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新民主主義話語的傳播
（一）解讀、宣傳與教育
1.解讀與宣傳。作為一套新的理論體系，解讀和宣傳是擴大其影響的常規手段。在《新民主主義論》發表后不久，1940年3月4日，毛澤東在陝甘寧邊區黨政聯席會議上講話，指出：“民主主義有三種，英、美、法是老民主主義，即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我們是新民主主義﹔蘇聯是新新民主主義，即無產階級的民主主義。新民主主義是暫時的，過渡的，是一個樓梯，將來還要上樓，和蘇聯一樣。”（《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中卷，第175頁。）這是目前能見的毛澤東對於新民主主義作出解讀的為數不多的資料之一。林伯渠在這次會議上也作了《關於新民主主義政治的階段問題》的長篇報告，報告分為四部分：新民主主義革命中政權的作用與性質﹔國民政府的政權形式與實質﹔新民主主義的具體內容﹔向著新民主主義的方向來爭取陝甘寧邊區的鞏固與發展。（參見閆樹聲等主編《陝甘寧邊區史》（抗日戰爭時期中、下篇），第15頁。）這一報告極為細致地解讀了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理論。這一時期，劉少奇等也撰寫了諸如《論抗日民主政權》等文章來闡釋新民主主義的內涵，並且把新民主主義精神實質的解讀宣傳與抗日民主政權的實踐結合起來。毛澤東提出新民主主義以后，在解讀與宣傳的過程中，也在不斷發現問題，並加以完善。1940年12月13日，毛澤東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在發言中說，他准備寫一篇文章，主要解釋以下內容：說明大資產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之間的區別，過去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第二章中沒有說清楚﹔《新民主主義論》雖說明了各黨各派各階級的聯合專政，但沒有把各黨派聯合專政的方針與具體政策聯系起來。（參見《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中卷，第240頁。）由此可見，毛澤東對於新民主主義的細節問題尚在進一步的觀察與思考中。這種不斷發展的理論品質，是新民主主義能夠擴大影響的重要因素。
另一次大規模的解讀與宣傳是在1941年11月6日的陝甘寧邊區參議會上。毛澤東指出：“參議會的目的，隻有一個，就是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建設新民主主義的中國，也就是革命的三民主義的中國。”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向各位參議員介紹了中共在陝甘寧邊區的各項政策，包括處理階級關系、土地關系、勞資關系等方面的政策。毛澤東強調：“這樣的政策我們叫做新民主主義的政策。這是真正適合現在中國國情的政策。”（《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7、808頁。）這次會議，不再局限於中共黨內的宣傳，而是讓陝甘寧邊區不同階級的人士都對新民主主義有所了解，擴大了新民主主義話語的影響。
2.教育。通過教育手段，擴大新民主主義話語的影響，是比較集中、系統和深刻的一種做法。1940年3月18日，中共中央發布了《關於開展抗日民主地區的國民教育的指示》。《指示》提出：“應該確定國民教育的基本內容為新民主主義的教育，這即是以馬列主義的理論與方法為出發點的關於民族民主革命的教育與科學的教育。”（中共中央黨校黨史教研室：《中共黨史參考資料》（四），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52頁。）由於抗日根據地的國民教育分為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這兩種教育形式，保証了教育對象的覆蓋率，也就保証了新民主主義的宣傳廣度。