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決定：鄧小平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兼解放軍總參謀長。隨即，他就以軍隊整頓為突破口，大刀闊斧地開始了全面整頓。1月19日，鄧小平在解放軍各大軍區領導同志座談會上發表了題為《軍隊要安定團結》的談話。他指出：“在軍委擴大會議之后，還要開一個政治工作會議。”為什麼要召開政治工作會議？鄧小平回答說：因為“軍隊的思想問題一大堆”。在1975年7月14日召開的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鄧小平在提出了“軍隊整頓的任務”后說，“很多同志提出，希望開一個政治工作會議，我看這個意見很好，是需要開一個全軍政治工作會議，研究加強軍隊黨的工作和政治工作”，從而達到“要加強軍隊黨委的集體領導，要加強政治機關，提高政治機關的威信”的目的。但由於鄧小平政治生涯的第三次“跌落”，這次會議中途夭折。1977年12月，經過充分醞釀，中央軍委在北京召開全體會議。第三次復出的鄧小平發表重要講話，強調加強軍隊領導班子建設、紀律建設和軍隊團結，以保証全軍各項任務的完成。中央軍委全體會議的召開和鄧小平、葉劍英等的重要講話，為全軍政治工作會議的召開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礎。
“做好新的歷史條件下的軍隊政治工作”
1977年12月中央軍委全會之后，鄧小平等同意多數人的提議，決定召開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並明確把會議主題定為“集中研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恢復和發揚政治工作的優良傳統，提高我軍戰斗力”。全軍政治工作會議多年沒開，現在開這樣一次會議，應該採取什麼方法呢？鄧小平提出，方法有兩種。很明顯，第一種應該也隻能是“採取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方法，總結過去的經驗，分析新的歷史條件，提出新的問題、新的任務、新的方針。這樣，我們的會議才能夠解決問題，才能夠解決得正確”，才能“在實際行動中堅決擁護毛澤東思想”。第二種是“隻把過去的一些文件逐字逐句照抄一通”，但那就不能解決任何問題，“實際上也隻能是違反毛澤東思想”。
根據中央軍委全會和鄧小平等指示精神，時任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韋國清，主持召開總政黨委會進行研究，決定由梁必業具體負責會議的籌備和文件的起草工作。由於這是從提議到召開經過幾年時間，特別是經過粉碎“四人幫”、結束“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次全軍政工會議，因而成為在重要轉折關頭肅清林彪、“四人幫”對我軍政治工作的破壞與影響的會議。因此，開好這次會議十分重要，而關鍵是要有好的會議文件。這期間，梁必業等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組織領導起草會議文件上。
這次全軍政治工作會議的主要文件有關於加強軍隊政治工作決議、韋國清在會議上的報告、政治工作條例和干部服役條例。后兩個文件原來已有基礎，關鍵是下功夫搞好前兩個文件。起草小組的同志先是學習毛澤東關於政治工作的一系列論述和古田會議決議等重要歷史文獻，了解我軍政治工作的基本理論原則和傳統。接著，梁必業等組織討論鄧小平對會議主題的指示。“我們感到鄧小平的指示主要有兩個基本思想：一是針對林彪、‘四人幫’對我軍政治工作的干擾和破壞，研究如何恢復政治工作的優良傳統﹔二是針對新的歷史條件下部隊建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研究政治工作如何去做。”之后，圍繞政治工作建設中的一些根本性問題，廣泛調查研究，掌握情況，搜集素材。
