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進入新時期以后，在國內外形勢發生深刻變化的時代背景下，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憑借著豐富的政治經驗和敏銳的洞察力，在繼承毛澤東、周恩來國際戰略的基礎上，圍繞著如何認識國際形勢和因時順勢地制定何種對外政策等兩個重大問題，不僅科學分析了其時正劇烈演變的時代潮流和世界大勢，還藉此形成了一系列深刻影響當代中國的重大戰略判斷。1985年提出的“兩個轉變”外交思想便是其中的突出代表。歷史表明，“兩個轉變”外交思想的醞釀提出及其發展歷程，不僅十分准確地回答了當代中國所處歷史方位和在國際政治中所居戰略地位等一系列重大問題，還對推動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事業產生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也因此，它是理解新時期以來中共外交思想發展脈絡的一把關鍵鑰匙。
[關鍵詞]“兩個轉變”﹔提出歷程﹔深遠影響
在1985年6月4日的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鄧小平作了一次引人注目的發言。他提到，粉碎“四人幫”以后，特別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通過對世界大勢和周圍環境的分析，中國在對國際形勢的判斷和對外政策上實現了兩個重要轉變，即改變了原來認為戰爭的危險很迫近的看法，改變了過去我們所奉行的“一條線”戰略。[1](pp.126-128)這一思想，即學術界后來所稱的新時期中國外交的“兩個轉變”。
“兩個轉變”外交思想提出以來，盡管天下並不太平，但是在此指引下的中國，其崛起的步伐卻始終穩步向前。這說明，這一思想經受住了時間與歷史的考驗。正因為這個原因，對這一思想的研究始終受到國內學術界的重視。以往的研究表明，“兩個轉變”不僅是鄧小平外交思想的一個理論結晶，還是理解新時期中國共產黨外交思想發展脈絡的一把關鍵鑰匙。
今年，適逢“兩個轉變”外交思想提出30周年。為深入研究這一深刻影響當代中國的重要思想，筆者力圖在上述研究的基礎上，結合當前的國內外形勢，對這一思想的提出歷程、基本內涵及其深遠影響作進一步的探討。
一、歷史轉折的實現：“兩個轉變”外交思想的緣起
作為新時期中國政府在對外政策上一個重要指導思想，“兩個轉變”的提出並不是憑空與偶然的，而是有著十分復雜、深刻的歷史背景。
（一）20世紀70年代中共在兩個重大問題上的基本認識
20世紀70年代，在兩極爭霸的背景下，隨著美蘇雙方攻守形勢的易勢，整個國際關系呈現出一種劇烈變動的復雜局面。其表象之一便是在西太平洋地區逐步形成了中美蘇戰略三角及由此而來的各方博弈。在此局面下，這一地區先后出現了諸如中蘇邊界武裝沖突、尼克鬆訪華、美蘇簽署《限制反彈道導彈系統條約》以及新中國第三次建交高潮等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這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深刻影響了整個70年代中共對國際形勢的判斷和對外政策的制定。最能反映這一認識的，無疑要數1973年的中共十大和1977年的中共十一大。
1973年的中共十大，在對國際形勢的判斷上，其基本要點有：一是當前國際形勢的特點是天下大亂，“山雨欲來風滿樓”﹔二是美蘇爭霸是世界不安寧的根源﹔三是美蘇既爭奪又勾結。蘇聯是聲東擊西，其真正的戰略重點在歐洲﹔而西方則想把禍水引向中國。據此，在對外政策上中共十大提出：要加強同一切受帝國主義侵略、顛覆、干涉、控制和欺負的國家的團結，以結成最廣泛的統一戰線，反對帝國主義和新老殖民主義，特別是反對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霸權主義。[2]
1977年的中共十一大，在對國際形勢的判斷上，其基本要點有：一是在革命因素繼續增長的同時，戰爭因素明顯增長﹔二是蘇美是新的世界大戰的策源地。但在蘇聯取攻勢、美國居守勢的戰略態勢下，蘇聯具有更大的危險性﹔三是蘇美爭奪雖遍及世界各個角落，但其重點仍為歐洲﹔西方有綏靖思潮，不僅幻想用妥協退讓的辦法保持和平，還幻想將蘇聯推向中國。據此，在對外政策上中共十一大提出：要對蘇美發動新的世界大戰做好一切准備，要聯合一切受帝國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侵略、顛覆、干涉、控制和欺負的國家，以結成最廣泛的統一戰線，反對蘇美兩個超級大國的霸權主義。[3]
