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現小康目標、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是改革開放30年來我們黨所領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最基本的實踐活動。
1979年12月6日，鄧小平在會見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時首次提出“小康之家”這樣一個“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的全新概念。此后，他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實踐中反復論証，逐漸豐富、發展了這一思想，形成了他關於小康社會的理論，並在此基礎提出了“三步走”的發展戰略。2002年黨的十六大進一步確立了到2020年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2007年黨的十七大提出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奮斗目標的新要求，賦予鄧小平小康社會理論以新的內涵。
從“小康”到“全面小康”是一個十分生動、流暢和鼓舞人心的發展過程。從鄧小平提出小康目標到現在的30年間，我國社會實現了由貧困到溫飽，由溫飽到小康的歷史性跨越。目前，正進行著全面建成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的偉大實踐。這時，深化對鄧小平小康社會理論的研究，對於指導我們正在進行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生動實踐，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很有意義的。
從“四個現代化”到“小康之家”
從“四個現代化”到“小康之家”，是新中國建立以來我們黨和國家發展戰略的一次重大調整和修改，從此，我國走出了一條目標清晰、扎實穩進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科學發展之路。然而，走上這樣一條科學發展之路，並不是一帆風順的，期間我們黨對如何確立和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戰略目標，經歷了一個不斷探索、不斷深化、不斷完善的過程。
實現四個現代化，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這是新中國成立后，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提出並矢志不移的奮斗目標。1964年12月21日，根據毛澤東的提議，周恩來在三屆人大一次會議上宣布，我國今后的戰略目標是：“要在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水平。”這是我們黨第一次完整科學地提出“四個現代化”，並將之確立為黨的戰略目標。
然而，一年多以后開始的“文化大革命”，使這個戰略目標剛開始實施就被迫中斷了。直到1975年1月13日，周恩來在四屆人大一次會議所做的《政府工作報告》中，重申“四個現代化”的目標，提出要“在本世紀內，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國民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在本世紀內”成為我們實現四個現代化的一個期限。而這時，離我們黨和國家確立實現四個現代化戰略目標，已經過去了整整10年的時間。這10年，由於受林彪、“四人幫”的干擾，我國經濟建設受到嚴重破壞，延誤了我們接近這一目標的進程。
這時，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打倒、剛剛恢復工作的鄧小平，為了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目標，付出了他全部的心力和智慧。他主持起草周恩來在四屆人大一次會議上的《政府工作報告》，向全黨和全國人民宣傳和介紹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為了使這個我們“賭了咒，發了誓”的雄心壯志能夠早日實現，他全力領導了全面整頓。然而，在當時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左”的指導思想的影響下，不可能集中精力進行現代化建設。不久，鄧小平又一次被打倒，全面整頓被迫中斷，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戰略目標又一次夭折。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結束了“文化大革命”后，盡管當時國民經濟幾近崩潰，我國的經濟建設和現代化建設事業面臨許多困難和問題，人們在許多問題上認識也不完全一致，但實現四個現代化很快成為全黨和全國人民的共識。
1978年2月，五屆人大一次會議，提出了中國未來23年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目標，並提出：在1978年到1985年新建和續建包括十大鋼鐵基地、十大油氣田在內的120個大型項目。按照這個目標要求，8年間國家財政收入和基本建設投資，都相當於過去28年的總和。
