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粉碎“四人幫”后，現代化重新成為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目標，學習、引進世界先進科學技術成為實現現代化的重要途徑。美國擁有先進的科學技術，但中美兩國未建交的政治狀態限制了科技合作的開展。就職之初，美國總統卡特對兩國貿易的關注超過了關系正常化，而鄧小平等中國領導人則始終堅持優先與建交國家發展貿易。1978年，隨著中國大舉引進西方技術和設備，將中美貿易同政治關系“挂鉤”的策略作用顯現：受科技合作潛藏的商貿利潤刺激，卡特最終決定，在兩國建交談判的同時開展科技合作。1979年1月31日，鄧小平與卡特簽署兩國政府間第一個正式合作協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美利堅合眾國政府科學技術合作協定》。中美科技合作給美國帶來了巨大的商業利潤，而引進世界先進科技也推動了中國對外開放的進程及中美政治關系的發展。
﹝關鍵詞﹞中美科技合作 改革開放 鄧小平 卡特
﹝中圖分類號﹞K27﹔D822.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4952（2014）03-0014-10
1979年1月31日，鄧小平與卡特在華盛頓簽署了中美兩國政府間第一個正式合作協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美利堅合眾國政府科學技術合作協定》（以下簡稱《中美科技合作協定》）。35年來，與經貿合作一樣，科技合作已成為中美關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目前，學界有關這一協定簽署的研究隻述及部分基本事實，缺乏基於兩國尤其是美方檔案資料的決策分析。 本文依據中方資料以及新近公布的卡特時期美國對華政策檔案資料，通過梳理兩國開展科技合作的復雜決策過程，著重分析鄧小平以科技合作推動中國對外開放進程及中美政治關系發展的戰略思考。
一、實現現代化需要先進科學技術
自1954年9月周恩來在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首次提出“四個現代化”后，﹝1﹞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成為黨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努力奮斗的偉大目標。然而，由於“文化大革命”（以下簡稱“文革”）的爆發，現代化被再次提出已是1975年1月。在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由鄧小平主持起草，經毛澤東、周恩來審定的《政府工作報告》，再次重申了在20世紀內分兩步走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建設目標。﹝2﹞
在鄧小平看來，以科學技術推動生產力發展，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必經之路。堅持自力更生，不等於閉關自守，更不能排斥世界上一切先進成果，而是要放眼全球，學習、引進外國先進技術。1975年4月1日，他在會見美國客人時指出：“自力更生不排除吸收外國先進技術。”﹝2﹞（p.31）8月18日，他在國務院討論《關於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干問題》時再次指出：要“引進新技術、新設備，擴大進出口”，“要爭取多出口一點東西，換點高、精、尖的技術和設備回來”，他稱“這是一個大政策”。﹝3﹞然而，由於“四人幫”的阻撓破壞，這一“大政策”未能得以落實。
