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的話
鄧小平與上海有著難解的緣分。1920年9月11日，時年16歲的鄧小平與另外80多名同伴一起在上海乘坐郵輪，踏上了赴法勤工儉學的道路。1927年回國后，上海一度成為鄧小平早期革命戰斗生活的重要陣地。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時刻關心著上海的發展，為上海發展謀篇布局。在其晚年，從1988年到1994年，他更是連續在上海度過7個春節。
鄧小平對上海寄托著殷切的期盼。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社會主義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在這一重大歷史關頭，作為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打出了一張“王牌”——上海浦東開發開放。顯然，在鄧小平的戰略布局中，上海不只是一座大城市，也不只是一個傳統工業基地，而是能夠帶動整個長江三角洲和長江流域發展的“龍頭”，是面向世界、展示中國改革開放的重要窗口。
今年是鄧小平誕辰110周年。本報今天特刊登兩篇歷史回顧文章，展現鄧小平與上海改革開放那段風起雲涌的歷史。在緬懷和敬仰之余，更多的是對歷史使命與時代擔當的清醒認識。如今，上海正處於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時期，我們是否還能拿出當年那股子闖勁，以破除萬難的決心與勇氣，邁過“深水區”，創造一番改革新圖景？如是，則是對小平同志最好的紀念。
上海如何從“后衛”走向“前沿”
■徐建剛
今年是改革開放36周年，也是鄧小平誕辰110周年。回顧上海改革開放的歷史，我們深切地體會到，沒有鄧小平理論的指導，沒有鄧小平同志的直接關心和指導，就沒有上海今天改革開放的新局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鄧小平先后10余次來到上海，他從世界發展的格局看中國，從中國未來發展看上海，從上海在全國的地位看浦東，對上海走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前列發揮了關鍵作用。
組織准備：培養選拔接班人
在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就高瞻遠矚地指出：“最大的問題，也是最難、最迫切的問題，是選好接班人。”他用簡練而明確的語言，把黨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的干部隊伍建設方針概括為“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十二個字。
上海能否選拔培養好接班人，關系著上海今后的發展，也是鄧小平最為關注的問題。1979年7月，他在接見上海市委全體常委時，專門就選拔年輕干部和建設省市領導班子問題發表重要講話，指出：大問題是接班人問題，要有意識地選拔年輕人進領導班子，這是黨的戰略任務、根本任務，是找接班人的問題。他要求老同志要有意識地培養、幫助並大公無私地選拔年輕力壯的人，不能論資排輩。在鄧小平的直接指導下，在老同志的大力支持下，上海通過深入基層聽取群眾意見發現人才，請老干部、老專家和社會知名人士舉薦人才，到知識分子集中的高校和科研單位物色人才等多種方式選拔出一批優秀干部候選人，其中包括由吳邦國、黃菊等18名年輕干部組成的調整市級領導班子名單。1983年2月，鄧小平看到這份名單材料后十分滿意。他語重心長地指出，領導班子的調整是整個改革工作第一位的問題，其他的問題都要讓路，不能干擾。要讓更多的年輕干部有機會大顯身手，領導班子，就是要年輕一點，一上來就要干二三十年，但同時也要適當地保留一些老同志，為年輕干部把握大方向。根據鄧小平的指示，上海對從市級到區、縣、局以及大廠、大企業的領導班子進行較大規模的調整和加強，一大批德才兼備、年富力強的優秀年輕干部走上領導崗位。這為上海自上世紀90年代開始的騰飛做好了人才准備，並使加強中青年干部的培養選拔成為上海歷屆市委的共識。
戰略部署：開發開放浦東
開發浦東是上海人民多年的願望。但囿於各種條件，很長一段時間內，浦東的開發並沒有付諸實施。
鄧小平認識到，中國要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必須尋找足以帶動全國經濟的新的發展極，“要研究一下哪些地方條件更好，可以更廣大地開源”。1990年鄧小平在同上海領導談話時，特別提出：請上海的同志思考一下，能採取什麼大的動作，在國際上樹立我們更加改革開放的旗幟。3月，鄧小平從上海回到北京后，對幾位中央負責同志提出：“比如抓上海，就算一個大措施。上海是我們的王牌，把上海搞起來是一條捷徑。”
如何用好上海這張“王牌”，鄧小平作出了開發開放浦東的重要決策。他非常鄭重地對中央幾位主要負責同志說：我已退下來了，但還有幾件事，我還要說一下，那就是上海的浦東開發，你們要多關心。在鄧小平的倡議和推動下，黨中央、國務院先后派鄒家華、姚依林率領國務院有關部門負責同志赴上海進行實地論証。1990年4月18日，時任國務院總理李鵬代表黨中央、國務院到上海正式宣布開發開放浦東，指出：“這是我們為深化改革、擴大開放作出的又一重大部署”，“對於上海和全國都是一件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事情”。
