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報主辦的“鄧小平經濟思想理論座談會”8月19日在京召開。適逢鄧小平同志誕辰110周年之際，國內經濟理論界專家學者聚集一堂，追尋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經濟思想脈絡，暢談鄧小平理論對中國改革與發展的深遠歷史意義和重大現實意義。與會者在深情緬懷世紀偉人鄧小平的同時，對步入新常態后的中國經濟和全面深化改革也進行了廣泛的探討。現將與會專家學者發言摘要刊出，以饗讀者。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奠基者
中央黨校原副校長 李君如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在改革開放實踐中逐步形成和完善、發展起來的，其奠基者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
有8件事可以佐証：
第一件事，在鄧小平親筆寫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報告的提綱中，他提出：“自主權與國家計劃的矛盾，主要從價值法則、供求關系（產品質量）來調節。”“自主權”這3個字很簡單，但在計劃經濟體制中撕開了一個口子。后來小崗村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就是在此基礎上的突破。
第二件事，1979年，鄧小平在會見外賓時指出：“說市場經濟隻存在於資本主義社會，隻有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這肯定是不正確的。社會主義為什麼不可以搞市場經濟，這個不能說是資本主義。”這一論斷明確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市場化取向。
第三件事，1983年，鄧小平與江蘇省委負責人座談，在聽到蘇州社隊企業憑借靈活的經營機制得到成長和發展時，鄧小平說：“看來，市場經濟很重要”。
第四件事，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突破了把計劃經濟和商品經濟對立起來的傳統觀念，明確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提出了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改革目標。對這個決定，鄧小平給予了極高的評價。他說：“我的印象是寫出了一個政治經濟學的初稿，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的政治經濟學，我是這麼個評價。”由於這個決定突破了社會主義經濟是計劃經濟的傳統觀念，對於后來進一步提出和形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和體制，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第五件事，上世紀80年代中期，鄧小平在會見美國客人時說：“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之間不存在根本矛盾。問題是用什麼方法才能更有力地發展社會生產力。我們過去一直搞計劃經濟，但多年的實踐証明，在某種意義上說，隻搞計劃經濟會束縛生產力的發展。把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結合起來，就更能解放生產力，加速經濟發展。”
第六件事，鄧小平在同中央幾位負責同志談黨的十三大報告起草工作時鮮明地指出：“為什麼一談市場就說是資本主義，隻有計劃才是社會主義呢？計劃和市場都是方法嘛。隻要對發展生產力有好處，就可以利用。它為社會主義服務，就是社會主義的﹔為資本主義服務，就是資本主義的。”這一論斷，在我們黨形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過程中是一個重要的進展。
第七件事，有人對市場經濟的改革提出“姓社姓資”的質疑，鄧小平經過深入思考，提醒大家：“我們必須從理論上搞懂，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區分不在於是計劃還是市場這樣的問題。社會主義也有市場經濟，資本主義也有計劃控制。”“不要以為搞點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道路，沒有那麼回事。”特別是在1992年的“南方談話”中，鄧小平強調指出：“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這就為我們黨在十四大創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明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奠定了思想理論基礎。
第八件事，關於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鄧小平明確表示贊成，而且說“深圳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正是鄧小平對經濟體制改革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樣明確的表態，使得我們黨從十四大開始，以積極自覺的態度投入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創新、理論創新和制度創新。
在傳統的理論中，無論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還是西方經濟學，都認為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市場經濟是資本主義的本質特征。鄧小平的科學論斷，突破了這種經濟理論的固有觀念及其思維定勢。
鄧小平強調我們的工作要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基本國情出發，強調的重點是我國雖然已經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但生產力落后，社會主義還沒有取得同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社會生產力。也就是說，鄧小平提出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為了解放和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為了讓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更好地發揮出來。
鄧小平破解傳統的計劃經濟思維的鑰匙，是他對於社會主義本質的科學認識。認識這一點，非常重要。