粉碎“四人幫”后，實現現代化被再次提到社會主義建設的日程上來。﹝4﹞1977年5月24日，鄧小平在同兩位中央領導同志談話時強調：“我們要實現現代化，關鍵是科學技術要能上去。”﹝2﹞（p.160）向發達國家學習，吸收先進科學技術，再次成為他關注的重心。同年5月12日，他在同中科院兩位領導談話時指出：“世界發達國家都注意最新的科學成果……中國在清朝時搞閉關自守，‘四人幫’也是搞閉關自守。科學研究方面的先進東西是人類勞動的成果，為什麼不接受？接受這些東西有什麼可恥的？”﹝2﹞（p.158）
1977年7月恢復職務后，面對“文革”給科技領域造成的損失，鄧小平學習和引進外國先進技術的心情更加急迫。僅七八月間，他就多次強調：“要實現四個現代化、要趕超世界先進水平……要從科研和教育著手”，為了縮小同世界先進科學技術水平的差距，“要學習外國的先進技術”。﹝2﹞（pp.172，164）9月，在同來訪的日本客人會談時，他再次指出：“自力更生，要先靠自己的努力，靠自己的資源，但決不能排除世界上一切先進的成果。”﹝2﹞（p.200）
1978年3月18日，全國科學大會召開。鄧小平第一次明確地把科學技術的地位以及學習世界先進科學技術的重要性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3﹞（pp.86，87，91）此后，在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同時，學習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就成為中國引進國外先進科學技術、開展科技合作的一個基本原則。﹝5﹞
美國作為世界上科技與教育實力首屈一指的國家，無疑是鄧小平最希望進行科技交流與合作的國家。中美《上海公報》明確提出，要促進兩國人民在科學、技術、文化等領域的交流。但由於兩國國內政局和國際局勢復雜多變，政治關系踟躕不前，民間交流雖有所進行，卻始終未能充分展開。﹝6﹞
新任美國總統卡特於1977年初就職后，便密切關注中國經濟領域的新動向。2月，美國中央情報局經濟研究辦公室完成了一份關於中國經濟情況的報告，其中特別指出：現代化已經重新成為中國領導人經濟建設的目標。﹝7﹞2月8日，卡特在會見中國駐聯合國大使黃鎮時，提議發展兩國文化和貿易關系，開展領導人互訪。﹝7﹞（Document 5，pp.19~26）不過，由於美蘇第二輪限制戰略武器會談、中東緊張局勢、蘇聯在非洲擴張、巴拿馬運河案等棘手問題亟待解決，並且以美蘇關系為重的國務卿萬斯在美國對華政策上發揮著重要影響，卡特政府在對華政策上遲遲未作出建設性的舉措。由於其他西方國家在對華技術出口上受到美國的制約，因此逡巡不前的中美政治關系也成為中國引進先進科學技術的障礙。
盡管如此，從1977年7月恢復職務至1979年1月代表中方與美國總統卡特簽訂《中美科技合作協定》，在短短一年半時間裡，鄧小平多次會見美籍華人科學家，例如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李政道、楊振寧、丁肇中，生物學家牛滿江，數學家陳省身，物理學家吳健雄、袁家騮夫婦，高能加速器專家鄧昌黎，數理邏輯學家王浩，金屬和材料學專家周以蒼，病毒學家李振翩，應用數學、流體力學和天體物理學家林家翹等。他懇請這些具有影響力的美籍華人科學家充分利用極為有限的條件，竭力幫助中國引進、發展先進科學技術，培養科技人才。 但是，這些個人性質的幫助和數量有限的人員交流，相對於中國現代化建設的需要仍是杯水車薪。大規模中美科技合作的開展，還依賴於兩國關系正常化的實現。
二、引進先進科技蘊涵政治策略
除通過華裔科學家的個人關系推動中國科技發展之外，擴大引進外資和設備等重要舉措也被提上中央的工作日程。1978年1月，中央政治局批准了國家計委在1977年11月提交的《一九七六年到一九八五年發展國民經濟十年規劃綱要（草案）》（以下簡稱《綱要》）。《綱要》提出，到1985年以前，新建和續建包括10個大鋼鐵基地、9個大有色金屬基地、8個大煤炭基地、10個大油氣田、30個大電站、10多個大化肥廠在內的120個大型項目，基本建設投資將接近過去28年的總和。﹝8﹞2月，五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將《綱要》內容納入其中。﹝9﹞這份報告引起了卡特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的高度關注。他坦言：“（這個報告的）協調性、整體性和系統性令我吃驚。概列的這些項目描繪出一個科學的和現代化的中國。”﹝7﹞（Document 87，p.311）
