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郡縣治而天下安”，黨的縣委書記一職的角色非常重要，它是整個權力體系中上情下達、下情上傳、獨立綜合地開展工作的中流砥柱，本質上屬於最基層的黨組織單位。鄧小平一生波瀾壯闊，擔任的職務各種各樣，但是，1931年8月到1934年10月中央蘇區期間曾擔任過的縣委書記一職，對二十七八歲的鄧小平來說，意義非同尋常，這是他人生中經歷政治磨難的第一階段。1972年9月，已在江西被監管勞動了近3年的鄧小平回京之前特意赴井岡山、贛州老區考察。一路參觀革命歷史景點，緬懷當年犧牲的革命先烈，體察人民群眾的實際生活。12月，當他到瑞金時，當地負責人說：“你是我們的老縣委書記，歡迎你。”可見，老區人民深切惦念著他們的縣委書記鄧小平。
在蘇區縣委書記的職位上，鄧小平歷經磨難。1931年8月來蘇區之前，鄧小平在廣西領導百色、龍州起義，到蘇區后，按理應當繼續在軍隊任職，但當他到上海向中央匯報工作后，他提出回部隊的要求被拒絕，隻被批准到中央蘇區從事地方工作。這對他是一個重大打擊，但他無怨無悔，在1931年8月至1933年3月擔任中共瑞金縣委書記、會昌中心縣委書記時，奮發有為地開展工作。但一場更大的厄運隨之降臨，在蘇區中央局開展的反對所謂“江西羅明路線”斗爭中，他被作為鄧（小平）、毛（澤覃）、謝（唯俊）、古（柏）的所謂錯誤派別受到打擊批判。鄧小平后來多次講到自己的這段經歷，並把它說成是自己一生中“三起三落”的第一次“落”和“起”。
在這些艱難困苦的磨難中，展現出鄧小平諸多崇高的品格風范，他敢作敢為，勇於承擔﹔實事求是，深入實際﹔沉著堅毅，積極樂觀。本文擬對此作一簡述。
一、敢作敢為，勇於承擔
鄧小平擔任中共瑞金縣委書記的職務頗富傳奇色彩。他臨危受命，被推舉擔任這一職務。這生動地反映了鄧小平敢作敢為，勇於承擔的品德。
鄧小平是一個職業革命家、實干家，須臾不能沒有工作可做，但有一段時間，即1931年3月中旬至7月上旬，他卻在上海長時間“賦閑”，工作沒有著落。原因是當時執行王明“左”傾教條主義的中央領導人事先聽信原紅七軍政治部主任陳豪人和閻衡、涂振農等人的匯報，把紅軍遭受重大損失的責任歸咎於擔任前委書記的鄧小平，因而長時間對鄧小平的情況置之不理，這也使得他到蘇區后無法重回部隊工作。也就是說，到中央蘇區時，鄧小平是沒有任何職務的，而此前他曾擔任紅七軍、紅八軍政治委員以及前委書記這樣重要的職務。
但鄧小平是一個干事的人，有沒有職務並不重要。當鄧小平到達瑞金時，碰到了一個嚴峻的新情況，就是當時的中共瑞金縣委書記李添富搞肅反擴大化。李添富在亂肅“社會民主黨”時大搞刑訊逼供，不分青紅皂白，對那些出身地主、富農家庭的黨員、干部，或是對他的做法表示不滿的人，以及有某些錯誤缺點的人，一概指為“社黨分子”，隨意捕殺。全縣被殺害者多達435 人，其中縣委、縣蘇維埃政府部長以上領導干部28人，區、鄉一級干部77 人，一般干部273人。
在這種群眾不滿、干部情緒低落、全縣面貌死氣沉沉的情況下，時任中共贛東特委書記的謝唯俊以及幾位曾在上海中央機關工作過的老朋友商議后，一致推舉鄧小平出任中共瑞金縣委書記，調查解決李添富亂肅“社會民主黨”的問題。
在當時瑞金復雜危險的環境下，鄧小平以其他名義冒著風險，深入城鄉作調查研究，查清了李添富亂肅“社會民主黨”的真相及惡果，隨即召開縣、區、鄉三級主要干部會議，並在瑞金縣第三次工農兵代表大會上，揭露了李添富的嚴重錯誤和罪行，對其拘捕公審，予以處決。與此同時，鄧小平公開了自己新任縣委書記的身份，宣布了一系列撥亂反正的果斷措施：立即停止殺人﹔被逼供或懷疑是“社黨分子”的一律不抓﹔已被關押在獄的，凡貧農、中農一律釋放，凡地主、富農的取保釋放。全縣300 多名無辜被關押者幸免於難。干部、群眾無不拍手稱快，交口稱贊鄧小平是“包公再世”。