把鄧小平經濟理論推向新階段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 張卓元
鄧小平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十分豐富，其中最重要的是關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由於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市場經濟是史無前例的偉大創舉，沒有先例和模式可供借鑒，需要我們一步一步地探索，在實踐中尋找其客觀規律性。因此，鄧小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是在中國改革和發展實踐中不斷豐富和發展的。
鄧小平倡導的改革開放30多年來已取得巨大成績，現在我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開始進入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行列。
上世紀90年代初期，鄧小平說，“恐怕再有30年的時間，我們才會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這個制度下的方針、政策，也將更加定型化。”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及其實施，將使鄧小平的上述設想變為現實。而且這個制度不僅包括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還包括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等各方面的制度。
就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來說，是能促進和保証中國經濟轉型和發展方式轉變、跳出“中等收入陷阱”順利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進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制度體系。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混合所有制經濟是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以管資本為主加強國有資產監管，國有資本投資運營要服務於國家戰略目標，更多投向關系國家安全、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重點提供公共服務、發展重要前瞻性戰略性產業、保護生態環境、支持科技進步、保障國家安全﹔建立公平開放透明的市場規則，各類市場主體可依法平等進入清單之外領域，推進水、石油、天然氣、電力、交通、電信等領域價格改革，放開競爭性環節價格，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完善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形成機制﹔政府的職責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觀經濟穩定，加強和優化公共服務，保障公平競爭，加強市場監管，維護市場秩序，推動可持續發展，促進共同富裕，彌補市場失靈，等等。這些理論和指導原則，都是對鄧小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特別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重大發展，並且在落實過程中進一步解放和發展了社會生產力，從而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推向新的階段。
鄧小平“南方談話”意義深遠
中共中央黨校教育長 王東京
在紀念鄧小平同志誕辰110周年之際，我們重溫“南方談話”，倍感親切，也更堅定了我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
鄧小平同志的許多重要思想對我們全面深化改革仍有極強的指導意義。
第一，“南方談話”從歷史發展動力的高度，提出“革命是解放生產力，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鄧小平同志指出，“過去，隻講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生產力，沒有講還要通過改革解放生產力，不完全。應該把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兩個講全了”。這一重大論斷深化了對社會主義根本任務的認識。針對姓“資”姓“社”問題，鄧小平提出，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這“三個有利於”的判斷標准，把發展生產力、增強綜合國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三者有機結合起來，是鄧小平同志反復思考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怎樣發展社會主義得出的重要結論。鄧小平同志反復強調，“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敢於試驗”，“看准了的，就大膽地試，大膽地闖。沒有一點闖的精神，沒有一點‘冒’的精神，沒有一股氣呀，勁呀，就走不出一條好路，走不出一條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業。”鄧小平同志的這番話語重心長，當前我們的改革已進入深水區和攻堅期，尤其值得我們認真學習與體會。
第二，“南方談話”強調改革要打破在計劃與市場問題上的束縛，提出社會主義可以搞市場經濟。關於計劃與市場的關系，鄧小平指出，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在1979年會見外賓時，他提出：“市場經濟不能說只是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鄧小平同志的這一重要論斷，為黨的十四大將“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作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目標定了基調，而且“南方談話”以來的經濟體制改革，也始終是圍繞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展開的。去年召開的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仍然強調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由此足見鄧小平同志具有非凡的洞察力與遠見卓識。