中國政府加快現代化建設的舉措，也引起了卡特總統科技顧問兼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主任弗蘭克•普雷斯的重視。1978年1月23日，他向總統提出一項重要建議——應主動與中國開展廣泛的科技合作。他在備忘錄中這樣解釋道：
——華國鋒主席和鄧小平副總理都強調建立堅實的科技基礎，包括引進國外技術。
——中央情報局報告：中國人購買國外技術的新高潮很快就要到來，在第一年中就可能突破10億美元大關。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在尋求購買計算機、電信設備、電子儀器、石油與礦產勘查和挖掘設備以及農業技術。鄧小平宣布中國有意建造一個規模位居世界最大之列的質子加速器。中國科學家正在被派到西歐實驗室接受培訓，並且北京暗示將會把國外培訓項目同購買（技術和設備）相挂鉤。
——北京已經熱情地接受了美國政府向（中國）能源代表團發出的邀請，（這個代表團）目前就在這裡，我明白是您提出的建議。
——西歐國家和日本已經在積極地尋求同中國建立貿易、培訓和交流關系，這可能搶佔了我們已經落后的行動的先機。
普雷斯還指出，同中國開展科技合作對美國有重要利益：首先，可以擴大美國對中國市場的佔有﹔其次，在兩國具有影響力的年輕一代科技人員之間建立長期聯系﹔再次，加強中國的農業、工業實力及出口自然資源的能力，使它成為一個糧食自足的國家甚至出口國，經濟強大的中國將成為一支抗衡蘇聯的力量。他建議，由他和布熱津斯基協同各政府部門、研究機構，在能源資源、空間應用、高能物理（加速器）、地震預測、農業、自然資源探測和開發等領域，主動向中國提出開展貿易、培訓及科技交流。卡特很快批准了這一建議。﹝7﹞（Document 75，pp.284~285）
在這份備忘錄中，普雷斯敏銳地指出：中美科技合作蘊藏著巨大的貿易潛力﹔在這方面，美國已落於西歐、日本之后。就在普雷斯遞交這份備忘錄后不久，2月，中日簽訂了從1978年開始為期8年、總額達200億美元的貿易協定。4月，歐洲共同體也與中國簽訂貿易協定，宣布給予中國貿易最惠國待遇。9月，日本政府建議，將中日長期貿易協定再延長5年，貿易額擴大至600億美元。﹝8﹞（p.1043）普雷斯的分析還揭示出卡特政府發展與中國科技合作的兩個深層戰略需求：其一，通過發展與中國的科技合作來搶佔中國巨大的市場﹔其二，通過長期的交往，打造一個經濟繁榮、糧食自足、政治親美的中國，成為對蘇聯的有力抗衡。
如果說在卡特就職之初，美國政府在發展對華關系等問題上踟躕不前，那麼至1978年初，卡特總統的高級顧問們已經找到了突破的方向——開展中美科技合作。他們確定，中國政府已經邁開實現科學技術現代化的步伐，這對美國而言既是一個利潤豐厚的商業機會，又是一個重要的難得的戰略機遇。
不過，除了經濟上的考慮，鄧小平等中國領導人在引進先進技術和設備問題上，還有著重要的政治謀略——優先發展同建交國家的科技合作與經貿往來，以此助推中美政治關系的發展。既然卡特對中美經貿關系的關注遠遠大於政治關系，對阻礙中美建交的台灣問題“三原則” 避而不談，那麼不妨優先同建交國家發展經貿關系，吊著美國人的胃口。
很快，卡特政府的幾位內閣要員讓總統明白了這條重要的原則：中方以兩國政治關系正常化作為發展經貿關系的前提。自1971年取消進口中國貨物的限制后，美國對華貿易額在1976年首次出現逆差，卡特對此深感憂慮。1977年3月初，他要求美國財政部和商務部分析原因並提出改善的建議。﹝7﹞（Document 15，p.48）幾天之后，美國商務部部長克裡普斯和財政部部長布盧門撒爾先后作出答復。在分析了具體的經貿情況后，他們不約而同地強調——“最重要的”原因在於中美“缺少正式的外交關系和貿易關系”。他們解釋說：“在與我們雙邊政治關系實現正常化之前，似乎中國人不願意突然增加進口。事實上，因為我們與他們沒有外交關系，中國人在從西方購買貨物時，似乎更傾向於其他可能的來源。”至於改善對華貿易的方法，他們指出：“在外交上承認北京，盡管這本身並不能確保貿易額增加，但幾乎肯定會較大幅度增加對美國技術和設備的購買。”﹝7﹞（Document 17，pp.51~54）