盡管中共十大、十一大在思想路線、政治路線等方面還存在著明顯錯誤和不足，但是這兩次重要會議，卻較為全面、集中地反映出其時中共在對國際形勢的判斷和對外政策的制定等兩個重大問題上的基本認識。簡言之，這就是：美蘇爭霸是世界動蕩的根源﹔戰爭因素明顯在增長，蘇聯已經成為引發戰爭的主要威脅﹔中國需要構建起一條最為廣泛的國際反霸統一戰線，以反對可能到來的世界大戰。
（二）黨和國家工作重點的轉移與“兩個轉變”外交思想問題的由來
歷史的發展往往不是一條直線。進入70年代末期以后，隨著國內外形勢的發展變化，在上述兩個重大問題上，中共很快便出現了新的變化。這種變化產生的根本原因，就在於1978年底中國所發生的歷史轉折。
1978年12月間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中國當代史上一個重要轉折點。這次全會，不僅全面糾正了“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傾錯誤，還作出了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和實行改革開放的戰略決策，從而實現了黨和國家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開啟了我國改革開放歷史的新時期。此后，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便成為“今后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全國人民壓倒一切的中心任務”和“決定祖國命運的千秋大業”。[4](pp.208-209)
那麼，如何才能確保這一“中心任務”和“千秋大業”呢？對此，中共高層逐步形成了這樣一些共識：要加快現代化建設的速度，就必須在立足國內的同時，打開國門走向世界，以引進國外先進技術，擴大出口，增加外匯，發展對外經濟合作，等等。[5](p.327)共識雖然形成了，可要在千頭萬緒的實際工作中去落實這些宏大設想，卻還需要在理論上回答前述的兩個重大問題。即：如何看待發展變化了的國際形勢，以及如何因時順勢地制定新時期中國的對外政策。
就在中國實現歷史轉折的同時，整個國際關系、國際形勢也處在一個“轉折性年代”。[6](p.前言.1)這突出地表現在：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后，一場新科技革命在全球范圍內蓬勃興起。在這場新科技革命的推動下，改革、調整的浪潮開始遍布於不同類型的國家，經濟全球化的趨勢也藉此進一步凸顯﹔而且，隨著經濟和科技因素在國際關系中的作用進一步上升，大國間的戰略重點也日益從爭奪短期和軍事優勢轉向長遠和綜合國力的競爭。[6](p.前言.3)顯而易見，在此形勢下，原先那種認為“戰爭迫在眉睫”的判斷已經不能准確反映發展變化了的世界大勢，原先那種堅持革命與戰爭的時代觀也已經不能科學揭示發展變化了的時代潮流。
可見，“兩個轉變”問題的緣起，從國內來講，這是黨和國家工作重點轉移后國內形勢發展的一種必然要求﹔從國外來講，這是中共對發展變化了的世界潮流的一種思考和適應。對此，鄧小平曾深刻指出：“我們對外政策都是根據我們對國際問題總的看法和總的分析得出來的。”[7](p.327)“我國對外工作的首要任務是爭取和平，為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8](p.10)
二、巨變中的探索：“兩個轉變”外交思想的醞釀歷程
如同任何一種成熟的指導思想一樣，“兩個轉變”的提出並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經過了一個異常慎重的醞釀歷程。
（一）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的國內外形勢
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是國內外形勢快速發展並且經歷深刻巨變的一個歷史時期。具體來說：
從國內來看，這一時期，中國不僅在指導思想上完成了撥亂反正，還在各條戰線的實際工作中取得了撥亂反正的重大勝利，從而實現了歷史性的偉大轉變。在此基礎上，中共十二大明確提出了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科學命題。十二大以后，改革開放開始在全國范圍迅速展開，中國的社會生產力得到了極大促進，綜合國力不斷增強。這主要表現在：