第三，“南方談話”從社會主義本質論出發，提出要消除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在“南方談話”中，鄧小平同志是把“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作為社會主義本質的重要內容提出來的。不過鄧小平同志所講的共同富裕，並不是指要搞平均主義。他強調，實現共同富裕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共同富裕並不意味著各地區以及所有社會成員同時富裕。鄧小平同志關於“共同富裕”的思想，對於我們解決貧富差距問題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第四，“南方談話”強調必須注重大膽吸收和借鑒國外先進經驗，要堅定不移地對外開放。鄧小平同志提出，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的兩大主題，應當抓住難得的機遇對外開放，利用有利的國際條件集中精力搞建設。他主張通過對外開放來沖擊傳統的舊體制與舊觀念，以促進改革和發展。自“南方談話”以后，中國真正進入了一個改革開放的新時期，經濟增長突飛猛進，綜合實力明顯增強。
偉人已逝，斯言長存。我們應當牢記鄧小平同志“南方談話”的囑托，在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領導下，堅定信念，凝聚力量，堅持“發展是硬道理”，堅持改革開放不動搖，努力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
堅持“三個有利於”這塊“試金石”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盧中原
堅持“三個有利於”是衡量改革成敗得失、成效大小的根本標准和“試金石”。
判斷改革開放中一切工作得失、是非、成敗的標准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如何看待全面深化改革的成效？我認為，並不僅僅在於具體的改革舉措是什麼。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方向往前走，在這一過程中，衡量改革成敗得失和成效的“試金石”，仍是鄧小平同志講的“三個有利於”。有人提出，具體措施可能短期內達不到提高生產力、綜合國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目的，那是否有近期的衡量目標？當然，我們可以提出近期性目標。比如，有一個標准就是，是不是真正觸動了大家都認為確實應該改的、阻礙了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系的環節？衡量改革成敗得失和成效大小，最終都要落到“三個有利於”上面來。
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開放是達成“三個有利於”標准的制度保障和重要的戰略抉擇。以我們最近熱議的幾個話題來看，一是“中等收入陷阱”。我們很多欠發達地區面臨的是能不能跨越“低收入陷阱”的問題，東部沿海發達地區現在已經面臨的是“高收入陷阱”問題。我們整個面臨的不是簡單的“中等收入陷阱”問題所能描述的。探討這個問題，首先要認識到國內較大的區域差距，其次要認識到究竟要解決什麼問題。二是“窮則思變”。鄧小平同志說，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我認為，隻有改革開放才能使整個社會的積極性和資源調度的合理機制朝著“三個有利於”的方向發展。
總之，鄧小平同志提出的“三個有利於”標准以及改革開放的重大戰略抉擇，是確保中國現代化大門永遠打開、不至於封閉的根本的“指路明燈”。
從“摸著石頭過河”談起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蔡 昉
鄧小平同志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他的經濟思想中包含著充滿智慧的改革方法論，比如，“摸著石頭過河”。
漸進式改革包含了鄧小平提出的“摸著石頭過河”的思想。以“價格雙軌制”改革為例，計劃經濟時期，絕大多數商品都是需要憑票証購買的。如何改革？我們採取放調結合的辦法，逐步讓價格達到市場均衡水平。什麼是市場均衡水平？我們先放開一部分非必需商品的價格作為參照，就逐步了解到市場均衡價格。到上世紀90年代初時，人們發現，市場上基本上所有的產品價格都由市場決定了。夸張點說，我們是在不知不覺中完成了價格改革。
對於中國的經濟增長，把我國和周邊國家以及地區經濟增長作比較，我們要快得多﹔與一些發達經濟體比較，上世紀90年代我國經濟總量超過了6個發達國家﹔與一些金磚國家比較，整體來看，我國經濟發展好得多。事實証明，掌握正確的改革方法論，能夠給我們帶來更快的經濟增長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持續改善。
近年來，中央提出了關於改革的頂層設計的新思路。這與“摸著石頭過河”並不矛盾。通過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例子，可以了解兩者之間既不同又有銜接的關系。
當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一些地區出現時，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對此並沒有明確的表態。但隨著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逐步鋪開，中央文件也不斷擴大了對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認可程度。1984年時，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已呈現燎原之勢。隨后，人民公社改為鄉，大隊改為村。這個改革過程非常快。但實際上整個改革過程中體現的是“摸著石頭過河”的思想。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改革之所以迅速被接受，很重要的一點是這項改革是典型的“帕累托改進”，改革中有明確的群體受益，但又沒有別的群體利益受損。從目前中國的改革進展來看，這種改革機會已經很少了。
在低垂的果子已經摘盡的時候，我們需要進入一個新的階段。頂層設計很重要的意圖就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習近平總書記在廣東視察時講，改革開放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一招。我們要堅持改革開放正確方向，敢於啃硬骨頭，敢於涉險灘，既勇於沖破思想觀念的障礙，又勇於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我認為，從頂層設計看，今后思路更多的是突破既得利益群體的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