對於兩位內閣要員的分析，布熱津斯基十分認同。6月14日，他向總統明確指出，中美政治關系對於貿易、科技、戰略合作具有決定性意義：“外交方面的進展——特別是台灣問題的解決，將推動貿易和技術的交流，並使目前並不太可能的某種程度的戰略性合作變得可能。”﹝7﹞（Document 31，p.93）進入1978年，由於蘇聯不遺余力地在第三世界擴張、美蘇關系緩和“擱淺”，卡特在外交政策上受布熱津斯基的影響越來越大。最終，他“打定主意”——實現中美關系正常化。﹝10﹞經過反復斟酌，1978年3月16日，卡特做出了實現中美關系正常化的一個重要決定：同意布熱津斯基訪華，商討建交事宜。﹝7﹞（Document 86，p.309）4月11日，他在記者招待會上公開宣布：美國承認一個中國的概念，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正式的外交關系符合美國的最大利益。﹝11﹞
布熱津斯基在訪華前夕與普雷斯一道特邀中國駐美國聯絡處副主任韓敘進行會談。普雷斯提議：由他親率一支有美國科學家、政府高層官員組成的高規格代表團，在1978年夏天訪華。韓旭在應允盡快向北京匯報美方建議的同時，有禮有節地表示：“正如《上海公報》中聲明的，中方對科技交流一直抱以積極的態度。問題的關鍵在於，美方也必須恪守《上海公報》。”﹝7﹞（Document 105，pp.378~380）簡單一語，微妙地重申了中美發展科技與貿易關系的政治前提。
受到中國先后與日本、西歐簽訂高額貿易協定的刺激，加快與中國發展科技合作與貿易關系，促成由普雷斯率領的美國科技代表團順利訪華，成為布熱津斯基訪華行程的一項重要使命。1978年5月，布熱津斯基在北京期間，鄧小平向他闡明了中方對於兩國開展科技合作的立場：“對同中國關系正常化和沒有正常化的國家，我們的政策還是有區別的。在經濟、科技、商業交往方面，同樣條件，我們要優先考慮同我們建交的國家。”這是因為，美國同樣限制向未建交國家給予優惠待遇。鄧小平歷數美國限制本國商人和企業，甚至阻止日本、歐洲等國向中國出口千萬次電子計算機、紅外掃描設備和其他高科技產品的事實，強調：“總之，沒有實現關系正常化，我們受限制，你們也常受限制。”﹝2﹞（p.314）不過，與1977年萬斯訪華不同，布熱津斯基在同鄧小平會談之前，已經首先向中國外交部部長黃華轉達了卡特總統實現中美關系正常化的決心。 會談結束后，盡管還沒有獲得中方關於美國科技代表團訪華的正式回應，但美方仍報以樂觀的期望。﹝7﹞（Document 112，p.467）
三、科技合作推動中美關系正常化
布熱津斯基回國后不久，萬斯邀請黃華在紐約會晤，再次轉達了卡特總統對擴大中美貿易和文化關系的願望：“他尤其相信，文化和經濟領域擴大、深化的關系，有助於推動正常化的進程。”﹝7﹞（Document 117，pp.479，481）令美方振奮的消息很快傳來。1978年6月19日，韓敘告知布熱津斯基：中國政府歡迎美國內閣級別代表團訪華。﹝7﹞（Document 122，p.500）
經過緊鑼密鼓的籌備，1978年7月，普雷斯率領美國科技代表團訪華，14名代表團成員包括美國政府所屬科學基金會、宇航、農業、衛生、地質、能源、商務等部門和國務院的科學家及高級官員。這是“美國向外國派出的最高規格的科技代表團”，向中國發出了一個實現關系正常化的“很強的信號”。﹝12﹞7月7日，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科委主任方毅在晚宴祝酒時表示：希望中美雙方在科技交流與合作方面，“步子要邁得更大一些，路子要開得更寬一些”。隨后兩天，美方代表分頭與中方同行商談合作交流事宜，為兩國政府間開展全面的科技合作奠定了基礎。﹝13﹞