針對林彪、“四人幫”對我軍政治工作的破壞和影響，梁必業等強調文件必須體現堅持政治工作是我軍生命線這一根本思想。因為它既是我軍階級性質及其歷史使命所決定的，也是我軍區別於任何剝削階級軍隊的根本標志。因為人民軍隊如果“沒有革命的政治工作，在政治上就會失去生命力，在軍事上將會喪失戰斗力，便不成其為革命的軍隊。政治工作關系到軍隊的強弱、勝敗，關系到我軍的生死存亡”。
鄧小平十分關心會議文件的起草工作，先后幾次召集總政領導同志座談，並作出重要指示。整個文件形成都是按鄧小平的指示精神去起草和修改的。
1978年3月20日上午，鄧小平同韋國清、梁必業、徐立清、顏金生等談話，對會議幾個主要文件提出修改意見。他認為：
第一，“這次全軍政治工作會議的文件，中心就是要把決議搞好”。在審看《中共中央軍委關於加強軍隊政治工作決議》草案送審稿后，鄧小平認為，決議稿寫得比較簡練，但不夠全面。“要寫全面一些，要把古田會議以來政治工作總結的全部好的經驗都寫進去。”決議稿對三大民主等內容不突出，所以“要充實，要強調”。鄧小平還說：1960年軍委擴大會議作出的決議是好的，這次寫決議要把好內容都吸收進來，把林彪塞進的私貨去掉。“那個決議連隊工作講得多。連隊工作是整個軍隊工作的基礎，一定要搞好。”現在政治工作內容比較復雜，教育訓練也和過去不同，比較難做。我們歷來講政治工作要出戰斗力，光嘴巴講不行，要扎扎實實地做。軍隊建立紀律檢查委員會應該寫上，獎懲制度也應該寫上。“這個決議要作為今后學習和檢查的主要文件，以后大家看這個決議基本就可以了。”“政治工作要保障部隊戰斗力的提高。”過去練四大技術（指射擊、投彈、刺殺、土工作業）出戰斗力，現在情況不同了，要掌握現代化戰爭知識，要一兵多能，干部要指揮現代化戰爭。在這些方面，報告稿也好，決議稿也好，都接觸不多。“要把決議的重要之點抽出來，加以闡明發揮，這樣報告就有力量了。”
第二，會議主題報告“要更多地闡明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政治工作怎麼做，全軍指戰員怎麼做”。鄧小平說，報告稿有的部分重復，理得不清。報告對保証訓練質量沒有講，政治工作要加強這方面的工作。對院校提了一句，不夠。院校很重要，要起集體干部部的作用。揭批“四人幫”篇幅過大。“四人幫”的毒害可以概括地講，主要是講揭批“四人幫”的深入問題、處理問題。報告不一定面面講，思想要解放一下。報告就是要有針對性，要抓住重點，抽幾個問題展開講，集中講，講透。報告就是“要講清楚新的條件是什麼，在新的條件下，應該怎麼講紀律，怎麼做思想政治工作，怎麼提高戰斗力，怎麼發揚優良傳統”。他舉例說，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政治工作三大原則（指官兵一致、軍民一致、瓦解敵軍）中的敵軍工作現在講不出很多內容。但在新的條件下，軍民關系、官兵關系和過去不同了，怎樣把軍民關系、官兵關系搞好，有許多內容可以講。駐軍應當幫助集體經濟的發展，這是軍民關系新的內容。
總之，決議、報告就是要解決在新的條件下政治工作怎麼做的問題。鄧小平舉例說，年輕干部到地方比較好安排。“軍隊干部轉業到地方，要作風好，艱苦奮斗，能上能下。要既能管好軍隊，又能做好地方工作”，再加上學習一些相應的本領，這也是新條件下的問題。在新的條件下，“要強調一兵多能，干部多學些本領，轉業以后工作就好安排了，就能較快接上工作了”。軍隊干部如果思想好、作風好，轉業后會做政治工作，會做管理工作，地方也會歡迎。此外，鄧小平還對干部考核與獎懲、整頓作風紀律、政工干部以身作則、把軍隊辦成大學校等問題作了指示。
根據鄧小平指示，會議期間，到會全體同志人人動腦、動口、動手，集思廣益，討論修改決議草案，提出了許多好的意見和建議。爾后，成立了一個由8個大單位負責同志組成的修改小組，集中研究分析大家的意見，從中心思想、內容、結構到文風，都作了較多的修改，再次印發大家討論征求意見。葉劍英和鄧小平在會議上講話后，會議文件又作了進一步修改。最后由韋國清主持召開總政黨委會討論通過，形成給軍委的送審稿。經軍委通過后，由中央批轉全黨、全軍貫徹執行。
“要把軍隊政治工作的地位恢復起來”
1978年4月11日上午，鄧小平再次召集梁必業、徐立清、黃玉昆、顏金生等座談修改決議稿和主題報告稿。這次談話，鄧小平主要是強調會議文件的文風。他說：兩個文件基本上可以，再改一下。文件對政治工作的任務要集中概括，語言要簡練，讓人人都能記得住。隨后，鄧小平就這次全軍政治工作會議要提出來研究解決的問題高屋建瓴地發表了自己的意見。