第一，經濟領域。在總結歷史經驗的基礎上，黨和國家把工作重點穩步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一方面堅決清除經濟工作中長期存在的“左”傾錯誤，另一方面則認真貫徹執行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方針。經過幾年努力，到1985年中國經濟已經渡過最困難的時期，走上了穩步發展的健康軌道。
第二，政治領域。結束了“文化大革命”以后長時期的社會動亂，實現了安定團結、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中共和國家的各級領導班子逐步得到了調整、整頓和加強﹔民主和法制建設逐步健全﹔各民族的平等團結關系重新獲得加強﹔愛國統一戰線進一步擴大﹔教育科學文化工作逐步走上正軌並呈現出初步的繁榮景象﹔等等。這樣的政治局面，被認為“是建國以來最好的歷史時期之一”。[9](p.262)
第三，思想領域和中共的自身建設。過去盛行的個人崇拜和教條主義被打破，社會上下思想活躍，出現了努力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的生動景象。此外，為了正確地貫徹解放思想的方針，中共及時重申了四項基本原則，並為端正黨風作了大量工作。而且，從中央到地方的黨政軍各級領導崗位，都補充了一批德才兼備年富力強的優秀干部，廢除干部職務終身制和干部年輕化得到了顯著推進。[9](p.400)
第四，軍事領域。人民解放軍在加強軍事訓練和思想政治工作方面，在改進軍政軍民關系方面，在守衛邊境、保衛祖國安全和參加社會主義建設方面，都取得了顯著成就，軍隊的軍事素質和政治素質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有了新的提高。[9](p.263)
第五，外交領域。中國政府積極調整同美國、日本及蘇聯等國的關系，從而“打開了國際斗爭的新局面”，國際地位不斷提升，國際處境和國家安全形勢也有了很大改善。而且，伴隨對外開放的推進，中國逐步突破資金、技術、人才和管理方面的束縛，同世界各國的經濟聯系日益緊密和頻繁，同各國的經濟依存度日益加深。[9](p.59)
總之，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中國“已經開始找到了一條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路子”，處於“建國以來最好的、關鍵性的時期之一”。[9](p.397)
與此同時，從國外來看，國際政治、經濟及新技術革命等領域也正經歷著一場深刻巨變。這主要表現在：
第一，國際政治多極化趨勢進一步增強。首先，經過20世紀80年代初期的激烈爭奪之后，到1984年前后蘇聯開始不斷收縮力量和戰線。以此為轉折點，美蘇關系乃至整個國際形勢開始逐步轉向緩和。這一趨勢在1985年戈爾巴喬夫擔任蘇聯領導人之后更趨明顯。其次，隨著西方陣營內部的齟齬不斷增長以及東歐國家對蘇聯的離心傾向明顯加劇，美蘇控制和影響國際事務的能力大為削弱。再次，佔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維護民族獨立和發展民族經濟的斗爭持續發展，並日益成為國際政治中一支不容忽視的重要力量。此外，改革開放極大地激活了中國的活力，中國日益成為國際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
第二，和平與發展已成為世界各國人民普遍關注的中心問題。這一時期，在經濟全球化趨勢進一步顯現的世界潮流下，發達國家的再發展問題與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問題，以及由此衍生的南北矛盾，日益成為制約全球經濟進一步發展的障礙。在此背景下，世界各國都為各式各樣的經濟問題所困擾。為解決自身的發展問題，各國不僅迫切需要一個和平環境，也迫切需要加強相互之間的經濟交流，求和平、謀發展、促合作已經成為時代潮流。
第三，科學技術日益成為新的社會生產力中最活躍的和決定性的因素。這一時期，隨著美國的“高邊疆”、西歐的“尤裡卡計劃”、蘇東國家的“科學技術進步綜合綱要”，以及日本的“人類科學新領域研究計劃”等高科技戰略的相繼提出，到80年代中期，發達國家搶佔科技制高點的角逐已呈白熱化的趨勢，以經濟為基礎、科技為先導的綜合國力的競爭，也日益成為了國際競爭特別是大國競爭最重要的內容。[8](p.49)
第四，20世紀80年代東亞地區的經濟崛起。繼70年代“亞洲四小龍”的快速發展之后，進入80年代后，以中國和東南亞各國為代表的東亞地區又出現了經濟快速增長。東亞地區整體性經濟的快速增長為全球所矚目，亦被稱為“亞洲經濟奇跡”。許多人都相信，這是二戰后世界歷史上發生的最為引人矚目的重大事件，並認為亞洲的現代化將成為20世紀90年代到21世紀初最重要的世界發展方向。