7月10日上午，就在美國科技代表團即將離京回國前，鄧小平會見了普雷斯一行。在會見時鄧小平指出：“中美兩國進行科學技術交流具有重要意義。美國的科學技術，在很多領域比其他國家先進一些，我們願意吸收你們的技術……我們現在需要向發達國家，包括你們學習。”對於美方提出的中國留學生赴美學習的建議，鄧小平表示非常贊成：“你們提出近期內接受五百人，我們提出的人數可能更多一些……我們還要請更多的科學家、工程技術專家、學者來幫助我們，請你們幫助改造一些企業。”此外，他還希望美方能夠在對華投資和技術出口上更加積極：“我更關心的是你們的技術出口問題，希望你們放寬一點……我們要吸收你們的資金、技術和引進裝備，然后用我們的產品來償還。就美國來說，這方面大有可為。”﹝2﹞（pp.339~340）
普雷斯的中國之行取得了成功，它不但打開了中美政府間科技合作的大門，而且有力地推動了兩國關系正常化的政治進程。布熱津斯基回憶說：“返回華盛頓后，普雷斯把擴大美中科技關系的工作抓了起來，這就使我在政府內部增加了一個重要盟友。”﹝14﹞
在普雷斯和相關部門的大力推動下，中美科技合作進入實質性商談階段。最引人矚目的兩個重要事件便是1978年10月底、11月初，美國能源部部長詹姆斯•施萊辛格率領的美國能源代表團以及美國農業部部長羅伯特•伯格蘭率領的美國農業代表團先后訪華。施萊辛格和伯格蘭在訪華期間以口頭諒解的形式，與中方達成第一批科技合作協定：在能源領域，開展高能物理、煤炭、水力發電、再生資源、石油與天然氣等方面的科技合作﹔在農業領域，開展科教性的人員互訪以及與農業統計和預測方法相關的交流訪問，促進農業綜合企業和食品加工企業與中國開展聯絡等。﹝7﹞（Document 156，157，pp.600~605）
對美國而言，同中國的科技合作蘊藏著巨大的貿易機會。在高能物理領域，中方將從美國購買價值2億多美元的大型質子同步加速器﹔在開展農業科技合作的同時，中國將成為美國農產品的穩定輸入國﹔﹝7﹞（Document 156，157，pp.600~605）在空間領域，如果“提高向中國出售的通信衛星的等級﹔並且以提供和發射衛星為優惠條件，換得中方同意從美國而非西歐或日本購買地面接收站”，那麼，美國航空工業將獲得一份價值5億美元的大訂單，在美方看來，“這對美國工業而言極其重要”。﹝7﹞（Document 164，165，pp.626~629）
1978年12月17日，美國駐中國聯絡處主任伍德科克在記者招待會上，對施萊辛格和伯格蘭的中國之行予以高度評價，並積極而肯定地表示：中美兩國關系正常化之后，“在商業、文化，特別是科技領域內，兩國的關系將有進一步的巨大發展”。﹝15﹞
在第一位訪問美國的中國領導人——鄧小平訪美期間，中美在科技與文化領域的合作以政府間協定的方式得以最終確定。1979年1月31日，鄧小平副總理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與卡特總統共同簽署了兩國間科技合作協定和文化協定。《中美科技合作協定》為期5年，它規定中美將在平等、互惠和互利的基礎上，在農業、能源、空間、衛生、環境、地學、機械等科技領域以及管理、教育和人員交流等方面進行合作。它鼓勵中美兩國政府機構、大學以及其他組織和機構之間的聯系與合作，並建立科學和技術合作聯合委員會機制。此外，方毅副總理與美國總統科學顧問普雷斯簽署了兩國在教育、農業、空間方面開展合作的換文。方毅副總理與美國能源部部長施萊辛格簽署了兩國在高能物理方面的合作協議。
中美開展科技合作符合兩國利益，更有益於世界的和平與穩定，這是兩國領導人的基本共識。在簽字儀式上，卡特發表講話指出：“一個強大而穩固的、對世界事務作出建設性貢獻的中國，是符合我們的利益的”﹔“一個參與全球性事務的、自信而強大的美國，也是符合中國的利益的”。鄧小平在講話中說：“我相信，各個國家之間的聯系和合作的不斷擴大，各國人民之間的往來和了解不斷加深，應能有助於我們的這個世界安全一些、穩定一些、和平一些。”﹝16﹞
迄今，中美兩國在《中美科技合作協定》框架下共簽署了近50個議定書，領域涉及能源、環境、農業、基礎科學、科技信息和政策、地學、自然資源、交通、水文和水資源、醫藥衛生、計量和標准、民用核技術與核安全、統計、自然保護、林業、高能物理、聚變、材料科學和工程計量科學、生物醫學、地震、海洋、大氣、測繪等。中美科技合作已成為中國與外國政府間在科技領域最大的合作機制。﹝17﹞
