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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民主主義是中國共產黨的重要話語，對外能表達黨的政治綱領，對內能明確革命的基本問題，為黨在國共摩擦愈演愈烈的情勢下，贏得了一定的政治主動。新民主主義話語的建構，既是中國共產黨在長期革命實踐中，對未來國家政權不斷思考和實踐的結果，也是國共兩黨抗戰的合作性和矛盾性交互生長的產物。新民主主義在抗日根據地的各種實踐，使根據地人民更深刻地體會到了它的合理性，也加深了外界對於新民主主義的認識。
[關鍵詞]抗戰時期﹔毛澤東﹔新民主主義﹔三民主義﹔話語建構
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最早使用新民主主義概念的是毛澤東。《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的第二章“中國革命”由毛澤東撰寫，這一章出現了新民主主義的提法。（參見《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55頁。）1940年2月，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一文中，再次擴充這個概念的基本內涵，形成了完整的理論表述。至此，新民主主義已不再局限於概念的范疇，幾經闡發，成為中共重要的革命話語。那麼，毛澤東建構這一話語的目的何在？它又經歷了怎樣的建構過程？本文主要以1940年新民主主義話語生成前后為考察時段，對上述問題進行研究。
一、新民主主義話語的生成
在中國近代史上，最早使用新民主主義這一術語的人，是中國社會黨的首領江亢虎。早在《新民主主義論》發表后不久，江亢虎便聲稱中共“盜用”了他的提法，認為自己先於毛澤東19年提出這個概念。然而據學界考察，江亢虎的“新民主主義”，是上世紀20年代初中國社會制度改造說中的一個空想論，是一個具有社會民主主義色彩的改良主義政綱，它與中國共產黨人的新民主主義理論大相徑庭。（參見汪佩偉、李炤曾：《江亢虎的“新民主主義”研究》，《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2期。）
在新民主主義提出之前，毛澤東曾試圖使用新的提法描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如資產階級性質的民主主義革命之類的提法。這些提法，對外無法表達中共的政治訴求，在輿論上容易與國民黨趨同化，難以收到良好的動員效果﹔對內則無法表達現時革命與彼時革命的區別，勢必造成黨內思想的混亂和實踐中的錯誤。盡管這段革命歷史含有新民主主義概念的意指成分，但這並不等於就是新民主主義概念所賦予的事實。
新民主主義的提出，彌補了上述缺陷。它的“新”，主要體現在追求非資本主義的革命前途上。當然，非資本主義的前途與新民主主義還不能完全等同，新民主主義所強調的是由中國共產黨掌握領導權的非資本主義前途。有學者認為，新民主主義話語的生成主要是抗戰時期國共斗爭特殊需要的產物。毛澤東確信隻有提出新民主主義才有助於共產黨爭取領導權的斗爭，才有助於推動中國戰后走上非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參見楊奎鬆：《毛澤東為什麼放棄新民主主義——關於俄國模式的影響問題》，《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4期。）這一觀點，抓住了新民主主義產生的近因，但忽略了中國共產黨在革命前途問題上長期的探索。
（一）抗日戰爭爆發前中國共產黨對國家政權的認識
中國共產黨誕生后，在對國家政權的認識上，一直是和蘇維埃聯系在一起的。黨的一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明確提出：“我們黨承認蘇維埃管理制度，要把工人、農民和士兵組織起來，並以社會革命為自己政策的主要目的。”（中共中央黨校黨史教研室：《中共黨史參考資料》（一），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79頁。）但在大革命時期，國內形勢變幻莫測，中國共產黨根據革命形勢的需要，與國民黨建立了民主聯合戰線，蘇維埃在中國的早期傳播基本中斷。（參見耿顯家：《“蘇維埃”在中國的傳播軌跡考察——基於革命話語角度的分析》，《人文雜志》2013年第11期。）大革命失敗后，蘇維埃問題被重新提了出來，且付諸實踐。1931年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成立，標志著蘇維埃由一種地方工農民主專政的組織形式，上升為一種國家政權組織形式。
