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視嚴重的內敵外患於不見，盲目地認為“中國的革命危機已到了新的尖銳的階段”，錯誤地將第五次反“圍剿”的險惡局勢說成是“爭取蘇維埃中國完全勝利的斗爭”，號稱共產黨現階段的任務是實現“社會主義革命”，認為主要的危險是“右傾機會主義”，要反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調和態度”，繼續實行其宗派主義的對黨內不同意見的過火打擊和斗爭。
五中全會的召開，鞏固了“左”傾的錯誤領導，而“左”傾的錯誤領導，則最終造成了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
1934年春，敵軍以十一個師兵力的強大進攻，佔領了我中央蘇區的北大門，廣昌。這時，李德等人，卻“畏敵如虎，處處設防，節節抵御，不敢舉行本來有利的向敵人后方打擊的進攻，也不敢大膽放手誘敵深入，聚而殲之”，將原先進攻中的冒險主義，一改而為防御中的保守主義，實行“短促突擊”，和敵人打陣地戰，拼消耗。這些極端錯誤的軍事指揮，使得紅軍節節敗退，傷亡慘重。
敵軍在佔領廣昌后，再佔興國、寧都、石城等地。中央蘇區的地域日漸縮小，紅軍力量嚴重削弱。
仗，越打越被動。損失，越來越慘重。而“左”傾錯誤則“主張分兵把口，因而完全處於被動，東堵西擊，窮於應付，以至兵日少而地日蹙。”
此時，毛澤東再提出，紅軍主力應立即向湖南中部挺進，調動敵人至湖南而殲滅之，但此建議又為李德等人拒絕。
經過一年的戰爭，第五次反“圍剿”，終告失敗。
“打破第五次‘圍剿’的希望就最后斷絕，剩下長征一條路了。”這是劉伯承元帥對當時局面的感嘆。
1934年10月，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中央，事前未在廣大干部和群眾中作深入的思想動員，猝然改變依靠根據地的政策，下令紅軍離開中央革命根據地。
李維漢當時任中央組織局主任，他回憶道：“當中央紅軍在廣昌保衛戰失利后，各路敵軍開始向中央蘇區的中心區全面進攻，形勢已對我十分不利。紅軍在內線破敵的可能性已經不存在的時候，1934年7、8月間，博古把我找去，指著地圖對我說：現在中央紅軍要轉移了，到湘西洪江建立新的根據地。你到江西省、粵贛省委去傳達這個精神，讓省委作好轉移的准備，提出帶走和留下的干部名單，報中央組織局。……聽了博古的話，我才知道中央紅軍要轉移了。……
“長征的所有准備工作，不管中央的、地方的、軍事的、非軍事的都是秘密進行的，隻有少數領導人知道，我隻知道其中的個別環節，群眾一般是不知道的。當時我雖然是中央組織局主任，但對紅軍轉移的具體計劃根本不了解。第五次反‘圍剿’的軍事情況，他們也沒有告訴過我。據我所知，長征前中央政治局對這個關系革命成敗的重大戰略問題沒有提出討論。中央紅軍為什麼要退出中央蘇區？當前任務是什麼？要到何處去？始終沒有在干部和廣大指戰員中進行解釋。這些問題雖屬軍事秘密，應當保密，但必要的宣傳動員是應該的。”
當時任紅一方面軍一軍團政治委員的聶榮臻也回憶道：“長征之前，一軍團在福建打了溫坊，奉命回到瑞金待命。我和林彪（一軍團總指揮）提前一天趕到瑞金。周恩來同志找我們單獨談話，說明中央決定紅軍要作戰略轉移，要我們秘密做好准備，但目前又不能向下透露，也沒有說明轉移方向。當時保密紀律很嚴，所以我們也沒有多問。”
要進行戰略大轉移，誰走，誰不走，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李維漢回憶：
我回到瑞金后，開始進行長征的編隊工作。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