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作為我黨第一代領導集體的主要成員，他在軍事實踐和軍事理論上的成就，已經融入作為全黨全軍集體智慧結晶的毛澤東軍事思想之中。20世紀70年代后，鄧小平作為我黨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作為人民解放軍的最高統帥，以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的膽略、勇氣和遠見，緊緊把握住時代脈搏，在國際形勢發生深刻變動的大背景下和國家發展戰略總體設計的大框架中，創造性地把毛澤東軍事戰略思想與軍事斗爭實際緊密結合起來，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軍事戰略思想和理論觀點，系統地回答了我國軍事戰略的根本著眼點與出發點，以及指導戰略力量建設與運用的基本要求，並已成為新形勢下我軍進行軍事斗爭准備和加強軍隊現代化建設的重要理論指南。
一、戰略目的上，以國家利益為最高准則
鄧小平考慮軍事戰略問題，總是把國家和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把國家利益作為軍事戰略的根本出發點。他指出：“我們這個軍隊永遠是黨領導下的軍隊，永遠是國家的捍衛者，永遠是社會主義的捍衛者，永遠是人民利益的捍衛者”。1989年10月，鄧小平在會見美國前總統尼克鬆時又指出：“考慮國與國之間的關系主要應該從國家自身戰略利益出發，主要著眼於長遠的戰略利益”。以上論述，鄧小平明確了我國軍事戰略必須以國家利益的需求為根本出發點，必須有利於國家的長治久安，有利於國家的經濟發展，有利於國家的政治、外交斗爭。鄧小平軍事戰略思維中的國家利益觀的精義在於：
（一）軍事戰略謀求維護國家主權和安全利益這是國家利益對軍事戰略的本質規定，也是軍隊職能的體現。對於軍隊來說，保衛祖國是其根本職能，也是最大的政治。國家的安全是發展的基礎，安全利益得不到有效的保護，沒有和平穩定的環境，經濟發展就無從談起。鄧小平指出：“國家的主權、國家的安全要始終放在第一位。”在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依然存在的情況下，維護國家利益，維護國家主權和安全，最終要靠自己擁有能夠遏制戰爭和抵御侵略的強大軍事力量。然而，在國際形勢趨向緩和的情況下，軍事戰略的重要職能不僅僅是謀劃戰爭，而且更應注意遏制戰爭。一般說來，當使用暴力沖突所取得的經濟利益要小於沖突的代價時，最好要盡量避免沖突，最大限度地尋求其他方式解決爭端。
（二）軍事戰略謀求保障國家發展利益軍事戰略不僅要謀求維護國家主權和安全利益，還要重點保障經濟利益不受侵犯。當前，國家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國家的中心任務開始轉到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上來，全黨和全國都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對此，軍事戰略必須謀求消除戰端，解除威脅，以爭取長期穩定的和平環境，保障國家經濟建設的順利進行。把保障國家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有一個長期穩定的和平環境作為軍事斗爭的根本任務，體現了國家發展利益的根本要求。
（三）軍事戰略配合和支持政治、外交斗爭軍事斗爭作為政治、外交斗爭的工具，在霸權主義、強權政治依然存在的情況下，我們的軍事戰略要更加積極地與政治、外交斗爭密切配合，充分發揮我國抗衡霸權主義的戰略作用，抑制戰爭因素的增長，促進和平力量的發展，恰當地運用威懾手段，努力消除戰端，牢牢地掌握斗爭的主動權，為維護世界和平作出貢獻，進一步提高我國的國際地位。同時，在進行維護祖國統一和領土主權的自衛戰爭中，要嚴守自衛立場、堅持后發制人，要嚴格服從國家的政治、外交政策，以保証國家利益的實現。