1941年2月20日，《各抗日根據地文化教育政策討論提綱草案》進一步強調了這一方針：“今后各根據地文化教育事業一般的方針應當根據黨中央所提出的新民主主義的文化。這個方針不僅普遍的適合於各抗日根據地，而且各抗日根據地應當成為新民主主義文化的推動者和模范區域。”《草案》還對新民主主義文化教育的內容作了闡釋：“新民主主義文化的基本內容就是抗日的、民主的、科學的、大眾的，就是發展進步文化的力量，團結一切抗日的，民主的，自由思想的文化力量，反對奴化的、黑暗的、復古的、封建的文化勢力。”﹝3﹞此外，為有效貫徹新民主主義的教育方針，《草案》還明確了教育機會平等、破除宗教迷信、幫助少數民族發展教育文化等具體的新民主主義文化教育政策。新民主主義教育方針、內容和基本政策的確立及實施，既是對新民主主義的一種貫徹，又是對新民主主義的一種宣傳，在貫徹新民主主義教育方針和政策的過程中，擴大了新民主主義話語的影響。
3.接受外界考察。毛澤東提出新民主主義以后，外界存在不少疑惑。為了澄清疑惑，回應質疑，延安根據地接待了一批外國友人深入邊區考察，以此擴大影響。G·斯坦因對中國共產黨及其新民主主義政治制度進行了深入調查，包括與毛澤東談話和實地考查，寫成《紅色中國的挑戰》一書，向外界闡述了新民主主義政策。G·斯坦因在分析了邊區的新民主主義政策和農、工、商各業狀況的基礎上，指出抗日戰爭時期存在著兩個中國，在國際上獲得承認和栽培的國民黨中國旁邊，中國共產黨首創的新民主主義的中國已經被普遍接受。其基本力量不僅來自所擁有的領土、武器和外界供應，更多是來自新民主主義切合了中國人民的需要，解決了他們的基本問題這一事實，而且這種進步的改革制度，已經為中國共產黨及其主要聯合陣線的合作贏得了人民群眾的積極支持。I·愛潑斯坦於1944年到延安現場採訪，並寫成《中國未完成的革命》一書，認為邊區和解放區正在進行一場新式革命，新民主主義在這裡得到了發展。對外界來說，外國友人的實地考察和介紹，相對於中國共產黨的宣傳，更有說服力。
（二）駁斥與爭論
1.黨內關於新民主主義的論爭。新民主主義由中共提出，但並不代表中共內部對其沒有分歧。無論分歧是出於何種目的，這種黨內爭論的方式，對於統一思想，擴大新民主主義在黨內的影響有重要意義。從現有的資料來看，分歧和爭論主要發生在毛澤東與王明之間。1941年10月7日，毛澤東與王稼祥、任弼時同王明談話。王明說：“陝甘寧邊區施政綱領和《新﹝3﹞《各抗日根據地文化教育政策討論提綱草案》，《共產黨人》第15期，1941年2月20日。
民主主義論》是隻要民族資產階級，這不好，應同大資產階級、蔣介石把關系搞好。”他認為，“中央過去的方針是錯誤的，太‘左’了”。（《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中卷，第331頁。）
王明和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問題上的分歧，在王明的回憶錄中也有涉及。《中共五十年》中有這樣一段話：“不管你（指毛澤東——引者注）的主觀願望如何，‘新民主主義’實際上是反列寧主義、反社會主義的理論和行動綱領﹔這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理論和行動綱領，民族資產階級反對中國革命發展的非資本主義，即社會主義前途。”不管王明在說這段話的時候，是否會有夸張或不實的成分，但至少表明當時他與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問題上存在分歧是事實。在這樣一種爭論中，不管王明是否被說服，勢必會加深其他參與爭論的同志對這一問題的認識和理解。
2.國共關於新民主主義的論爭。關於三民主義的論戰，學術界傾向於把其分為前后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1939至1942年，第二階段為1943年后。這種觀點值得商榷。《新民主主義論》發表后，在1940至1942年間，國共圍繞新民主主義發生了一場爭論，學術界對於這場爭論關注不多。因此，關於三民主義的論戰應為三個階段，即關於三民主義的論戰、關於新民主主義的論戰以及關於中國之命運的論戰。從筆者查閱的材料來看，在毛澤東發表《新民主主義論》后不久，國民黨即開始了對新民主主義的攻擊。從1940年開始，《抗戰與文化》《民族文化》《前鋒》《時代精神》等雜志連續發表了系列文章，對新民主主義論進行批判。