四、結 語
中美科技合作給美國帶來了巨大的商業利潤，中國通過學習、引進先進的科學技術也掀開了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新篇章。中國外貿與外交領域的改革開放親歷者回憶道：“中國的改革開放首先是在科技領域開始的。”﹝18﹞“引進國外先進技術，是我國對外開放的最早嘗試。”﹝19﹞在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中，中美科技合作有力地推動了中國的現代化建設步伐。與此同時，中美科技合作成為兩國雙邊關系中互惠、互利的黏合劑，推動了中美政治關系的建立、貿易的發展以及人員的交流。時至今日，科技合作仍然是中美關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不過，中美開展科技合作的最初決策過程並不順利。由於受到兩國未建交及美國實行對華出口管制政策的影響，兩國開展科技合作阻礙重重。卡特就職初期，在中美政治關系問題上舉步不前，卻希望在對華貿易上有所發展。面對困局，鄧小平採取了高超的策略：堅持優先與建交國家發展貿易關系，並將引進先進技術設備作為對外貿易的主要內容。在科技產品貿易的巨額利潤刺激下，卡特接受了科技顧問普雷斯的建議，通過與中國開展科技合作，促進兩國貿易和政治關系的發展。他們相信，一個經濟發展的中國符合美國對抗蘇聯的戰略需要。
自1979年1月31日兩國簽訂《中美科技合作協定》到現在，經過35年的發展，兩國在科技領域的合作與競爭並存，某些領域的競爭甚至引發猜忌和提防。事實上，這種猜忌和提防自兩國開展科技合作之初就已經存在。在最初向卡特總統提出開展中美科技合作建議時，普雷斯就特別指出對華出口高精尖領域的敏感科技要十分謹慎，將民用科技同與國防相關的科技嚴格區分開來。﹝7﹞（Document 144，pp.572~574）1980年4月，卡特總統雖然宣布中國為“非敵對國”，原則上可以獲得美國的軍民兩用技術和產品，但在實際執行中仍限制重重。1982年10月13日，鄧小平評價美國對華科技出口中的限制政策時指出：“我們同美國關系中……重要的疙瘩之一就是美國不願意向中國轉讓技術。十年來，特別是中美關系正常化以來，美國沒有給我們一件像樣的比較好的東西。”﹝2﹞（p.858）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美國多次調整和放寬了對華出口管制的范圍與標准。然而自1989年后，美國對中國實行了更嚴格的限制措施。近些年來，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和軍力的提高，在個別尖端科技領域，甚至出現中美競爭的態勢，愈發引起美國對中國崛起的擔憂。2007年6月19日，美國商務部正式出台了針對中國的高技術出口管制新政策。美國據此對原《出口管理條例》進行了大幅度修改，加強了對華高科技產品的出口管制。﹝20﹞盡管金融危機之后，為提振美國國內經濟，奧巴馬政府啟動了出口管制領域的改革，並從2010年開始頒布了一系列出口管制法規，還在2011年6月16日公布了《戰略貿易許可例外規定》，卻將中國排除在44個可享受貿易便利措施的國家和地區之外。
《中美科技合作協定》簽署35年來中美科技合作的歷史表明，當合作的互利性與廣泛性大於少數尖端領域的競爭時，科技合作不僅給雙方帶來可觀的貿易利潤，並且大大地促進了雙邊關系的發展，甚至成為兩國關系的壓艙石﹔然而科技合作的順利開展，依賴於兩國戰略目標的契合，依賴於兩國互信、互利政治關系的構建。
在美國嚴格控制對華高科技產品出口和技術轉讓的情況下，中國能在短短35年間從一個科技落后的國家成為在某些領域可與美國匹敵的競爭者，的確出乎卡特及其顧問們的意料。堅持在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引進國外先進科學技術的原則，是中國能夠成功利用國外先進技術實現自身發展的關鍵。