然而，四個現代化建設並沒有因這個“全面躍進”規劃出現“新局面”。相反，違反經濟規律的“洋躍進”，給本應急需調整的國民經濟雪上加霜，造成了國家財政困難和國民經濟比例失調更加嚴重的后果。鄧小平后來總結說，這段時期“腦子有點熱，對自己的估計不很切合實際，大的項目搞得太多，基本建設戰線太長，結果就出現問題了。”
這段時間，正是鄧小平領導全黨開展真理標准的討論，進行全面撥亂反正的時期，他大力倡導全黨上下要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確定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具體道路、方針、方法和措施。
為了摸清國情，鄧小平先后到了廣東、成都、東北等地，他看到的實際情況是：社會主義搞了20多年還很窮，很落后﹔由於“文化大革命”的破壞和延誤，同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經濟上的差距可能是20年、30年，有的方面甚至是50年。
為了使更多的人了解世界各國現代化的進程，看看發達國家是怎樣搞的。在鄧小平的大力倡導下，1978年我國相繼派出多批考察團出國考察，目的地大多是西方發達國家。鄧小平本人也頻繁地出國訪問、考察，先后訪問了緬甸、尼泊爾、朝鮮、日本、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美國等國家。從一個更寬廣的視野來看中國的發展水平，鄧小平有了新的感悟，他說：“最近我們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們落后。什麼叫現代化？五十年代一個樣，六十年代不一樣了，七十年代就更不一樣了。”訪日期間，看到那裡的勞動生產率比我國高幾十倍，他感慨地說：“我懂得什麼是現代化了。”訪美期間，在參觀了福特汽車廠、約翰遜航天中心等大型現代化企業后，他“感到很有收獲。”
中國與世界現代化先進水平之間的巨大差距，使鄧小平感到：“我們頭腦裡開始想的同我們在摸索中遇到的實際情況有差距”，我們要在本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的雄心壯志是不現實的。
進入1979年，因“洋躍進”造成的國民經濟比例關系嚴重失調的局面日益顯現。改革開放剛剛起步，就面臨著不得不進行經濟調整的局面。在領導經濟調整的過程中，鄧小平開始重新思考在基礎薄弱、財力嚴重不足的情況下，中國的四個現代化到本世紀末究竟要達到一個什麼水平？
1979年3月21日，鄧小平在會見英國客人時，第一次提出了“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的全新概念。他說：“我們定的目標是在本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我們的概念與西方不同，我姑且用個新說法，叫做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現在我們的技術水平還是你們五十年代的水平。如果本世紀末能達到你們七十年代的水平，那就很了不起。”2天后，他在政治局會議上又把他剛剛提出的“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表述為“中國式的現代化”。他說：“我同外國人談話，用了一個新名詞：中國式的現代化。到本世紀末，我們大概隻能達到發達國家七十年代的水平，人均收入不可能很高。”3月30日，他在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的講話中提出：“中國式的現代化，必須從中國的特點出發。”並指出：“底子薄”和“人口多，耕地少”是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和中國現代化建設“必須看到”和“必須考慮”的“兩個重要特點”。
“中國式的現代化”是什麼樣的現代化？
1979年7月28日，鄧小平第一次為“中國式的現代化”定出了標准。他說：“搞現代化就是要加快步伐，搞富的社會主義，不是搞窮的社會主義。”“當然我們不是象西方那樣。如果我們平均每人收入達到1000美元，就很不錯，可以吃得好，穿得好，用得好。”2個多月后，在10月4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他參照國際上通用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對這個標准做了詳細的論証和說明。他說：“中國式的現代化，就是把標准放低一點。特別是國民生產總值，按人口平均來說不會很高。”“前一時期我講了一個意見，等到人均達到一千美元的時候，我們的日子可能就比較好過了。”“現在我們的國民生產總值人均大概不到三百美元，要提高兩三倍不容易。”
1979年12月6日，鄧小平會見了來訪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在這次歷史性的會晤中，大平正芳一連向鄧小平提出了兩個他本人十分關注、日本國內議論較多的問題：“中國根據自己獨自的立場提出了宏偉的現代化規劃，要把中國建設成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國將來會是什麼樣？整個現代化的藍圖是如何構思的？”對於大平正芳提出的問題，鄧小平事先沒有料到，但這也正是這段時期他思考最多的問題。他“想了一下”，給出了明確的回答：“我們要實現的四個現代化，是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我們的四個現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們那樣的現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紀未，中國的四個現代化即使達到了某種目標，我們的國民生產總值人均水平也還是很低的。要達到第三世界中比較富裕一點的國家的水平，比如國民生產總值人均一千美元，也還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就算達到那樣的水平，同西方來比，也還是落后的。所以，我隻能說，中國到那時也還是一個小康的狀態。”