第一個問題是整頓要從嚴，干部要考核。鄧小平認為，從制度上說，總的是管理鬆懈。我們不是沒有章程，現在是有章不循。全國要搞考核，軍隊干部也應該考核。過去打仗是考核，是最硬的考核，標准很明確，很容易考核。現在不打仗，更要嚴格進行考核。考核中有寬和嚴的問題，有獎和懲的問題，有升和降的問題。“決議和報告要把這個問題講清楚。干部要做好樣子。”“有些人提升得不當。總政應該考慮解決這個問題的方針和政策。”鄧小平指出：“軍隊的問題要整頓好，還要費很大的勁。整頓要從嚴，沒有嚴格的要求，嚴格的紀律，整頓不起來。”“軍隊要從嚴，要嚴格紀律，嚴一段再說。”
第二個問題是要把平時怎麼樣提高戰斗力講透。勤學苦練，熟練掌握手中武器，一兵多能，政治工作要保証這些東西。“作風出戰斗力，知識出戰斗力，艱苦奮斗出戰斗力。勤學苦練也是艱苦奮斗。”總之，要展開來講。哪些方面出戰斗力，平時怎樣培養戰斗力，要好好研究。
第三個問題是要強調干部以身作則。過去打仗，要苦大家都苦，現在有的干部總是想舒服，作風不深入，不以身作則，作風實在成問題。所以，“要強調干部的模范作用，特別是高級干部”，而政治干部更應以身作則。他建議：文件中可以講一講人與物的關系。總之，“文件要加的內容，一個是考核要形成制度，核心是有升有降﹔一個是怎樣出戰斗力﹔一個是以身作則”。要著重注意年輕干部的成長。此外，軍隊辦成大學校的問題，要展開講。要給干部到地方工作創造條件，要組織干部到農村、到工廠去參觀，接觸農業，接觸工業﹔政治工作要保証紀律、制度的執行。執行編制的問題不少，要檢查，要列為政治工作的內容﹔應該辯証地看政治和業務對立統一這個問題。政治落實到業務上的提法沒有錯，但還要講思想革命化。要從實際出發，在一段時間裡，忽視了抓業務，就要強調業務﹔在一段時間裡，忽視了政治，就要強調政治。“政治工作既要講領導作用，也要講保証作用，總之是又紅又專。”最后，鄧小平用“這次全軍政治工作會議，要把政治工作的地位恢復起來”的要求，結束了對這次討論的指示。
4月23日，鄧小平審閱了解放軍總政治部報送的准備提交4月27日全軍政治工作會議討論的《中共中央軍委關於加強軍隊政治工作的決議（草案）》和韋國清的報告《在新條件下發揚政治工作優良傳統，提高我軍戰斗力（送審稿）》，並作出批示：“兩件本應在軍委常委討論批准，現時間來不及，可在會議結束，根據討論修改后，再報軍委批准。”同時批送華國鋒、李先念、汪東興、徐向前、聶榮臻和軍委常委各同志。這次全軍政治工作會議於4月27日至6月6日在北京召開。會議著重討論和解決新的歷史條件下，發揚政治工作的優良傳統，提高軍隊戰斗力，以實現新時期總任務的問題。5月29日下午，鄧小平出席解放軍全軍政治工作會議。
“實事求是是毛澤東思想的根本觀點”
全軍政工會議開始時，總政治部主任韋國清作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發揚軍隊政治工作的優良傳統，提高我軍戰斗力》的報告。對這個報告，鄧小平傾注了很多心血：從題目、結構到內容安排，他都一一具體指示﹔報告草稿出來后，他曾親自審閱、修改﹔報告作完后，他密切關注會議期間出現的情況和問題。
會議期間，有同志對報告兩個提法有不同意見，並提出請求：要報告鄧副主席﹔總政治部黨委要討論﹔要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討論。當時，全國正處於真理標准問題討論不斷興起之時。得知這個情況以后，鄧小平敏銳地意識到：“這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這是當前一種思潮的反映。”不要簡單地看作是一個提法問題，而是“兩個凡是”思想在軍隊中的反映。他堅決地表示，這次全軍政治工作會議我一定要講話，要著重講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
5月30日上午，鄧小平參加了兩場外事活動。隨后，他就准備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稿起草工作召集胡喬木、鄧力群和起草會議文件的梁必業、華楠等有關負責人談話。他首先說：“我先講，你們再寫。”根據他的談話，胡喬木、鄧力群主要執筆起草講話稿中“理論和實際相結合”的部分，梁必業和華楠等起草“新的歷史條件”等方面的內容。最終形成的就是6月2日鄧小平在全軍政工會議上發表的那篇重要講話。