然而，蘇維埃建設時期，恰逢法西斯勢力猖獗，這促使中國共產黨不得不轉變策略。在1935年的瓦窯堡會議上，中共中央正式決定把中華蘇維埃工農共和國改變為蘇維埃人民共和國，這一調整使蘇維埃政權的階級基礎更加廣泛，為蘇維埃政權向抗日民主政權的轉變奠定了基礎。面對新的形勢，共產國際及中國共產黨對中國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蘇維埃政權之間的關系也有了新的認識。在共產國際的指導下，中共中央於1936年8月25日通過了《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明確提出：“我們贊助建立全中國統一的民主共和國……在全中國統一的民主共和國建立之時，蘇維埃區域即可成為全中國統一的民主共和國的一個組成部分。”（《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1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83頁。）1936年9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的《中央關於抗日救亡運動的新形勢與民主共和國的決議》，進一步確認了由建立“人民共和國”向建立“民主共和國”口號的轉變，認為這一口號“更能保障抗日戰爭的普遍發動與徹底勝利”。（《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1冊，第95頁。）1937年9月6日，中共再次主動採取措施，把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駐西北辦事處改名為陝甘寧邊區政府，標志著工農蘇維埃政權基本完成了向抗日民主政權的轉變。
（二）三民主義共和國的設想
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根據毛澤東的政治報告通過了《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政治決議案》，指出：“中國的內部環境（以各黨派各階級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力量取得抗戰勝利和建國成功）和國際的條件，都指明在這一歷史階段中既不會是所謂‘一黨專政’的國家制度的建立，也不會是蘇維埃或社會主義國家制度的出現，而將是一個新式的民主共和國，即三民主義的新中華民國。”（《六大以來》（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05頁。）國共長期合作要建立的三民主義共和國，不是蘇維埃也不是社會主義，而是一個求國際地位平等、求政治地位平等、求經濟地位平等的國家。強調三民主義共和國的建國方案，既是中國共產黨基於蘇維埃建設的實踐在認識上發生變化的結果，也是出於抗戰爆發后國共進行合作抗日的考慮。
關於這一點，《決議案》中有明顯表露。它指出：“為了完成中華民族的當前緊急任務，為了順利進行抗日持久戰，就必需國共兩黨長期合作。”為了達成這種長期合作，六中全會正式決定：“不在國民黨中及其軍隊中建立共產黨的秘密組織。”“國共兩黨合作的最好的組織形式是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和三民主義青年團，並將加入國民黨與青年團的共產黨員的名單交給國民黨領導機關，並且不在國民黨及青年團中進行征收共產黨員的活動”。（《六大以來》（上），第1004頁。）
（三）三民主義的論戰與新民主主義的醞釀
毛澤東關於三民主義共和國的設想，旋即面臨嚴峻挑戰。1939年1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確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動方針，決定設置防共委員會，嚴密限制共產黨和一切進步力量的言論和行動。這距離中國共產黨公開提出共同建國的建議僅兩個月，足以說明國民黨是無意合作建國的。如此，三民主義共和國的設想既難以真正地維系統一戰線，又使中國共產黨在表達自己的政治理想方面顯得被動，使毛澤東對原先改造國民黨的設想失去了信心，促使他對中國未來的前途重新作出評估，以尋求一種提法，既能維護統一戰線，又能表達自己的政治主張。
此時，毛澤東思考問題的角度依然局限於三民主義，但較之過去有兩個方面的顯著變化。一是提出了區分真假三民主義的問題。1939年4月26日，《中央為開展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告全黨同志書》提出：“國難已至極嚴重關頭，必須廣泛的動員全國同胞，切切實實的實行三民主義，揭穿漢奸汪精衛輩的假三民主義，為具體實施民族獨立民權自由民生幸福的真三民主義而斗爭。”（《六大以來》（上），第1019頁。）二是開始公開闡釋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區別。1939年12月13日，毛澤東在聽取艾思奇關於准備陝甘寧邊區文代會報告內容的介紹時說：“我認為不提三民主義文化為好，因為三民主義的本質就是民主主義。民主主義有兩派，一派是徹底的民主主義，一派是不徹底的民主主義。以提中華民族的新文化為好，即徹底的民主主義文化。”“邊區的教育方針應該是民主主義的，應該宣傳當前民主主義的任務，同時又宣傳共產主義思想體系。”（《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中卷，第151頁。）
