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菁
1976年畢業於吉林大學哲學系。1979年畢業於中央黨校理論宣傳干部班哲學專業。1980年調至中央黨校哲學部工作。1984至1986年為德國慕尼黑大學哲學系訪問學者。1991年於中央黨校理論部（研究生院）獲哲學博士學位。1995年破格晉升為教授。1998年為德國柏林自由大學哲學系高級訪問學者。1992至2012年先后擔任過中央黨校哲學部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史教研室副主任、主任，副巡視員兼哲學部黨總支書記，哲學部副主任兼學術委員會主任等職。2009年起兼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哲學學科評議組成員。專業研究方向：哲學基礎理論、馬克思主義哲學等。主要學術代表作：《青年黑格爾派與早期馬克思思想的發展》（1994）、《郭店楚墓竹簡〈老子〉校讀》（1999）、《老子在今天》（2007）、《竹簡老子——校勘和注釋》（德文，2008）、《馬克思的遺產》（2009）、《馬克思主義哲學形態演變史》（主編，2013）等。
記者：侯老師，您好。近代以來，伴隨社會的急劇轉型，哲學的發展也經歷了重大變遷，呈現出許多新的特點和發展趨向。比如說，在經歷了語言哲學和生存論轉向之后，更加面向生活世界和世俗化，等等。在您看來，在當代尤其值得關注的主要趨向是什麼？
侯才：我認為當代哲學發展的一個重要趨向就是哲學的倫理化。源自黑格爾遺著的手稿《德國唯心主義最初系統綱領》曾明確地預言：形而上學在未來將進入道德之域，而倫理學將成為具有一切理念的完整體系。所謂形而上學將進入道德或倫理之域，是說哲學的發展將以道德、倫理為重點，道德、倫理將成為哲學的“普照之光”。我以為，在當代，或者准確地說，進入現代社會以來，哲學已經進入道德、倫理之域。
記者：您認為進入現代社會以來，哲學已經進入道德、倫理之域，這表現在哪些方面？
侯才：這突出表現在下述兩個方面。
首先，就哲學自身發展的內在邏輯特別是認識重心的遷移來說，哲學已經進入道德、倫理之域。伴隨社會實踐的不斷發展，哲學認識的重心經歷了由自然到人、由“實體”到主體的遷移。在古代是自然，在近現代則是人本身——開始主要是人的思維、精神層面，后來轉移到人的存在、活動層面。與此相適應，哲學的主題和表達形式也經歷了由以自然為中心的本體論、到以人的思維為中心的認識論和以人的存在為中心的人本論的演變。這種哲學認識重心的遷移的現實根源，是到了近代社會以后，由於機器工業的出現和近代科學的產生及其應用，社會生產力有了本質性的突變，人借此從自然中提升出來，開始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主體。由此，以往渾然一體的世界被二元化：無所不包的自然成了人所生活在其中的單純的周圍外在環境，而人也儼然成為一種能夠主宰其余自然的存在物。這種人類通過其自身的社會實踐活動所實現的人與自然關系的根本逆轉給人們的認識帶來的變化是，導致了認識視角的一種根本性的轉換，即由“實體”或客體本位轉移到主體本位，由對自然和物的關注轉移到對人自身的關注。與此相適應，人們實踐的主觀態度則由客體規定的尺度轉移到主體意義的尺度，由對客觀對象認知的真理性或科學性的追求轉移到對主體存在的價值性的追求。
其次，就哲學與諸種社會意識形式的關系來說，哲學已經進入道德、倫理之域。在人類社會實踐不斷發展的基礎上，與哲學研究重心遷移的歷史軌跡相適應，哲學與其它諸種社會意識形式的關系處在不斷的嬗變過程中，經歷了從古代的宗教化、到近代的科學化、再到現代的倫理化的歷程。在古代，哲學與宗教密切融合。它“最初在意識的宗教形式中形成，從而一方面它消滅宗教本身，另一方面從它的積極內容說來，它自己還隻在這個理想化的、化為思想的宗教領域內活動”（馬克思）。即便后來哲學把握了宗教的普遍內容而從宗教中獨立出來，也往往難免跟在宗教后面蹣跚而行。在西方，到了11至13世紀，哲學甚至徹底受到了宗教教會的統治，成了神學的奴婢。到了近代，隨著理論自然科學的誕生和各門具體科學從哲學中的分化，哲學依靠科學的支持，開始取得對宗教的某種獨立地位，作為一支獨立的理性力量登場，並在啟蒙運動中發揮了重大的作用。但是同時，哲學也開始處在科學的影響之下：這尤其表現在作為科學觀念、科學精神表征的客觀性、規律性、實証性等要求對哲學的浸染和影響。在這樣的情勢之下，伴隨哲學不再作為凌駕於各門科學之上並包攝各門具體科學在內的“科學之科學”而存在，哲學愈益依附科學和科學化，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成為科學獨斷統治和科學主義的犧牲品。在當代，可以清晰地看到，哲學的科學化早已走到其盡頭。正是在對科學和科學主義的獨斷統治的揚棄中，在市場經濟的普遍發展中，產生了哲學的倫理化的需求和趨向。可以說，這種哲學的倫理化傾向從叔本華和尼採，從馬克思，從新康德主義就已經開啟了。
記者：剛才您談到，哲學認識的重心經歷了由自然到人、由“實體”到主體的遷移。哲學的倫理化對於整個人類有哪些重要的意義？
