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兵
二、英雄在哪裡集合，哪裡就是民族的希望
魯迅說過：“我們自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這就是中國的脊梁。”
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后，譚嗣同本有6次機會脫身，卻執意赴死：“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
1905年，陳天華則在寫出了《猛回頭》這篇呼喚中國人精神的檄文之后蹈海自盡，“恐同胞之不見聽或忘之，故以身投東海，為諸君之紀念。”
近代中國的舞台上，多少英雄豪杰、仁人志士登台亮相，為何終究沒能讓一個古老民族走出苦難、贏得解放？直到我們這個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直到一個新興的無產階級政黨“喚起工農千百萬”。
“七·七”事變后，每天都有成群結隊的青年奔赴延安。人群中，有出身豪門的少爺小姐，有山野鄉村的農家子弟，有滿懷激情的青年學生，有向往光明的知識分子……
這個戰前僅有3000人的小城，在1938年至1939年間最多一天就有1000多人到達。
近代中國的民族復興一挫再挫，就在於沒有一個能夠把全民族凝聚起來的堅強核心。為什麼在最艱難的時刻，中國共產黨成為英雄志士的“集合地”？
作為第一位親赴延安和敵后根據地的美國軍事觀察員，埃文思·福·卡爾遜在給羅斯福總統的信中這樣描述中國共產黨：“甚至要是中央政府決定向日本人妥協，我相信這個集團將繼續抵抗日本侵略……他們將打下去，直到最后一個人，或者直到把日本侵略從中國領土鏟除。”
一位年輕的軍人問得好：為什麼日本侵略者多次誘降國民黨，對共產黨卻從未有過？
抗戰未終，國民黨中央委員降日者竟達20余人，100多萬軍隊整支整支地帶槍投敵。抗戰至終，共產黨的高級領導者無一向日本人投降，八路軍、新四軍也沒有任何一支部隊去當偽軍……
兩個政黨，兩支軍隊，在抗日烽火中不僅驗証了誰是真金，也給一批批英雄兒女指明了去處，指明了方向。
英雄在這裡集合，凝聚成一股無比蓬勃的力量，“壓倒一切敵人，而決不被敵人所屈服”！
三、英雄本色，一種甘願犧牲的活著
有一種活著是為了犧牲，有一種犧牲是為了我們的民族能抬起頭來活著……
1941年9月25日，晉察冀軍區第1軍分區第1團第7連第6班班長馬寶玉，副班長葛振林和戰士宋學義、胡德林、胡福才，抗擊日軍的“大掃蕩”，最后寧死不屈，跳下數十丈深的懸崖，被譽為“狼牙山五壯士”。
踏訪巍巍太行，許多老人含淚告訴我們，寧死不屈，舍身跳崖的，何止“狼牙山五壯士”？
在晉西和順，1943年5月5日，日軍糾結重兵合圍八路軍總部。后勤部參謀主任曾仁文帶領警衛部隊阻擊敵人，最后戰至6人，彈盡糧絕，跳下壁立千仞的陽曲山，英勇捐軀……
在冀西井陘，1940年9月6日，婦救會主任呂秀蘭帶領的地方抗日隊伍，不幸被日軍包圍在挂雲山。呂秀蘭帶領突圍失敗的5名戰士，縱身跳崖，壯烈犧牲，其中的兒童團員康三堂，年僅15歲……
縱然明知必死又如何？
城外7000日寇，還有飛機、大炮﹔城內兵力不足3000人，身背“川造”步槍、土制手榴彈。守得住嗎？
站在山東滕縣的城牆上，第四十一軍代軍長王銘章，這樣回答：“現在隻有犧牲一切以完成任務，雖不剩一兵一卒，亦無怨尤，不如此則無以對國家……”
苦守孤城，血戰四日，小小縣城落下3萬余發炮彈！
城破，日軍飛機掠過空中，投彈掃射，王銘章身中七彈，全身浴血。衛士扶住王銘章，他用最后的力氣高喊：不要管我，快殺鬼子！
城破，滕縣縣長周同對身邊的人說：“抗戰以來，隻有殉土的將領，沒有殉職的地方官，吾願開此先例。”說完從城上縱身一跳！
城破，一座大宅子裡，300多名重傷的川軍子弟，互相拉響手榴彈自炸，寧死不落敵手！
今天之所以還能有中國，就因為曾經有這樣的中國人。在最黑暗、最困難、最無助，許多人萬念俱灰的時候，仍然在用他們的靈魂，用他們的血性，支撐著中華民族的脊梁。
抗戰艱難之時，安縣青年王建堂，請纓參軍殺敵，老父王者誠，送給兒子一面白布大旗，旗的正中竟然是一個斗大的“死”字！旗子左邊的小字寫道：“賜旗一面，時刻隨身，傷時拭血，死后裹身……”
誰能想象，數十年前，這位白發老父握住斗筆時該是怎樣的抖動？
這就是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是他們照亮了黑暗，留下了今天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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