干部問題解決后，鄧小平又大刀闊斧地糾正土地分配過程中“左”的偏差，積極推行毛澤東1930年2月為瑞金縣制定的土地革命方針和政策，提出不能侵害中農利益，也不要過分打擊富農。這樣，就使全縣形勢迅速好轉，局面大為改觀。
作為“縣官”，鄧小平在瑞金的治理是成功的，成績有目共睹。這也使得毛澤東、朱德決定在瑞金“定都”，將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設在瑞金。臨時中央政府曾這樣評價鄧小平在瑞金的工作：肅反問題“已有大的轉變”，“革命秩序相當建立”，“擴大紅軍工作已獲得相當成績”，財政上“相當地執行了財務條例和統一財政訓令”。
正因為鄧小平有這麼一股闖勁，能夠開拓工作新局面，所以，1932年5月，他被調到剛剛打下不久、地理位置險要、中央蘇區的南大門——會昌，擔任中心縣委書記，負責會昌、尋烏、安遠三個縣，28個區委，164個黨支部的全面工作。在另一個更大的“縣官”的位置上，鄧小平勇挑重擔，以沖鋒陷陣的精神積極擴大地方武裝﹔開展游擊戰，鞏固蘇維埃政權﹔千方百計完成擴紅任務﹔改造和健全各級黨組織的領導機構﹔抓緊黨員的發展和培訓﹔開展“查田運動”，重新分配土地﹔恢復工商業，發展內銷外運，等等，使會昌中心縣黨政軍各方面工作開展得有聲有色，成效顯著。
綜上所述，不論是瑞金縣委書記，還是會昌縣委書記，都體現出鄧小平以黨和人民的利益為重，敢於擔當、敢於承擔責任的可貴品質。他面對危機敢於挺身而出，面對矛盾敢於迎難而上，面對邪氣敢於堅決斗爭。如果沒有獨當一面的才干，沒有一股不怕困難的氣魄，“縣官”是當不好的，鄧小平具備 “縣官”的這種首要的基本素質。
二、實事求是，深入實際
1926年一整年，根據組織安排，年方22歲的鄧小平和十幾名同齡青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在這裡，如同他在一份自傳裡寫的，他的志願“尤其是要來受鐵的紀律的訓練，共產主義的洗禮，使我的思想行動都成為一貫的共產主義化”，要將“身子交給我們的黨，交給本階級”，他系統學習了革命理論，組織對他的鑒定也是“組織紀律性強，有克制能力”，“黨性強”。然而，當時從蘇聯學成歸國者由於理論功底好較多地擔任黨的領導崗位，而這些人又容易受教條主義束縛，在領導中國革命的實踐中犯下教條主義的錯誤，給革命事業造成不可彌補的巨大損失。唯有鄧小平既有在蘇聯學習的背景，卻又不受教條主義的束縛，反而旗幟鮮明地支持毛澤東從斗爭實踐中產生的正確主張，遭受打擊亦不更改，實屬彌足珍貴。
最典型的事例就是“鄧、毛、謝、古”事件。1933年3月，鄧小平因在尋烏戰斗中及時組織了戰略退卻，而被當時全面推行王明“左”傾教條主義的蘇區中央局領導人扣上“在敵人面前驚慌失措，准備退卻逃跑”，“執行純粹防御路線”等帽子，受到嚴厲批判，在反“江西羅明路線”斗爭中被迫作檢查，隨后受到撤銷職務和黨內嚴重警告處分，被下放監管勞動。