鄧小平開門見山地說，有的同志對這次政治工作會議兩個提法提出了不同意見：一是認為新的歷史條件下的政治工作的提法，同華主席講的新的發展時期的總任務不一致﹔二是認為要保証人民解放軍的無產階級性質的提法，同毛主席講的人民軍隊的革命本質也不一致。他一針見血地嚴肅指出，這些同志講這些話的時候，“講毛澤東思想的時候，就是不講要實事求是，就是不講要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很容易被一些同志忘記、拋棄，天天講毛澤東思想，就是忘記這個根本觀點、根本方法”。
話鋒一轉，鄧小平明確提出，我在這次會議上的總結發言，准備講三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就是要講實事求是是毛澤東思想的根本態度、根本觀點、根本方法﹔第二個問題，要講不破不立﹔第三個問題，講以身作則。著重講第一個問題。
鄧小平稍作停頓，開始闡述第一個問題。他高屋建瓴地說：“實事求是是對馬列主義哲學的概括，是對馬列主義理論、馬列主義方法的概括。它同各種機會主義思想都是完全對立的，包括教條主義、經驗主義、“左”的右的機會主義、修正主義。”他告訴胡喬木、鄧力群等，發言稿“要把這個意思寫進去。這是毛主席經常講的道理，也是他講得最多的道理，列寧也講得很多”。毛主席講的話，“總是有時間、有地點、有條件的，根據不同的時間、地點、條件來提出問題，解決問題”。隨后，他用通俗的語言概括說：“先作調查研究，然后才有發言權。開會也好，作決議也好，搞文件也好，都要從實際出發，提出問題，總結經驗，制定方針政策，這就是實事求是。”
新的歷史條件是什麼呢？鄧小平解釋道：拿一個連隊來講，現在當兵的人和過去當兵的人不同，過去是貧下中農當兵，現在是學生當兵。“學生兵的思想同過去的貧下中農兵的思想就不一樣，做政治思想工作的方法也就不能一樣。”“還要針對具體思想情況做細致的教育工作。”
總而言之，要講實事求是。“我們講要繼承和發揚毛主席為我們培育的優良傳統，第一個就是實事求是。歸根到底，這是涉及什麼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什麼是毛澤東思想的問題。毛澤東思想最根本的最重要的東西就是實事求是。”聯系當時社會上正在進行的“兩個凡是”和真理標准問題的討論，鄧小平神態嚴肅：現在發生了一個問題，連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准都成了問題，簡直是莫名其妙！他批評說：我們有很多年輕同志不懂得實事求是這個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根本道理。
第二個問題講不破不立。鄧小平說了這個題目后指出：“四人幫”同林彪是一伙，現在林彪的那一套還在起作用。“兩個都要批，隻有徹底地批了，也就是破了，正確的東西才能立起來。”現在不願意批林的人有幾種情況：一種就是不聯系實際，搞公式主義、形式主義﹔還有一種就是怕批林惹火燒身，批到自己頭上。
鄧小平要講的第三個問題是講以身作則。他指出，這個問題在軍隊的各級中都非常突出。有些老同志現在就是追求享受，愈多愈好，愈高愈好。如果他們不帶頭，什麼事情都很難辦。“艱苦朴素，深入實際，各級領導干部都要帶頭。”
其實，1977年4月鄧小平還沒有出來工作時就談到實事求是的問題，所以他最后告訴胡喬木、鄧力群、梁必業和華楠等：“我放了一炮，提出要完整地准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后來又加了一句毛澤東思想的體系。”有人說我這個提法是同華主席唱對台戲，結果華主席用了我這個話，這些人不吭氣了。還有知識分子的問題，也有人說我的講話背離了毛澤東思想。這些事都不是孤立的。
胡喬木、鄧力群等得到了鄧小平上述明確指示以后，很快就起草出來講話部分初稿並送審。5月31日，鄧小平審閱了胡喬木、鄧力群關於講話中有關實事求是問題開頭部分的寫法的來信。遂短函批告華楠：“此件送你，是否可以講四部分。（一）實事求是。（二）新的歷史條件。（三）不破不立。（四）以身作則。請考慮。”
“全軍政治工作會議是一個團結的會議勝利的會議”