浦東開發開放是我國全方位對外開放戰略布局真正確立的重要標志，也把長期處於“后衛”位置的上海推向我國改革開放的“前沿”。此后，黨的十四大進一步提出，“以上海浦東開發開放為龍頭，進一步開放長江沿岸城市，盡快把上海建成國際經濟、金融、貿易中心之一，帶動長江三角洲和整個長江流域的新飛躍”，從而使上海的戰略定位進一步提升，成為國家發展戰略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解放思想：打破姓“資”姓“社”束縛
1992年1月至2月，鄧小平先后來到南方的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等地視察，他創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精辟論斷，深刻回答長期困擾和束縛人們思想的許多重大認識問題，成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裡程碑。上海是鄧小平視察南方的最后一站。在上海期間，他著眼於推動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談話，推動上海人民的思想解放，開啟上海改革開放和經濟快速發展的嶄新篇章。
打破姓“資”姓“社”的思想束縛，率先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1992年2月10日，鄧小平在視察上海貝嶺微電子制造有限公司時，指著一台正在工作的機器意味深長地說，這台設備原來姓“資”，因為是資本主義國家生產的，現在它姓“社”，因為在為社會主義服務。判斷姓“資”還是姓“社”的標准，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對曾經是計劃經濟重鎮的上海，鄧小平要求積極開展率先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探索，為全國起示范和導航作用。
樹立搶抓機遇的意識，推動上海的改革開放深入發展。在鄧小平為推動上海改革開放所作的一系列指示中，有一個鮮明的主題，就是“抓住機遇，加快發展”。1992年鄧小平就叮囑道：“這是你們上海最后一次機遇，這個機遇你們不要放過，你們要大膽地闖一闖。”1994年鄧小平最后一次視察上海，離開時他特意把時任市委書記吳邦國和市長黃菊叫上火車，殷殷囑托道：“你們要抓住20世紀的尾巴，這是上海的最后一次機遇。”無論從中國社會的發展歷程看，還是從世界上其他國家的發展歷程看，能不能抓住機遇，加快發展，是一個國家、一座城市能不能贏得主動、贏得優勢的關鍵所在。上海在人才、技術和管理方面都有明顯的優勢，輻射面寬，完全有條件搞得更快一點，必須樹立強烈的機遇意識，抓住機遇發展自己。
盡管鄧小平離開我們十多年了，但他深邃的戰略眼光和巨大的理論勇氣，永遠值得我們緬懷。今天，上海又一次站在歷史發展的關頭，承擔著先行者和排頭兵的歷史重任，需要我們再次重溫鄧小平“思想更解放一點，膽子更大一點，步子更快一點”的囑托，為上海的明天作出更大的貢獻。
（作者單位：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
60天決策背后的戰略棋局
■朱曉明
浦東開發開放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改革開放史上具有歷史意義的重大戰略部署，是鄧小平改革開放戰略思想和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重要實踐。它是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帶動中國融入世界經濟體系、全面參與國際分工和國際競爭的重要舉措。當回顧浦東開發開放最初歲月時，我們發現，如此重大的決策，具體過程從正式啟動到公之於世，不過60天時間。擅長打橋牌的小平同志，在1990年頭上的這60天，審時度勢，迅速出手打出“浦東開發開放”這張王牌，其背后有著經年累月的深思熟慮和高屋建瓴的戰略思考。
浦東開發開放的戰略思考
回顧鄧小平同志在浦東開發開放背后的戰略思考，大致可以梳理出以下脈絡：
1、深層的經濟原因。當時，深圳等經濟特區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方面大膽改革和探索，對后來全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框架產生了持續和深遠的影響。但與此同時，“在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時期，由於體制轉軌尚不徹底，宏觀調控的效率優先，經濟發展出現了大起大落”，到1988年，出現了經濟運行過熱，通貨膨脹加速，財政赤字擴大等問題。鄧小平同志此時提議作出浦東開發開放的重大決策，就是要以浦東開發開放為契機，從新的層面突破20世紀80年代末中國經濟發展的僵局。