這一黨內斗爭，根本的是兩條思想路線的斗爭，是實事求是，解放思想，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實際情況相結合，走自己的路，還是照本宣科，照抄照搬，機械地把蘇俄模式套用在中國革命的實踐中，削足適履，亦步亦趨。鄧小平和羅明、毛澤覃、謝唯俊、古柏並不相識相交，但他們的思想理念是心心相通的。擔任中共福建省委代理書記的羅明，遵照毛澤東的指示，提出了符合閩西實際情況的工作意見，卻被“左”傾領導者指責為所謂的右傾機會主義和對革命悲觀失望的“羅明路線”，受到錯誤的批判斗爭。毛澤覃、謝唯俊、古柏，都是跟隨毛澤東參加革命斗爭，並因在實際工作中積極貫徹毛澤東的正確主張，而受到錯誤的批評和指責。總的說，被批判的鄧小平他們四個人都反對和抵制王明“左”傾教條主義，反對“城市中心論”，反對軍事冒險主義，反對“左”的土地分配政策。他們主張向敵人力量薄弱的廣大農村發展，主張誘敵深入，主張地方武裝和主力紅軍各種武裝力量都要發展，主張平均分配土地，“給富農以經濟出路”，等等。
之所以和“左”傾中央領導人提出不同的主張，是因為作為“縣官”的鄧小平，要獨立地全面地主持一方工作，確確實實解決實際問題，來不得半點主觀主義和唯心主義，否則，就要碰得頭破血流，遭受重大損失。正因為這種思想方法是從實際工作中產生的，所以他也就特別堅定，不屈不撓。1933年3月，鄧小平剛開始受到批判時，他在檢查中不承認自己游擊戰的戰略部署是“機會主義”和“羅明路線”。在此后批判升級的情況下，他也一再在申明書中不承認自己所謂“右傾”的錯誤。從當時《斗爭》雜志發表的署名文章《試看鄧小平同志的自我批評》以及“左”傾領導人的報告和有關會議的決議中，也能看出鄧小平堅持己見的頑強態度。
為此，鄧小平被打成“毛派”的頭子。其實他沒有搞過什麼派別活動，也沒有跟隨毛澤東工作過，僅僅只是因為他實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毛澤東一致罷了。幾十年后，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解放鄧小平的一份關鍵的批示中指出：“他在中央蘇區是挨整的，即鄧、毛、謝、古四個罪人之一，是所謂毛派的頭子。”毛澤東用“所謂”一詞表明他並不認同存在一個什麼“毛派”。半個世紀后，鄧小平在一次講話中回憶往事，也曾說：“三十年代在江西的時候，人家說我是毛派，本來沒有那回事，沒有什麼毛派。”鄧小平最愛說自己是“實事求是派”。1987年7月4日，他在會見孟加拉國總統艾爾沙德時說，“比較實際地說，我是實事求是派”。他有時也說“比較正確地說，我是實事求是派”。事實証明，中央蘇區擔任縣委書記的鄧小平，是黨內堅持實事求是的典范。
三、沉著堅毅，積極樂觀
擔任主政一方的縣委書記，需要應對上下的壓力，因此必須具備超乎一般人的堅韌的耐力。鄧小平就是這樣一位性格沉著堅毅的人。這從他遭受到的磨難可見一斑。
首先是政治上的打擊。在反“江西羅明路線”中，他領導的縣委先是被中央局點名批評，然后，這種批評逐步升溫，他被調離縣委書記轉任省委宣傳部長。對他的批評斗爭因為政治原因一步步升級，他被迫寫了一份檢討書。在沒有他參加的黨的積極分子代表會議上，揭發和批判了他的“錯誤”，會議作出的決議“要堅決打擊以鄧小平同志為首的機會主義的領導”。這場路線斗爭和當時中央局排斥、打擊毛澤東的正確領導聯系在一起。鄧小平雖然被迫作了檢討，但他仍堅持陳述自己的觀點和做法，對強加的不實之詞予以拒絕。這樣，使矛盾激化，《斗爭》雜志公開發表《試看鄧小平同志的自我批評》一文，給他戴了所謂錯誤路線的堅決執行者的更大的帽子。接著，江西省委召開工作總結會議，對“鄧毛謝古”進行集中批判，並升級到反黨派別活動的高度。鄧小平以具體事實進行了激烈的爭辯，但結果是受到的打擊更大，被撤了職，下了槍，責令寫出申明書。這些申明書后被作出決議，受到嚴厲指責。政治上的打擊是決定性的，這對鄧小平的堅韌力是最大的考驗。