6月2日，鄧小平來到全軍政治工作會議的會場。會場充滿著團結、緊張、嚴肅的氣氛。從匯報中他得知：這次會議“中心突出，主題明確，精力集中，越開越好。會議的風氣正，發揚民主，暢所欲言，對原則問題又不含糊，給下邊作了好樣子”。會議討論和修改了加強政治工作的決議、政治工作條例、干部服役條例3個草案。這些文件經過軍委審定之后，軍隊政治工作也就有了章程。面對軍隊高級將領，他確實感到：這次全軍政治工作會議，是繼軍委會議之后軍隊召開的又一次重要的歷史性會議。因為這次會議“著重研究和解決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發揚政治工作的優良傳統，提高我軍戰斗力的問題”。總之，會議開得很圓滿，很成功。
鄧小平說：我講四個問題（5月30日准備講3個問題，31日增加了新的歷史條件）。第一個問題，講講實事求是。這是他在5月30日小范圍講話的基礎上，對實事求是理論上更為全面、系統，論據更為充分，語言更為簡練准確的論述。
講話開宗明義：“我們開會，作報告，作決議，以及做任何工作，都為的是解決問題。”我們說的做的究竟能不能解決問題，問題解決得是不是正確，關鍵在於我們是否能夠理論聯系實際，是否善於總結經驗，針對客觀現實，採取實事求是的態度，一切從實際出發。
他首先稱贊“我們黨有很多同志堅持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堅持把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同革命實踐相結合的原則，這是很好的，我們一定要繼續發揚”。隨后他批評道：我們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講毛澤東思想，卻往往忘記、拋棄甚至反對毛澤東同志的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這樣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根本方法。“他們提出的這個問題不是小問題，而是涉及到怎麼看待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問題。”隨后，他以毛澤東為例，系統地闡明毛澤東從青年時代參加共產主義運動、締造我們黨的最初年代開始，就一直提倡和實行對於社會客觀情況的調查研究，就一直同理論脫離實際、一切隻從主觀願望出發、一切隻從本本和上級指示出發而不聯系具體實際的錯誤傾向作堅決斗爭的歷史。在充分表達觀點和闡明論據后，他告訴大家結論隻有一個：“很明顯，那隻能引導到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隻能引導到工作的損失和革命的失敗。”他號召：我們一定要肅清林彪、“四人幫”的流毒，撥亂反正，“打破精神枷鎖，使我們的思想來個大解放，這確實是一個十分嚴重的任務”。
接著，鄧小平講第二個問題：“講講新的歷史條件。”這個新題目是他在5月31日才決定增加的。他把這次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主題的表述移到這部分中來。他認為從部隊存在的問題和實際情況來看，“最重要的，就是要研究和解決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怎樣恢復和發揚政治工作的優良傳統，提高我軍戰斗力的問題”。這就是按照毛澤東關於實事求是的教導，研究分析實際問題，解決實際問題。而“研究和解決任何問題都離不開一定的歷史條件”，歷史條件已經發生很大變化，研究和解決的方法必須隨之變化。
鄧小平認為，對軍隊來說，由戰爭環境轉入和平環境，這是最大的不同。雖然政治工作的根本任務、根本內容沒有變，優良傳統也還是那一些。但是，“時間不同了，條件不同了，對象不同了，因此解決問題的方法也不同”。這次全軍政治工作會議，提出和解決政治工作的具體工作路線和政策，正是為了更好地完成新時期的歷史任務，“完全體現了毛澤東同志關於既要有總路線、總政策，又要有具體工作路線和具體政策的指示精神”。相反，“如果我們不去分析和解決新的歷史條件下存在的問題，我們就不能夠恢復和發揚政治工作的優良傳統，就不能夠在沒有打仗的情況下提高部隊戰斗力”。