二、戰略方式上，堅持遏制戰爭與贏得戰爭相統一
軍事戰略具有打贏戰爭與遏制戰爭的雙重功能。新中國成立后，特別是20世紀60年代起，由於我國安全環境的惡化和對戰爭危險的估計過於嚴重，在我國的軍事戰略思想中佔據主導地位的是“打贏”的實戰戰略，“遏制”隻不過是一種補充甚或良好的願望。進入80年代后，鄧小平依據世界大勢的變化，科學而精辟地把時代主題概括為“和平與發展”，進而認為“戰爭與和平”這對矛盾中，和平一方佔據主導地位，使軍事戰略的著眼點，由大戰“迫在眉睫”、准備贏得戰爭，轉為致力於贏得和平、避免戰爭。鄧小平指出，“戰爭的因素在增長，但制止戰爭的因素也在增長”。1985年6月4日，他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指出：“中國的發展是和平力量的發展，是制約戰爭力量的發展。現在樹立我們是一個和平力量、制約戰爭力量的形象十分重要，我們實際上也要擔當這個角色。”鄧小平既強調准備打贏戰爭，又強調制約戰爭，並將遏制戰爭與贏得戰爭相統一的戰略思想，貫穿於軍事斗爭准備和建設之中。深刻理解鄧小平關於“遏制戰爭與贏得戰爭相統一”的戰略思想，其要義有以下三個方面：
（一）以遏制戰爭為戰略指導的著眼點遏制戰爭，是一切軍事斗爭准備的重要著眼點，是和平時期軍事戰略的最佳選擇，也是一切軍事活動希望努力爭取的最好結果。20世紀80年代后，盡管仍然存在著戰爭的危險，但戰爭有可能制止。鄧小平指出，“我們現在觀察國際戰略形勢，不僅把中國看作是維護和平、制約戰爭的因素，而且把西歐和東歐也視為維護和平、制約戰爭的力量”﹔“有這麼大不願意戰爭、維護和平的力量存在，盡管仍然存在戰爭的危險，但如果我們搞得好，戰爭是可以避免的。”關於如何遏制戰爭，鄧小平強調，遏制戰爭必須積極開展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斗爭，採取軍事威懾等手段，並與政治、外交斗爭密切配合，努力遏制各種不安全因素的增長，遏制戰爭因素的發展，並讓那些人相信如果動用戰爭手段將會付出難以承受的代價，從而創造對我有利的戰略環境和戰略態勢。
（二）以打贏戰爭為軍事斗爭准備的立足點軍隊隨時做好戰爭的准備，是制約戰爭的必要條件。軍隊做好戰爭的准備，就有可能制止戰爭的發生。鄧小平指出：“我們一定要扎扎實實做好反侵略戰爭的准備，為保衛世界和平，為保衛祖國領土的安全，為爭取台灣早日回歸祖國，實現祖國統一的神聖大業作出新的貢獻。”中國渴望和平，但在霸權主義、強權政治橫行的世界裡，放棄防衛手段，隻能助長霸權主義、強權政治，隻能增大戰爭的危險。因此，我們要敢於打贏那些迫不得已的、不可避免的和強加於我們頭上的各種戰爭，其中包括捍衛國家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的戰爭，維護國家統一和國家尊嚴的戰爭等。
（三）“力爭遏制”與“立足打贏”目的一致在新時期，無論是“力爭遏制”，還是“立足打贏”，都是服從服務於國家經濟建設大局，為國家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提供安全穩定的可靠保証。而且，二者互為前提，互為目的。遏制戰爭是打贏戰爭的必要條件，通過遏制戰爭可以贏得時間，增強實力，更好地創造打贏戰爭的條件﹔打贏戰爭的能力是遏制戰爭的重要基礎，隻有具備了打贏戰爭的能力，或通過軍事手段懲罰敵人，才能增強威懾的可信度，才能有效地遏制戰爭。
鄧小平關於堅持遏制戰爭與贏得戰爭相統一、突出遏制戰爭的戰略思想，是為國家經濟建設提供有利的外部環境的客觀需要，是我國新時期軍事斗爭的戰略指導的最優選擇和最佳目標，是新時期積極防御戰略方針的核心指導思想，對新時期我國軍事斗爭和國防、軍隊現代化建設起到了重要的指導作用。