如賈湘客認為毛澤東所提到的“中國向何處去”以及“我們要建立一個新中國”都是“不成問題的兩個問題”，毛澤東要建立的新中國是“非三民主義的，而是毛澤東過去數年在江西失敗的蘇維埃共和國”，“目前的各種問題，隻有三民主義才能解決”。（賈湘客：《駁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抗戰與文化》1941年第5卷第5期。）周述文則指出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是“舊陰謀新花樣”，毛澤東對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區分“稍加分析便知道這是對三民主義還沒有深刻的認識與理解，否則，就是對三民主義故意曲解”，認為三民主義“在理論上，它比世界上任何一個主義的體系要豐富，內容要正確”，“在實行上，它也比任何一個主義更為適合於中國歷史發展與國情需要”。（周述文：《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前鋒月刊》1941年第5期。）戴日鑣針對毛澤東對新舊三民主義的區分強調：“三民主義從無新舊之分”，“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所解釋的民族、民權、民生三主義，並無不同於向來之三民主義”。（戴日鑣：《論所謂新民主主義》（下），《時代精神》1941年第4卷第6期。）張滌非則著重於毛澤東對近代中國社會性質的論述，指出“毛君對於中國社會的分析完全是信口開河。直到今天，也還沒有懂得中國的全部”，認為毛澤東所說的中國革命分兩步走“完全是一種機械主義和尾巴主義的態度”。（張滌非：《評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抗戰與文化》1940年第4卷第11期。） 譚輔之更夸張地提出“三民主義不完全是中國的土產，也不隻適合於中國，它是世界進化定律的總樞紐，它是從古今中外所有革命的歷史事實歸納出來的”。“三民主義適用於弱小民族，封建獨裁國家，資本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國家”。（譚輔之：《三民主義的中國性與世界性》，《民族文化》1941年第5期。） 呂調陽更是戲謔地認為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無論在內容還是在形式方面都沒有創新，他說：有論者“隻注意到它的那個理論的內容，是學自陳公博，我則發現了它的那件命名為新民主主義的外衣又是抄自江亢虎的”。（呂調陽：《毛澤東新民主主義的來歷》，《抗戰與文化》1941年第6卷第2期。）這些文章從新民主主義的來歷、毛澤東提出新民主主義的目的、新民主主義的內容等多個方面，對新民主主義進行批判，並大肆宣揚三民主義一次革命論，認為隻有三民主義才能救中國。這些文章基於攻擊的需要，以詆毀居多，缺乏對新民主主義學理性的探討。
對於這些批判和攻擊，中國共產黨並沒有急於作出回應，在對外宣傳新民主主義方面略顯沉寂，反而屢次重申對三民主義的擁護態度。1940年7月7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為抗戰三周年紀念對時局宣言》強調：“我們現在重復聲明：在整個抗日戰爭與建立民主共和國的時期內，我們將始終執行三民主義的政策。”1941年1月15日，《解放》周刊發表社論《論抗日根據地的各種政策》，指出：“抗日根據地是以實現抗戰建國綱領與實行三民主義政綱為自己底政治方針的。這一方針是完全正確的，我們以后還是遵循著這一方針前進。”（中共中央黨校黨史教研室：《中共黨史參考資料》（四），第167頁。）出現這種狀況，主要是出於合作抗戰的考慮，不想過於放大國共之間在“主義”問題上的分歧。