出現上述變化有兩個背景值得注意。第一，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意識到遠東存在慕尼黑陰謀的可能，加上共產國際就這一問題對中國共產黨的提醒，使得中國共產黨迅速告誡全黨，要警惕由資產階級本性所決定的國民黨叛變的必然性。據此，中共一面繼續強調建立三民主義共和國的基本任務，一面已經判斷共產黨在國民黨叛變后拯救時局的可能性。毛澤東明確提出，現在就必須把三民主義照著國民黨一大那樣解釋，使之成為真三民主義，以此與國民黨的假三民主義相對抗，並准備使戰后中國的政治前途迅速按照共產黨的意願發展。第二，1939年4月，葉青創辦《時代思潮》，挑起了三民主義的論戰。僅在1939年，葉青就先后發表了《三民主義的創造性》《三民主義的時代性》等一系列文章，出版了《民生主義真解》《與社會主義者論中國革命》等一系列小冊子。對此，中共方面發表了系列批判文章予以回應，如張聞天的《擁護真三民主義反對假三民主義》、王稼祥的《關於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吳黎平的《葉青的假三民主義就是取消主義》等。三民主義的論戰提出了中國革命的系列重大問題，要求中國共產黨系統闡述對中國革命的基本觀點和看法。葉青聲稱馬克思主義是“以資本主義或資本主義底發達為條件的”，而中國是“初期的資本主義，亦非發達的資本主義”。（葉青：《與社會主義者論中國革命》，時代思潮社1939年版，第18、19頁。）他認為馬克思主義不適合中國，隻有三民主義可以滿足中國現在和將來的一切要求。這實際上提出了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另外，三民主義論戰暴露出中國共產黨使用三民主義旗幟的限制性和被動性，促使其樹立起自己的政治旗幟，畢竟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有著很大差異，“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是偉大而欠精深的一部著作”（《董必武選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0頁。），且由於國民黨內部的分裂或出於種種政治目的，三民主義旗號具有很大混亂性。
1939年6月10日，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干部會議作《反投降提綱》的報告，指出：“代表國民黨寫文章的人包括托派葉青等在內，發表了許多不但反對共產主義，而且也是反對真三民主義的‘紛歧錯雜的思想’，亦即假三民主義或半三民主義的思想，應該加以嚴正的批駁。”（《六大以來》（上），第1037頁。）但批判了人家的主義，自己必須拿出一種主義來，這迫使毛澤東在三民主義之外，尋求另外一種新的提法。此外，批駁假三民主義，還孫中山三民主義的本來內容，闡明共產主義與三民主義的關系，便尤其顯得重要了。
（四）新民主主義話語的生成
1940年，黨領導的軍隊迅速發展，根據地已由陝北一隅擴大到整個華北敵后地區，建立了穩固的發展基礎。加之國共關系的緊張以及國民黨在理論上的進攻，一種新的話語的產生便水到渠成了。1939年12月，《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的第二章，首次提出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概念。毛澤東指出：“現時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已不是舊式的一般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這種革命已經過時了，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我們稱這種革命為新民主主義的革命。”（《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7頁。)關於為什麼會使用新民主主義的提法，毛澤東說：“民主主義為什麼有新民主主義呢？就是因為有一個老民主主義，所以才有新民主主義。”（閆樹聲等主編《陝甘寧邊區史》（抗日戰爭時期中、下篇），西安地圖出版社1993年版，第12—13頁。）這個時候毛澤東還沒有具體系統地形成有關新民主主義與舊民主主義相區別的觀點，但他關於真三民主義與假三民主義，或是新三民主義與舊三民主義的區分，已經顯示出他的新民主主義思想正在形成之中。
1940年1月9日，毛澤東出席陝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作了題為《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的長篇演講。這篇演講，經過修改、補充而成文，於1月15日完稿，2月15日在延安出版的《中國文化》創刊號發表，題目仍為《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2月20日出版的《解放》第98、99期合刊也刊載了這篇文章，題目改為《新民主主義論》。這篇文章提出了關於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的理論，駁斥了頑固派的反共叫囂，回答了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中國共產黨開始放棄與國民黨合作建立三民主義共和國的目標，重提建立民主共和國的口號。不過，中國共產黨對於民主共和國的認識，較之以前有了很大不同。毛澤東宣稱，中國革命必然要走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非資本主義發展道路，所要建立的國家既不同於已經過了時的歐美式的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也不同於蘇聯式的社會主義共和國，它必然是幾個反對帝國主義的階級聯合起來共同專政的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即新民主主義共和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