（二）20世紀80年代中期中共在幾個重大問題上的認識突破
正是在上述歷史背景下，圍繞著如何看待發展變化了的國際形勢和制定與之相適應的對外政策，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進行了異常慎重的探索。這種探索，首先便體現在對諸如如何看待“戰爭與和平”、“時代主題”及“結盟”等一系列長期困擾人們思想的重大問題有了認識上的關鍵突破。具體來說：
第一，關於戰爭與和平。基於對這一時期國際形勢的深刻洞察，鄧小平認為：在冷戰背景下，美蘇兩極獨大，要發動或者有能力發動戰爭的，隻能是美蘇﹔而除美蘇之外的其他國際力量，包括西歐、東歐、日本、中國以及廣大的第三世界都是反對戰爭的，這就使“和平的力量和制約戰爭的力量有可喜的發展”，也使美蘇“不敢輕易地發動戰爭”。[10](p.1085)據此，到1984年前后，中共高層便逐步改變了“戰爭迫在眉睫”、“世界大戰不可避免”的傳統認識，並進而得出了一個新的重大判斷。即：“在較長時間內不發生大規模的世界戰爭是有可能的，維護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1](p.127)
第二，關於時代主題。對戰爭與和平這個重大問題的判斷日趨明朗之后，鄧小平關於時代主題的戰略判斷也開始漸趨成熟。通過深刻分析同時期所發生的國內外巨變，他認為“和平問題”與“發展問題”已經越來越成為當今世界上“兩個比較突出”和“最根本的問題”，並有著“關系全局，帶有全球性、戰略性的意義”。[10](pp.979、974、1010) 1984、1985年間，他的這一思想不斷發展、完善，並最終提出“和平與發展”是“當代世界兩大問題”的重要論斷。他說：“現在世界上真正大的問題，帶全球性的戰略問題，一個是和平問題，一個是經濟問題或者說發展問題。”[1](p.105)
第三，關於“結盟”。新中國成立以來，在冷戰的特殊背景下，基於社會制度、意識形態以及國家安全、戰略利益等方面因素的綜合考慮，中國先后奉行過“一邊倒”、“一條線”等戰略方針。在無政府的國際政治中，對於中國這樣一個相對“弱小”的大國而言，這種“結盟”或者“准結盟”的戰略方針，無疑是一種代價較小、成本較低、風險較可控的行為。但是，進入新時期以后，隨著黨和國家工作重心的轉移和國內經濟建設的蓬勃興起，以及隨著國際政治特別是中美蘇“戰略三角”的發展演變，在對外政策上奉行“結盟”或“准結盟”的弊端便開始凸顯。對此，鄧小平認識得十分深刻。就此，他曾一針見血地指出：“誰願與我們友好，我們也願與誰友好，但決不卷入任何集團，不同它們結盟。”[10](p.1068) “中國的對外政策是獨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結盟。”[1](p.57)
總之，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國內外形勢快速發展的歷史背景下，圍繞著上述幾個重大問題，我們黨相繼實現了認識上的關鍵突破。無疑，這些關鍵突破將會促發新的重要思想的產生。
三、外交新局面的開創：“兩個轉變”外交思想的提出及重大意義
經過這一系列認識上的突破之后，作為新時期中共如何對待國際形勢和處理對外政策的一個理論總結，“兩個轉變”外交思想便呼之欲出了。其時間節點，最終被定格於1985年。
（一）1985：“兩個轉變”外交思想的最終提出
如前文所提，鄧小平在1985年6月4日的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最終明確提出了“兩個轉變”的重要思想。
在講話中，鄧小平系統回顧了中共對國際形勢判斷和對外政策制定方面的認識歷程，並總結性地指出：“根據對世界大勢的這些分析，以及對我們周圍環境的分析，我們改變了原來認為戰爭的危險很迫近的看法。”[1](p.127)“我們中國不打別人的牌，也不允許任何人打中國牌，這個我們說到做到。”[1](p.128)此外，他還充分肯定了“兩個轉變”的重大意義。他強調，這“兩個大變化”是正確的，“增強了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增強了中國在國際問題上的發言權”，對“我們搞開放政策”、“加速我們的發展”以及“利用國際和平環境更多地吸收對我們有用的東西”也是有益的。據此，他信心十足地提出：“隻要堅持這樣的判斷和這樣的政策，我們就能放膽地一心一意地好好地搞我們的四個現代化建設。”[1](p.128)
（二）“兩個轉變”外交思想對當代中國的深遠影響
