是文化的力量。

今天，我們邀請四位文藝老兵回顧抗戰文藝的輝煌來路，暢談軍旅文藝的使命擔當。從抗戰文藝到強軍戰歌，嬗變的是形式，永駐的是軍魂，強軍興軍的偉大征程需要先進軍事文化的支撐。優秀的軍旅文藝作品要見精神、有風骨，接地氣，如此才有可能成為流布四方的經典，長久地駐留在人民和廣大官兵心間。

胡可：戲劇是另一種戰斗

胡可：劇作家

“作為抗日戰爭的親歷者，我深深感到，廣大勞動人民是抗日戰爭偉大力量的源泉。1942年，毛澤東同志提出‘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1979年，鄧小平同志提出‘人民是文藝工作者的母親’﹔2014年，習近平同志針對當前文藝的現實情況，強調提出我們的文藝工作和文藝創作應以人民為中心。這是我們文藝觀的核心，是我們的根本信念。”九旬高齡的胡可精神矍鑠。這位經歷過抗戰炮火洗禮的老藝術家為記者梳理抗戰戲劇的來龍去脈時如數家珍：

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是針對當時許多文藝工作者對服務對象勞動人民不熟、不懂這一矛盾，提出了文藝為工農兵服務、文藝工作者與工農兵相結合的主張。抗日戰爭中這個問題的解決，使“五四”以來的進步文藝出現了新的面貌，開始了文藝為人民服務的新時代。就我國戲劇的發展來說，抗日戰爭中最大的收獲是：

一、由於服務對象的明確和文藝工作者的深入生活，勞動人民的藝術形象開始登上戲劇舞台，開始成為戲劇的主人公，從而開啟了“人民戲劇”的嶄新時代。

二、在“為工農兵服務”方向的指引下，廣大戲劇工作者對群眾的欣賞習慣更為關注。戲劇工作者和音樂工作者相結合，從創作秧歌劇起步，進而創作出了以《白毛女》為代表的一批深受群眾歡迎的歌劇，促進了我國民族新歌劇的誕生。

三、我國戲曲源遠流長，“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因其含有封建思想的糟粕而受到批評和排斥。抗日戰爭期間為了發動群眾的需要，開始利用戲曲形式“舊瓶裝新酒” ，進而選演鼓舞斗志的花木蘭故事、岳飛抗金故事的戲曲。隨著《講話》精神的貫徹，戲劇工作者創作演出了《水滸》故事中的《逼上梁山》 《三打祝家庄》等新編歷史京劇，以及以戲曲形式反映現實生活的《血淚仇》等地方戲曲，進而推動了對戲曲的改革。

回想當年，抗戰初期還是話劇一統天下。到了抗戰后期及至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戲劇已經形成了話劇、歌劇和改革中的戲曲三足鼎立的格局。

在抗戰全面爆發后的敵后戰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繼承了紅軍的傳統，十分重視用文藝的手段發動群眾。一批現成的救亡戲劇，曾是最初用以發動群眾的劇目。隨著敵后斗爭形勢的迅猛發展，在豐富的現實生活面前，一些有文學功底的同志開始用戲劇的形式來反映現實斗爭，為戲劇團體提供演出劇目。這些同志也就成為敵后抗日根據地最早的劇作家，如延安的王震之、冀中的王林、晉察冀的劉蕭蕪、山東的虞棘等。

當年的敵后抗日根據地，文化活動是非常活躍的。就晉察冀根據地來說，軍區和各軍分區都建有劇社，群眾團體系統則有群眾劇社，抗大二分校有文工團。1939年，西北戰地服務團來到前方， 120師戰斗劇社隨部隊來到前方，華北聯大文工團隨華北聯大來到晉察冀根據地，這些文藝團體曾以“藝術節”名義多次舉行匯演。華北聯大文藝學院對晉察冀根據地的文藝活動包括戲劇活動影響極大，當時各分區劇社多整隊入學接受培訓。1940年，在華北聯大文藝學院的帶動下，聯大文工團、西北戰地服務團和軍區抗敵劇社聯合演出了根據高爾基的小說改編的話劇《母親》。觀眾場場爆滿，全體演職人員受到聶榮臻司令員的親切接見。敵后抗日根據地戲劇活動的盛況，堪稱“戲劇史上的奇觀”。可惜限於物質條件，除了《母親》的演出有沙飛同志拍攝的幾幅劇照外，竟沒有多少資料留存下來。

當年敵后戰場戲劇活動的另一特色是“對敵政治攻勢” ，即在我武裝掩護下深入敵佔區，秘密為敵佔區老百姓演出。戲劇小分隊的演員們身上揣著手榴彈，以不怕流血犧牲的意志，把演戲視為另一種戰斗。幾次“對敵政治攻勢”都起到瓦解敵偽軍、鼓舞敵佔區人民的效果，而我的幾位戰友就犧牲在“對敵政治攻勢”當中。將戲劇演出與對敵斗爭緊密結合，成為我國戲劇史上獨具特色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