此種沉寂，隨著蔣介石《中國之命運》的拋出被打破。1943年6月，共產國際宣告解散，國民黨趁機掀起又一次大規模的反共浪潮，反共氣焰甚囂塵上。這一次，中國共產黨針鋒相對，對國民黨的謬論進行批判。7月8日，中共中央書記處發出《關於中央決定發動宣傳反擊的通知》，指出：“國民黨乘共產國際解散機會，准備以武力進攻陝甘寧邊區，迫我就范。同時發動宣傳攻擊，以造成反共輿論。中央決定發動宣傳反擊，同時准備軍事力量粉碎其可能的進攻。”（《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4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71頁。)這一時期，延安《解放日報》連續發表重要社論，如《抗戰與民主不可分離》《中國共產黨與中華民族》《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等。中國共產黨還發表了大量的文章，如周恩來的《論中國的法西斯主義》、王稼祥的《中國共產黨與中華民族解放的道路》、范文瀾的《誰革命？革誰的命？》等。解放區在掀起批判國民黨高潮的同時，鮮明地打出了自己的旗幟。紀念第32屆雙十節的社論《隻有新民主主義才能救中國》，認為“遵循新民主主義，則中國興，反對新民主主義，則民族可能遭遇新的大災難”。（《隻有新民主主義才能救中國》，《解放日報》1943年10月10日。）盡管國民黨對新民主主義進行了各種詆毀，但中國共產黨對於這些攻擊的回應，則在全社會范圍內，表明了自己的政治觀點和立場，使新民主主義這一話語走出了根據地，得到了最大范圍的傳播。
（三）新民主主義的實踐
對中國社會進行新民主主義的改造，毛澤東採取的是由點及面的路徑設計。1941年5月8日，毛澤東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談到現在陝甘寧邊區和華北、華中各抗日根據地的社會已經是新民主主義的，“各根據地的模型推廣到全國，那時全國就成了新民主主義的共和國”。（《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中卷，第295頁。）毛澤東認為陝甘寧邊區的方向，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方向，也是全國的方向。
中國共產黨進行新民主主義的實踐，主要是從政權建設、經濟建設、文化建設三個方面推進。在政權建設上實行“三三制”原則，其中“共產黨員佔三分之一，非黨的左派進步分子佔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間派佔三分之一”。（《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742頁。）這是對新民主主義政權理論的一種實踐，有力推動了根據地的政權建設。在經濟建設方面，保護私有財產﹔實行有利於經濟發展的政策，如貫徹減租減息的政策，實行累進稅，廢除各種苛捐雜稅，減輕人民負擔等﹔鼓勵私人開辦工商企業，實行自由營業、自由貿易的政策﹔歡迎外地來投資﹔歡迎民族資本家及其代表參加根據地的建設﹔歡迎海外華僑來根據地興辦實業，甚至允許外國人到根據地進行實業活動。在文化建設方面，大力提倡和弘揚新民主主義文化，通過報刊圖書、文化教育、群眾文化活動和醫學衛生宣傳等形式，進行反帝反封建的教育。特別是號召文化工作者走與人民群眾相結合的道路，運用人民大眾語言、採取人民喜聞樂見的形式進行文化創作，涌現出《白毛女》《王貴與李香香》《李有才板話》《兄妹開荒》等優秀作品，在改變人民群眾的觀念、習俗，提高他們的政治覺悟方面產生了重要作用。
實踐是檢驗和傳播理論最重要的手段，一種理論是否符合實際，最終要通過實踐來驗証。而經過實踐檢驗的科學理論，才能真正發揮它的影響力。新民主主義在抗日根據地的各種實踐，使根據地人民更深刻地體會到了它的合理性，加深了人們對於新民主主義的認識。
綜上所述，新民主主義話語的建構，一方面是中國共產黨對未來國家政權組織形式不斷思考和實踐的結果，是理論上逐步成熟的表現﹔另一方面，也是國共兩黨在抗戰時期合作、矛盾和斗爭的產物。國共之間關於新民主主義的
兩次論爭則客觀上推動了這一話語的傳播。因此，新民主主義話語的建構是近因與遠因、外因與內因相互作用的結果。這種話語的初步確立，對內統一了思想，指明了中國共產黨前進的方向﹔對外則樹起了共產黨人的旗幟，對於打破國民黨在輿論上的攻擊具有重要意義。
（本文是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新的歷史條件下堅定黨員干部理想信念研究”（14AZD011）的階段性成果）〔作者蔣積偉，華南師范大學副教授，廣東廣州510631〕
來源：《黨的文獻》2015年第四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