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中央指示，將中央機關編成兩個縱隊。第一縱隊，又名“紅星縱隊”，是首腦機關，也是總指揮部。博古、洛甫、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李德，還有其他負責同志，都編在這個縱隊。鄧穎超、康克清以及電台、干部團也編在這個縱隊。……干部團人數雖不多，但戰斗力強，實際上是首腦機關的警衛部隊，在長征中起過很大的作用。……
第二縱隊，又名“紅章縱隊”，由黨中央機關、政府機關、后勤部隊、衛生部門、總工會、青年團、擔架隊等組成，約有一萬多人。中央任命我為第二縱隊司令員兼政委，鄧發為副司令員兼副政委。……李富春是總政治部代主任，也在第二縱隊。第二縱隊司令部有四個女同志隨軍行動，她們是蔡暢、陳惠清（鄧發夫人）、劉群先（博古夫人）、阿金（金維映）。司令部下面還有幾個單位：一、干部團，或干部連（也叫工作隊），約有一百多人，李堅貞是指導員。這個干部團不是打仗的，是做地方工作和安排傷病員的。二、干部休養隊，也有一百多人，徐老（特立）、謝老（覺哉）等都在休養隊。他們不擔任工作，隻要身體好，能隨軍走就行。三、警衛營（營長姚）。四、教導師（師長張建武），擔任后衛，約五千人。……配屬第二縱隊領導的還有一百多名地方干部，他們對政權建設有經驗，准備去新區建立政權。……此外，還有運輸隊，挑夫很多，任務很重。黨中央機關的文件、資料之類的東西不多，但中央政府機關的東西很多。如中央銀行攜帶很多銀元，財政部有大量蘇維埃鈔票，還有銀元，都要挑著走。印票子的石印機也抬著走。軍委后勤部把制造軍火的機器也帶上了，要七八個人才抬得動。每個部幾乎都要抬著機器走。衛生部帶的壇壇罐罐也很多。真是大搬家。……
長征前，干部的去留問題，不是由組織局決定的。屬於省委管的干部，由省委決定報中央﹔黨中央機關、政府、部隊、共青團、總工會等，由各單位的黨團負責人和行政領導決定報中央。……中央政府黨團書記是洛甫，總工會委員長是劉少奇、黨團書記是陳雲，這些單位的留人名單，是分別由他們決定的。……部隊留人由總政治部決定，如鄧小平隨軍長征就是由總政治部決定的。
中央政治局常委決定留下一個領導機關，堅持斗爭，叫中央分局。成員有項英、陳毅、瞿秋白等同志，由項英負責。毛澤覃、賀昌、原江西省蘇維埃主席陳正人等人因博古不同意而未隨隊長征，留下了。
這個賀昌，就是曾和父親一起赴廣西籌備百色起義，在父親遭受錯誤路線打擊時，他又主動把父親調到總政治部工作的那個人。他生於1906年，山西離石縣人，1921年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1923年轉為中共黨員，曾在安源、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從事青年工作和工人運動。1927年參與組織發動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同年被選為中共中央委員。參加過南昌起義和參與研究組織廣州起義。1930年任中共中央北方局書記。1931年到中央革命根據地。1932年任紅軍總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等職務。五次反“圍剿”時負了傷。中央紅軍主力長征后，留在贛南堅持游擊戰爭，1935年3月率所部紅軍兩個營向粵贛邊突圍，在江西會昌與國民黨作戰時英勇犧牲，時年二十九歲。
……
1934年10月，那時蘇區的軍民正在忙著對敵作戰，忙著整點人馬，忙著准備進行戰略轉移。
他們怎麼也沒有想到，這個時間，將成為一個永載史冊的舉世無雙的壯舉的起點。
秋風，已開始蕭瑟﹔山川，也似乎變得肅穆。風卷殘雲，在低空中飛逝而過。在雲之外，便是那蔚藍而又廣漠的天空，沒有邊，沒有底。
古歌有雲，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兩千多年過去了，同是一個寒秋，同是壯士即將遠行，但是，這歌已不再是悲歌，壯士們則更非此去無回。
蘇區的鄉親們含淚送別著親人，淚花中閃爍著呼喚：紅軍，你們可要回來呀！
整裝待發的紅軍戰士，眼眶也早已濕潤，他們在心底裡發誓：瑞金，我們一定要回來！
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紅軍總部從“紅都”瑞金出發。
中央紅軍第一、第三、第五、第八、第九共五個軍團八萬余人，從福建的長汀、寧化和江西南部的瑞金、於都地區分頭啟程。
一個將永載史冊的戰略轉移——長征，就這樣開始了。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