三、戰略力量上，寓軍力於綜合國力
綜合國力，是一個主權國家所擁有的生存、發展以及對外施加影響的各種力量的總和。在和平與發展的新形勢下，世界各國較量的重點正由超級軍備競賽轉入綜合國力較量。在新時期，努力提高綜合國力是我國國家利益的集中體現，也是提高我國國防能力和我軍戰略行動能力的基礎。為此，鄧小平一再強調要把軍事戰略指導的重點放到增強我國的綜合國力上來。
（一）綜合國力的強弱直接關系到國家安危如果說在以往的戰爭與革命的年代，生存問題一度突出，國家之間、階級之間的對抗往往表現為軍事實力的對抗，那麼，在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下，發展問題和綜合國力問題已經成為決定未來一個國家的戰略地位和國家安全的根本問題。隻有國家的政治、經濟、軍事等實力得到全面發展，國家的國際地位才會提高，國家利益才有保障。如果綜合國力上不去，雖然一時還不至於危及國家的生存，但從長遠看，綜合國力衰微必然會導致整個國家基礎的削弱和國際地位下降，國家日益走向衰亡，最終將直接威脅到國家的最基本利益—生存利益的保障。
（二）軍隊服從國家建設大局以增強綜合國力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增強我國的綜合國力，不僅關系到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同時也關系到軍隊和國防的前途和命運。為此，鄧小平要求軍隊建設必須服從和服務於國家經濟建設大局。他指出，“四化總得有先有后。軍隊裝備真正現代化，隻有國民經濟建立了比較好的基礎才有可能。”他還指出，“本世紀末，中國能達到國民生產總值翻兩番的目標，……達到小康水平，那時中國對於世界和平和國際局勢的穩定會起到比較顯著的作用。”因此，國家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軍隊建設服從國家經濟建設大局，快速提升綜合國力，是提高國際競爭力，頂住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壓力的正確選擇。
（三）強大的綜合國力為軍事戰略提供有力支持綜合國力增強，能促進國家戰略能力有效增長，將對軍事戰略提供強有力的物質和精神支持。一是能提高戰略決策的靈活性。隨著國家綜合國力的增強，軍事戰略的力量基礎更加雄厚，有更多戰略手段可供選擇，軍事戰略決策將更加主動和靈活，並減少決策失誤的風險。二是能提高戰略目標實現的可能性。隨著國家經濟和社會快速發展，綜合國力將不斷增強，物質條件會更好，技術水平會更高，力量結構會更合理，從而為軍事戰略提供更加豐富的資源，確保戰略目標的實現。三是能提高戰略遏制能力。隨著綜合國力的逐步增強，遏制對手的力量基礎會更加牢固，手段更加可靠，不僅能夠以相應的非軍事手段遏制對手制造各種危機，而且能夠以可靠的軍事手段遏制對手向我發動戰爭和挑起軍事沖突，更有效地維護國家主權和利益。
在黨和國家工作重點轉向發展經濟的形勢下，20世紀80年代中期，鄧小平作出裁減軍隊員額100萬的決定，減少了軍費在國家財政支出的比例，快速提高了綜合國力，特別是經濟力、科技力、國防力、民族凝聚力和戰略調控力，使國家戰略能力迅速發展，為我國軍事戰略提供了強有力支撐。
四、戰略准備上，立足於打贏高技術局部戰爭
新中國成立以后，我國軍事斗爭一直側重准備應付全面戰爭，即准備在一個或兩個超級大國對我國發動大規模軍事入侵時，以舉國迎敵的全面戰爭抗擊敵人，保衛國家安全。20世紀80年代后，鄧小平對國際國內形勢進行科學分析，得出了和平力量的增長超過了戰爭力量的增長，世界大戰有可能推遲甚至避免的重要論斷。同時，隨著80年代新技術革命的興起和深入發展，越來越多的高技術裝備用於局部戰爭戰場，局部戰爭越來越具有了現代技術特別是高技術戰爭的特點。這就必然要求，我軍新時期軍事戰略准備的基點，放在打贏高技術局部戰爭上，這是我軍戰略指導上的一次重大變革。為深刻理解鄧小平關於打贏高技術局部戰爭的戰略思想，應重點把握以下幾點：