第三個問題，講講破和立。鄧小平提出，講實事求是，講新的發展時期，講新的歷史條件，就要講破和立。
揭批林彪、“四人幫”，必須聯系實際，搞好各方面的整頓。整頓就要有破有立。鄧小平提出，整頓主要是整頓領導班子，整頓作風。“當前調整好整頓好領導班子是個關鍵。”“整頓領導班子，一個重要方面就是要把作風整頓好。”“軍隊的作風要做個好樣子，就要解決一個提高工作效率的問題。要雷厲風行，艱苦奮斗，緊張快干。”
鄧小平提出：“整頓，還有一個恢復政治機關的職能、作用、威信的問題。”此前他就多次講過，要在三年內，把政治機關的職能、作用、威信恢復到紅軍時期、抗日戰爭時期、解放戰爭時期的水平。要做到這一點，就要破林彪、“四人幫”的那一套，“立毛澤東同志關於政治工作的理論和傳統作風，並在新的條件下發展提高”。這次會議之前，他再次強調，要“通過這次會議，要把政治機關的職能、作用、威信恢復起來”。政治工作是黨的工作，政治機關是黨的工作機關。上級政治機關對下級黨委、政治委員、政治機關的工作，應該進行指導，督促檢查。這是我們的老傳統。他要求：“整頓，一定要從嚴。不論整頓領導班子，整頓作風，整頓政治機關，沒有一股子勁頭不行。在整頓過程中，要嚴格考核干部，並且把它作為一項制度堅持下去。”
第四個問題，鄧小平講的是干部的以身作則。他強調：“這個問題很重要。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以身作則非常重要。”群眾對干部總是要聽其言、觀其行的。“連長指導員不以身作則，就帶不出好兵來﹔領導干部不做出好樣子，就帶不出部隊的好風氣，就出不了戰斗力。”特別是現在，“強調以身作則這個問題很必要”。比如，調動了工作，就要搬房子，高級干部不帶頭怎麼行？“下了命令，要立即到職，高級干部要帶頭。艱苦奮斗，也要高級干部帶頭。”“能不能深入下去，工作能不能落實，關鍵在於領導干部是不是以身作則，深入部隊，調查研究，從實際出發，分析問題，解決問題。”他表揚說：最近，不少單位領導干部開始下部隊了，這是好現象。“治軍要嚴，首先對領導班子要嚴，對高級干部要嚴。高級干部要以身作則，做執行‘三要三不要’原則的榜樣，做艱苦奮斗的榜樣，做實事求是的榜樣。總之，做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革命實踐相結合的榜樣。”鄧小平反復強調說：“高級干部能不能以身作則，影響是很大的。現在，不正之風很突出，要先從領導干部糾正起。群眾的眼睛都在盯著他們，他們改了，下面就好辦。”
最后，鄧小平高興地評價這次即將閉幕的全軍政治工作會議，“是一個團結的會議，勝利的會議”。要貫徹落實好這次會議精神，在座同志責無旁貸，但更重要的是各級黨委、政治委員要加強領導，親自動手，狠抓落實。他充滿信心地希望：我相信，經過這次會議，“全軍的政治工作一定會有新的起色，毛澤東同志親自培育的我黨我軍的優良傳統一定會發揚光大”。兩個月以后，鄧小平還念念不忘：“怪得很，我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提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如何做政治工作問題，有人也反對，說這和華主席講的‘新時期’不一樣，唱對台戲。有的人就是不敢想問題，不能從‘四人幫’的框子裡脫出來。”他舉例說：最近東北反映說有個案子是我過去批的，“我說不管是我批的，還是誰批的，不對的都可以推翻”。他還強調：在清查中也不要把有人在“批鄧”時說過的話作為考察干部的一條標准。
1978年召開的全軍政治工作會議雖已過去36年，但這次會議的精神，尤其是鄧小平為這次會議召開所作的努力以及他在會上所作的重要講話，對恢復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推動全黨全軍撥亂反正、解放思想產生了重大作用，為新的歷史條件下的軍隊政治工作指明了方向，至今依然閃耀著思想和智慧的光芒。
（作者系本刊特約撰稿人，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研究員、副巡視員，主要從事鄧小平、任弼時等老一輩革命家軍事思想和生平研究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