其次是家庭生活和個人感情上的打擊。鄧小平1歲的時候，父親按照當地的習俗給他和一個唐姓地主人家的女孩定了一門娃娃親。赴法勤工儉學尤其是加入革命團體后，鄧小平感到“一個不識字不相識而毫無關系的女子，於我將來的革命工作實無補益且有障礙”，於是在1923年給家裡寫信，堅決推掉了這門婚事。1928年，鄧小平和同在中央機關工作的同事張錫瑗結為夫妻。在他領導廣西百色、龍州起義期間，1930年1月，妻子張錫瑗不幸病逝。1931年8月，鄧小平到中央蘇區后和另一個革命同志金維映結為夫妻。在鄧小平受到打擊被審查期間，金維映選擇離婚來和丈夫劃清界線，這對患難中的鄧小平是另一種打擊。被監管勞動期間，他孤身一人在偏僻的山村一隅煎熬。
再次是政治節操的質疑和考驗。1931年3月，在率領紅七軍轉戰途中，根據實際情況，按照組織程序，鄧小平決定離開部隊赴上海向中央匯報工作。在這次打擊中，中央局要求對鄧小平所謂的“擅自脫離紅七軍”進行正式審查，並責令他寫出書面報告。由於當事人還在，事情的前因后果不難証明，因此，經過一番審查，沒有發現什麼問題，中央局也沒有再要求鄧小平寫什麼書面報告。雖然事件到此了結，但它的后遺症影響深遠。這本是一次正常的工作需要，是一次合情合理合法的行動，但后來卻以“逃兵”的嫌疑給鄧小平帶來不盡的麻煩，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中沒完沒了的審查。
總之，鄧小平受到的壓力是巨大的。那麼，他是怎麼對待的，就此消沉、屈服？沒有，他以沉著堅毅、積極樂觀的態度面對磨難。這表現在他主編《紅星》報上。在賀昌、王稼祥等人的幫助下，鄧小平在十分困難的環境中擺脫出來，到總政治部宣傳部當干事，除做一般的宣傳工作外，具體負責主編《紅星》報。《紅星》報是中革委的機關報，在僅有幾名工作人員的情況下，鄧小平親自組稿、採寫、編輯、印刷、發行。以各種形式宣傳報道黨中央和蘇維埃中央政府、中革軍委、紅軍總部的重大戰略部署和方針、政策﹔及時報道紅軍的戰況和勝利消息﹔還開辦了“俱樂部”、“猜謎語”等文藝欄目。1933年底，《紅星》報發行量達到17300多份。1934年10月紅軍長征時，鄧小平帶領《紅星》報編輯部“跟著走”，在戰斗和行軍途中，堅持編輯出版報紙，為團結和鼓舞紅軍斗志發揮了應有的作用。鄧小平擔任《紅星》報主編期間，共主編《紅星》報70多期。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遭受到的最不順利的時期，但卻是他搞宣傳工作最專業的時期。這充分表現了他面對挫折時堅忍不拔的品格風范。
鄧小平在擔任中央蘇區縣委書記時表現的品格風范，對作為基層執政黨的代言人和基層黨組織的管理者的21世紀的縣委書記，在科學、合理、充分發揮縣級政府的特殊作用和承擔的特殊職責方面具有重要的啟發作用。縣委書記擔負著領班子、帶隊伍、抓發展、保穩定的重任。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縣一級承上啟下，要素完整，功能齊備，在我們黨執政興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國家治理中居於重要地位。縣一級領導同志要珍惜崗位，秉公用權，安身、安心、安業，多為老百姓造福”。他對縣委書記提出勤於學習、帶頭弘揚黨的優良作風、認真貫徹黨的群眾路線、善於當好班長帶好隊伍的四點明確要求。這就為新形勢下縣委書記隊伍建設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隻要大力弘揚鄧小平等老一輩革命家的品格風范，聚精會神抓黨的干部隊伍建設，就會有更多焦裕祿式的好黨員、好干部涌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