侯才：從根本上說，哲學進入道德、倫理之域是由現代化發展的實踐及其需要決定的。因此，一般而論，它對於整個人類社會現代化進程的塑造和完成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特殊而論，對於中國現代化建設的順利完成即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
近代以來，人類面臨的最大實踐課題就是現代化。這表現在思想理論上，則是一種合理的“現代性”的塑造和構建。當代的思想家、哲學家們普遍認為，人類正在經歷的整個現代化過程或者人們普遍談論的現代性存在著危機甚至是重大的危機。這種危機集中表現在發展與代價、贏取和喪失、創造與毀滅的悖論和矛盾越來越深刻，特別是在資本邏輯的統治下，傳統的道德、倫理和價值觀被從根本上顛覆，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效力。毋庸諱言，人類正在經歷的整個現代化過程或者人們普遍談論的現代性確實存在著危機。
記者：如何理解和認識這種現代性的危機？它是如何產生的，其根源何在？
侯才：我個人以為，現代性危機的根源是主體的需要和欲望惡性膨脹的結果，是人未能成為自身的需要、欲望的主體的結果。近現代以來，由於市場經濟的極致化和普遍統治，由於工業和科學技術的高速發展，使人滿足自身需要和欲望的手段空前地提高。與此相適應，人類的需要也發生了質的變化，即對使用價值的追求變成了對價值的追求。具體而言，在自然經濟條件下，人們追求的主要是使用價值，使用價值作為物質財富是具體的、有限的。因而，人們對使用價值、物質財富的追求也是有限的和有止境的。而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人們追求的已不再是直接的使用價值和物質財富，而是價值。價值的增殖和擴張是無限的，沒有止境的，因而，人們對價值的追求也是無限的和無止境的，由此導致馬克思所揭示的“致富欲和貪欲作為絕對的欲望佔統治地位”。據此，我們有理由認定，現代性危機的實質，是在市場經濟充分發達的條件下，由於人的需要的質變和欲望的無節制地膨脹，人愈漸淪落為自身的需求和欲望的客體，而沒有成為自身需要和欲望的主體。人能否成為自身需要和欲望的主體？應當說，這首先是一個根本性的道德、倫理和價值觀問題。因此，在一定意義上，或許可以說，現代性危機的最終解決或現代化的最終完成可以歸結為道德和倫理問題，歸結為價值觀問題，即歸結為倫理學的實踐化和價值觀作用的發揮。如此說來，哲學的倫理化就為合理的現代性的塑造所必需，成為破解現代性危機的關鍵環節。這集中表現在：重建價值觀和整個價值體系，為人自身的需要和欲望立法，從而有效解決科學性與價值性這一現代性的根本矛盾和悖論。
記者：剛才您還談到，哲學的倫理化對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具有至關
重要的意義，請您再具體地談一談。
侯才：應當明確，由於與現代化過程相伴隨和契合，當代中華民族的復興，其內涵和實質已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民族復興，而是現代化的實現，即經過工業化、市場化和信息化，完成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乃至所謂后工業社會、由自然經濟向市場經濟、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具體而言，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闡釋的，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建成民主富強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換言之，是建成一種新型的現代社會和現代國家。這無疑是中華民族發展史上所經歷的一次最重大的歷史轉變，同時也是一場空前的社會變革。
如果說，從哲學的視閾來審視，現代
化建設的本質和內蘊是“現代性”的塑造，那麼，中國現代化建設的本質和內蘊則是“中國現代性”的塑造。在既有“現代性”的世界話語體系中，“歐美現代性”曾一直獨居統治地位，被描述為“全球現代性”的代表或主要標志，甚至被直接等同於“全球現代性”。而中國現代化建設的完成和“中國夢”的實現，實際上意味著一種新現代性即“中國現代性”在世界歷史上的確立，意味著既有世界“現代性”話語體系的徹底重釋和改寫。