（一）軍事戰略應建立在高技術發展基礎上高科技的發展和成就，“反映了一個國家和民族的能力，也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標志”。鄧小平同志指出：“中國必須發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領域佔有一席之地。”現代科學技術在一個國家的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中，已成為最重要的支撐力量。事實証明，在這場增強綜合國力的“較量”中，誰能搶佔到科技“制高點”和“前沿陣地”，誰就可能在政治上更加獨立，在經濟上更加繁榮，在軍事上更加強盛，在戰略上更加主動。自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后，世界各主要國家紛紛加快軍隊的現代化建設步伐，形成了以高技術質量建設為主要標志的競爭新態勢。高技術的發展，及其在軍事領域中的廣泛運用，是確立新時期軍事戰略的一塊重要基石。
（二）高技術戰爭為軍事戰略的確立提供了方向目標20世紀80年代后，隨著高技術的發展及其在軍事領域的廣泛應用，一種新型的現代戰爭—高技術戰爭出現了。比如，1981年6月7日，以色列突襲伊拉克反應堆﹔1982年6月9日，以色列空襲貝卡谷地﹔1986年4月14日，美軍空襲利比亞，開創了“外科手術式”的現代高技術戰例﹔1991年1月17日爆發的海灣戰爭，更是名副其實的高技術局部戰爭。這些戰例，無疑向人們昭示，高技術局部戰爭已成為現代戰爭的重要類型。戰爭形態的演變，促使我們必須轉變觀念，重新研究確立新的軍事戰略，把我軍未來軍事斗爭的立足點放在打贏可能發生的高技術局部戰爭上來，從而在未來的高技術局部戰爭中取得勝利。
（三）正確把握高技術局部戰爭的特點規律高技術戰爭既有一般戰爭的共同規律，也有其特殊規律。鄧小平一再號召要重視研究現代戰爭的特殊規律，努力探尋制勝之道。高技術局部戰爭將是一場時間上相對縮短、空間上相對擴大、力度上相對加強、攻擊點相對集中、物資消耗量相對增多的現代化戰爭。作戰形式趨於多樣化，不僅有傳統的運動戰、陣地戰和游擊戰，而且有電子戰、導彈戰，甚至會出現太空戰和計算機病毒戰。這種有限規模和范圍、嶄新形式的戰爭，必然產生根據情況有選擇、有節制地使用力量、採取新的方式動員群眾參戰，以及運用新的形式與敵人作戰等一系列新問題。
在新時期，鄧小平作出我軍軍事斗爭准備由立足於“早打、大打、打核戰爭”，轉向打贏現代條件特別是高技術條件下局部戰爭的戰略決策﹔做出發展高科技的戰略決策，批准我國“863”高科技研究計劃，並要求搞自己的尖端武器﹔在1979年“我軍對越自衛還擊作戰”行動中，戰略指導上根據局部性反侵略戰爭的有限性特點，通過必要而有限的作戰行動，實現有限的作戰目的，為后來的政治解決創造了條件。
總之，鄧小平軍事戰略思想，是在對時代特征認識的重大突破和發展基礎之上形成的積極防御的軍事戰略思想。它著眼於中國的穩定和發展，著眼於全人類的和平與發展，寓國家安全於發展之中。它是國家發展戰略的需要，是黨的基本路線一百年不動搖、使中國走上重新崛起之路的需要，是中國在國際戰略格局中佔據應有位置、在國際事務中充分發揮作用的需要。以“力”攝敵，以“力”制戰，戰威相濟，力智並舉，是鄧小平新時期軍事戰略思想的真諦和戰略決策的基本著眼點。
（作者：中共中央黨校干部教育學院編審、法學碩士﹔空軍指揮學院副教授、軍事學博士、碩士研究生導師）
來源：中國黨政干部論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