2、政治上的觸發動因。上世紀80年代末，一些西方國家不僅在輿論上誣蔑我國“停止市場經濟的改革開放”與“壓制人權”，更是從經濟上採取貿易保護、投資限制、高新技術封鎖以及金融控制等方面的制裁。1990年4月宣布浦東開發開放，是打破國際社會對我國採取的經濟封鎖和政治攻擊所採取的一項有力的實際行動，彰顯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旗幟、理論和道路的方向性選擇。鄧小平同志曾堅定地說：“現在國際上擔心我們會收，我們就要做幾件事情，表明我們改革開放的政策不變，而且要進一步地改革開放。”浦東開發開放向世界宣告“中國改革開放的步伐不僅不會停頓，而是向更大范圍，更高層次推進。在風雲變幻的關鍵時刻，認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持改革開放，這是果敢的選擇，也是明智的選擇”。
3、國際經濟分工的推動。20世紀90年代初的中國面臨重要機遇：新科技革命帶來經濟全球化，世界性產業結構大調整，形成全球性供大於求的買方市場，發達國家正在尋找新的投資方向，跨國公司把眼光投向已經順利執行改革開放路線、經濟實力迅速增長、投資環境日趨完善、市場潛力豐厚的中國。但同時，周邊國家與地區也加大了開放與引資步伐，這就意味著在吸收國際游資和產業轉移上存在著激烈競爭。通過浦東開發，擴大開放，深化改革，為國外投資者創造更寬鬆、更有利的投資環境，是應對周邊地區競爭、進一步加速中國經濟發展的有力舉措。從戰略上來看，中國要保持持久、健康的發展，也必須納入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之中，因此，中國至少需要兩三個國際級的大都市才能夠與世界從容進行經濟對話。這樣的大都市，除香港之外，另一個有預備資格的就是上海了。鄧小平同志的一句“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將浦東新區推上了歷史舞台。
浦東開發開放的戰略構架
鄧小平同志不僅倡導了浦東開發開放，還就開發浦東等具體問題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
1、理念創新。在浦東開發開放定位上，鄧小平同志在1991年初視察上海時指出，深圳是面對香港的，珠海是面對澳門的，廈門是面對台灣的，而浦東是面向世界的。1992年春，鄧小平同志在南方談話中再次強調：“上海在人才、技術和管理方面都有明顯的優勢，輻射面寬。”根據上述指示，上海市委、市政府提出了“開發浦東、振興上海、服務全國、面向世界”的工作方針，強調無論是開發規模、開發規劃、開發資金，還是參與開發的智力，都必須與世界接軌。浦東開發開放也形成了“不僅是項目開發、產業開發，而且是社會開發，是爭取社會的全面進步”的開發開放思路。
2、戰術創新。在開發開放初期，浦東在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產業項目的引進方面都需要大規模的資金投入，財政難以支撐。為此，浦東積極探索在規范體制框架下的投融資創新，形成了“資金空轉，批租實轉，成片開發”的“土地滾動”開發模式，在1995年之后，土地邊際收益出現遞減，又適時推出“稅收滾動”模式，並將民營、外資等各類資本引入重大基礎設施項目。
在開發運作上，實行“管委會—開發公司”這樣一個特殊的“政企合一”模式。開發公司按政府制定的園區總體規劃和功能定位，承擔具體開發職能，而開發區管委會作為政府派出機構，承擔園區行政管理服務職能，在保障開發區建設進度的同時，帶動周邊地區的城市化進程。這個模式為行政資源與市場資源實現優化整合提供了一個成功案例。
3、體制創新。在企業制度方面，鄧小平同志希望借鑒發達國家經驗，建立符合中國國情的現代企業制度。浦東率先建立了現代企業制度，同時構建了較為完善的要素市場體系。從1996年開始，上海分階段將一些大的要素市場遷入浦東陸家嘴地區，包括上海產權交易所、上海証券交易所、上海房地產交易中心、中國上海人才交易市場等十大要素市場。這些要素市場的確立，進一步鞏固了上海在區域發展中的核心地位。根據鄧小平同志“金融很重要，是現代經濟的核心”的指示，浦東在金融貿易等服務業領域率先突破傳統體制障礙。一些重要的金融改革和金融創新舉措率先在浦東試點：2005年，央行上海總部成立﹔2006年，中國首家信托登記機構——上海信托登記中心落戶浦東，等等。此外，浦東還創造了新的政府管理模式。自開發開放之初，浦東就致力於構建能最大限度服務於市場主體的制度環境，通過“小政府、大社會”的管理模式，進一步推動了政府職能轉變。
浦東開發開放，是在鄧小平理論指導下，在一個特大城市的邊緣尋找一個新的增長極，也是從中國實際出發尋找一條新的城市化發展道路的探索。從20世紀90年代推進的浦東開發開放，到進入21世紀推進的浦東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以及2013年8月國務院正式批准設立的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浦東發展歷程中的每一步都與國家的戰略布局緊密相連，承擔了“先試先行”的國家使命。緬懷偉人的最好方式，就是牢記囑托，認真學習鄧小平理論，領會鄧小平同志在決策浦東開發開放背后的戰略思考，不斷深化改革，推進浦東開發開放。
（作者系中歐國際工商學院院長、教授，曾任上海浦東新區管委會副主任等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