我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已經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同時也必須清醒地看到，現代化過程將是人類歷史上一個長期的發展階段。從一種較為宏觀的歷史尺度來看，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的完成並不意味著現代化過程的結束，毋寧說是現代化過程新階段的開始。西方思想家政治家們曾熱衷於談論“后現代社會”的來臨。其實，所謂“后現代社會”終結的並不是整個現代化過程，而只是現代化過程的初始階段。它隻不過意味著現代化初始階段的結束和繼之而來的新階段的開始。顯然，“中國現代性”仍在塑造和生成的過程中。它仍將繼續面臨許多嚴峻的困難和挑戰。在這一實踐的過程中，無疑不能須臾離開哲學的作用和哲學的倫理化，不能須臾離開道德、倫理和價值觀作用的充分發揮。
記者：那麼，順應哲學倫理化的發展趨向，圍繞“中國現代性”的塑造和構建這一根本課題和任務，您認為當代中國哲學要做哪些工作？
侯才：當代中國哲學要做的工作有許多，我在近年來發表的相關訪談和文章中都曾論及一些要點，這裡僅再補充和強調幾個方面。
更加關注和重視社會的道德、倫理和價值觀建設，並使其與法治建設有機結合、融為一體。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國無德不興，人無德不立。一個民族、一個人能不能把握自己，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道德價值。在我國現階段，關注和重視社會的道德、倫理和價值觀建設，其首要任務就是在全社會培育和弘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並為此提供有力的學術論証和學理支撐。我個人認為，無論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闡釋、宣傳還是進一步提煉，都應充分看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所擔負的主要功能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應然趨向和發展目標的界定，它體現了價值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實然性和應然性的統一。
把馬克思主義倫理學的研究特別是馬克思本人倫理思想的研究置於更加重要的地位。對馬克思哲學的傳統詮釋往往認為，馬克思的倫理思想匱乏，甚至存在空場。這實際上是對馬克思哲學乃至馬克思學說的一種誤讀。事實是，馬克思雖然沒有專門對倫理學的基本理論進行過學理上的系統闡述，但是，如果從倫理學的維度透視馬克思哲學甚至馬克思的整個學說，那麼，他的整個哲學甚至全部學說都蘊含和體現一種倫理學。這具體表現在，馬克思把“現實的個體”即作為個體的實踐主體作為自己理論的現實出發點，把“自由人格”（通常被譯作“自由個性”）的實現規定為個體的發展和完善的最高目標，堅持利己與利他、改變環境與改變自我的有機統一，訴諸真正的道德實踐活動——“自主活動”，把人類歷史的發展過程理解為通過擺脫“人的依賴關系”和“物的依賴性”而實現的人的“自由人格”的過程，等等，以一種獨特和徹底的形式清晰地表述了一種新倫理學——以實踐為基礎的人格倫理學。特別是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資本統治下人們所遭遇的“物的增殖和人的貶值”這一根本的生存異化境況及其根源，指出了揚棄異化的路徑和合理的發展目標。也正因如此，馬克思學說在當代才愈加彰顯出它的意義。
繼承和創造性轉換我國傳統文化及其哲學中合理的道德、倫理和價值資源。在我國傳統文化及其哲學中，存在著豐厚的道德、倫理和價值觀資源，但是，在現階段，這種資源的挖掘和現代性轉換工作卻過於滯后，不能適應疾速發展的社會實踐的需要。在我看來，要做好傳統思想資源的挖掘和現代性轉換工作，其思想前提還是提高對傳統文化重要性的認識。應該充分尊重和高度重視自己的精神遺產，既要反對和防止文化保守主義和文化復古主義，更要反對和防止片面強調文化的時代性而否定文化的民族性，以及片面強調馬克思主義與傳統文化的差異和對立等各種文化相對主義和文化虛無主義的傾向，以高度的文化自覺、開放的心態以及清醒的文化主體意識，大力繼承和弘揚自己的優秀文化及其傳統。
正確地看待宗教，重視和發揮宗教道德的重要作用。應該看到，宗教道德對於社會的維系乃至對於現代性危機的克服具有重要的輔助作用，是社會道德所不能完全代替的。發揮宗教道德的作用，其思想前提是合理地看待宗教，正確地認識和處理宗教與政治、與哲學等社會意識形式的關系。我覺得既有的傳統的宗教觀的一個重大缺陷，是混淆了宗教與哲學、與政治思想特別是與政治信念的界限，對此必須加以厘清和糾正。
充分重視和發揮政治倫理的功能。可以說，政治倫理是道德和倫理的核心一環。在我國現階段，政治倫理建設特別是官德建設無疑是整個道德和倫理建設的關鍵。對權力的有效約束，無疑需要構建德—法雙重網絡結構，要重視和強化客觀的、外在的、顯性的立法，同時也要重視和強化主觀的、內在的、隱性的立法，使兩者彼此結合和相互輔助。這樣，才能確保權力的合理運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