（張靜，歷史學博士，講師，中共中央黨校中共黨史教研部，100091。）
﹝ 參 引 文 獻 ﹞
﹝1﹞ 《周恩來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2頁。
﹝2﹞ 《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5頁。
﹝3﹞ 《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頁。
﹝4﹞ 《偉大的歷史性勝利》，《人民日報》1976年10月25日。
﹝5﹞ 《宋振明部長舉行宴會 歡迎施萊辛格和他率領的美國能源代表團》，《人民日報》1978年10月25日﹔《楊立功部長歡宴美國農業部長伯格蘭》，《人民日報》1978年11月6日。
﹝6﹞ 顧寧：《1972~1992年的中美文化交流——回顧與思考》，《世界歷史》1995年第3期。
﹝7﹞ Document 4，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1977~1980，Volume XIII，Washington：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2013，pp.17~18.
﹝8﹞ 《中國共產黨歷史（1949~1978）》第二卷下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1001頁。
﹝9﹞ 華國鋒：《團結起來，為建設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而奮斗——一九七八年二月二十六日在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的政府工作報告》，《人民日報》1978年3月7日。
﹝10﹞ 陶文釗：《中美關系史（1972~2000）》下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1、39~41頁。
﹝11﹞ Jimmy Carter：“The President’s News Conference”，April 11，1978.Online by Gerhard Peters and John T.Woolley，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pid=30653.
﹝12﹞ 〔美〕布熱津斯基著、邱應覺等譯：《實力與原則：1977~1981年國家安全顧問回憶錄》，世界知識出版社1985年版，第250頁﹔《鄧小平副總理會見美國科技代表團 美國科技代表團離京回國》，《人民日報》1978年7月11日。
﹝13﹞ 王波：《1978年中國主動推開留學之門始末》，《晚霞》2012年第2期。
﹝14﹞ 〔美〕布熱津斯基著、邱應覺等譯：《實力與原則：1977~1981年國家安全顧問回憶錄》，第250頁。
﹝15﹞ 《美國駐中國聯絡處主任伍德科克在記者招待會上說 中美兩國關系將有巨大發展》，《人民日報》1978年12月18日。
﹝16﹞ 《鄧副總理和卡特總統 簽署中美科技合作協定和文化協定並發表講話》，《人民日報》1979年2月2日。
﹝17﹞ 《新中國檔案：中美科技合作協定》，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9-10/13/content_12221683.htm，2013年11月11日。
﹝18﹞ 靳曉明：《鄧小平與中美科技合作：紀念小平誕辰100周年》，《科技日報》2004年8月20日。
﹝19﹞ 李嵐清：《突圍——國門初開的歲月》，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171頁。
﹝20﹞ 石穎：《美國對華高技術出口管制述評》，《新時代國防》2008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