作為新時期中共在對外政策和國家戰略上的一個重要思想，“兩個轉變”外交思想的提出，對當代中國產生了深遠影響。
第一，在這一思想指導下，中國政府作出了裁軍一百萬的重大決策。以“兩個轉變”外交思想提出為標志，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更加堅定了世界大戰在較長時間內打不起來的重要判斷。正是依據這一思想，中國政府才作出了裁軍一百萬的重大決策。此后的實踐也証明，百萬大裁軍不僅是新時期中國軍隊建設的重要戰略決策，還為中國在國際上贏得了廣泛的良好反響。[11](pp.251-252)
第二，在這一思想指導下，中國政府完成了新時期外交方針的調整，開創了新時期中國外交工作的新局面。在“兩個轉變”外交思想的指導下，1986年召開的六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從十個方面全面闡述了新時期中國所奉行的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這表明，中國已基本完成了新時期外交方針的調整。此后，按照上述對外政策，中國政府果斷調整“一條線”、“一大片”戰略，不斷改善和發展同各大國的關系，並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同世界上一切國家建立和發展外交關系，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國際聲譽越來越高，朋友越來越多，從而開創出了新時期中國外交的新局面。[12]
第三，在這一思想指導下，中共關於戰略機遇期的概念得以孕育並且不斷發展、成熟。沿著“兩個轉變”外交思想的發展邏輯，到20世紀80年代末期，鄧小平最終形成了中華民族遇到了“一個難得的發展機遇”的重要判斷。在他看來，這一判斷的基本要點有兩個。即：中華民族遇到了一個百年難遇的發展機遇﹔中國人要振作起來，要抓住這個機遇，把中國發展起來。此后，“戰略機遇期”便成為中共分析、研判和決策世界大勢的一條重要依據﹔中共歷次代表大會也都依據不斷發展變化的國際形勢，不斷深化對這一概念的理解和把握。如，中共十八大在強調“我國發展仍處於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同時，就進一步提出“我們要准確判斷重要戰略機遇期內涵和條件的變化”。[13]實踐証明，在“兩個轉變”思想指導下孕育而生的戰略機遇期的概念及其不斷發展、成熟，不僅意味著中共對中國目前所處的歷史方位、所面臨的歷史機遇有了更為清醒的歷史自覺，也對當代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事業產生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三）“兩個轉變”外交思想的啟示
綜上所述，進入新時期以后，在國內外形勢發生深刻變革的時代背景下，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憑借著豐富的政治經驗和敏銳的洞察力，在繼承毛澤東、周恩來國際戰略的基礎上，緊緊圍繞如何認識中國與世界關系這個重大問題，圍繞著如何認識國際形勢和制定何種對外政策等兩個重大問題，審時度勢、擘劃全局，不僅准確把握住了國內外巨變背后所蘊含的時代潮流和世界大勢，還並藉此形成了一系列深刻影響當代中國的重要戰略判斷。毋庸置疑，這一歷史進程充分詮釋了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謀大勢、講戰略、重運籌”的戰略智慧和決斷能力，也是梳理這一段歷史留給我們的一條重要啟示。對此，習近平曾給予高度評價。他說：改革開放是怎麼搞起來的？很關鍵的一條是我們黨正確判斷世界大勢。由於對世界大勢作出了正確判斷，我們黨確立了和平與發展是時代主題的認識，才有了黨和國家工作中心的轉移，才有了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的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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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三編研部副研究員）
來源：《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15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