后來，鄧小平曾多次談到他在大平先生的“啟發下”提出小康目標的來龍去脈。用他自己的話說：“這個回答當然不准確，但也不是隨意說的。”
提出“小康”，對中國來說究竟意味著什麼？
“小康”是“四個現代化的最低目標”，“就是還不富裕，但日子好過”。“社會存在的問題能比較順利地解決。”鄧小平說：“目標放低一點好，可以超過它。”“目標定低一點是為了防止產生急躁情緒，避免又回到‘左’的錯誤上去。”
小康社會的現代化，是中國式的現代化。鄧小平說：“中國這樣的底子，人口這樣多，耕地這樣少，勞動生產率、財政收支、外貿進出口都不可能一下子大幅度提高，國民收入的增長速度不可能很快。”所以“我們的四個現代化是中國式的。”
“小康之家”的中國式的現代化，“不是西方的現代化”，“不能同西方比。”鄧小平說：如果我們的國民生產總值真正達到每人平均1000美元，那我們的日子比他們2000美元還要好過。“因為我們這裡沒有剝削階級，沒有剝削制度，國民總收入完全用之於整個社會，相當大一部分直接分配給人民。他們那裡貧富懸殊很大，大多數財富是在資本家手上。”
“小康之家”的“中國式的現代化”，是鄧小平對過去設想的要在20世紀末“走在世界前列”，趕上或超過世界先進水平這樣一個“全面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戰略目標所作的重大調整和修改。
在明確了“在本世紀末我們肯定不能達到日本、歐洲、美國和第三世界中有些發達國家的水平”之后，鄧小平用“小康之家”這樣一個中國歷史上普通百姓所向往的吃穿不愁、日子好過的理想社會狀態，來定位黨在20世紀末所要實現的戰略目標。同時，他又參照西方社會的標准，用世界上通用的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生產水平和生活水平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為“小康之家”這個籠統的、沒有任何量化指標概念確定了人均1000美元的標准。第一次把我們黨的戰略目標同人民群眾的生活密切地聯系起來，從而使長期以來十分抽象的經濟發展戰略，變成了與每一個中國人利益攸關的具體的、明確的發展目標。這就使得小康目標既能為廣大的中國百姓所熟知，又易於為世界各國所理解，還能根據世界經濟發展水平進行調整，使之成為一個生動的、動態的、開放式的發展目標。
從“小康之家”到“翻兩番”
“小康之家”是“四個現代化的最低目標”，是“目標定低”了的“中國式的現代化”，但要實現人均收入1000美元的目標並不容易。據估計，中國如果要達到平均每人每年收入約一千美元，大約每年需要8%至10%的增長率。而當時在制定長期規劃時，確定第六個五年計劃（1981年到1985年）的年均增長率為4%到5%。
這個新構想是否可行，能否按時實現，鄧小平心裡並沒有底。1980年六七月間，鄧小平先后到陝西、四川、湖北、河南等地視察。7月22日考察即將結束時，他在聽取河南省委第一書記段君毅、第二書記胡立教關於河南省經濟發展情況的匯報后對他們說：“對如何實現小康，我作了一些調查，讓江蘇、廣東、山東、湖北、東北三省等省份，一個省一個省算賬。我對這件事最感興趣。八億人口能夠達到小康水平，這就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你們河南地處中原，是中州，處於中等水平，也是個標准，要認真算算賬。“‘中原標准’、‘中州標准’，有一定的代表性”。“河南能上去，其他一些省也應該能上去。”
經過實地調研、計算和研究各種條件，包括國際合作的條件，鄧小平感到達到1000美元並不容易，因此，他在1980年10月首次把一千美元的目標調整為800至1000美元。在1980年到1982年9月十二大召開前的兩年間，他反復研究、論証這個指標。“經過這一時期的摸索”，他提出：“看來達到一千美元也不容易，比如說八百、九百，就算八百，也算是一個小康生活了。”如果“到本世紀末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一千美元”，“國民生產總值就要超過一萬二千億美元，因為到那時我們人口至少有十二億”，“我們爭取人均達到一千美元，最低達到八百美元。”
怎樣實現最低800美元這個目標？鄧小平做了精心的設計和規劃，他提出爭取20年翻兩番﹔10年翻一番，兩個10年翻兩番，“到本世紀末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八百至一千美元，進入小康社會。”
1982年9月，黨的十二大正式把鄧小平提出的20世紀末實現小康目標的構想確定為今后20年中國經濟建設總的奮斗目標，即：從1981年到本世紀末的20年，力爭使全國工農業的年總產值翻兩番，即由1980年的7100億元增加到2000年的2.8萬億元左右。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達到小康水平。
需要說明的是，十二大報告中提出的到20世紀末“翻兩番”，用的是“全國工農業的年總產值”，把2.8萬億元的總值換算為國民生產總值並按照不變價格以1980年人民幣與美元的匯率計算，到20世紀末可以達到1萬億美元左右。按照人口年均增長千分之十二點五計算，20年后將達到12億左右，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是800美元。
十二大以后，黨內黨外，群情高漲，人們對未來的小康生活充滿了美好的憧憬。這時，鄧小平思考最多、關注最多的是，小康目標究竟是否符合中國的實際，能不能按時實現。這年10月，他在同國家計委負責人宋平談話時說：“到本世紀末，二十年的奮斗目標定了，工農業總產值翻兩番。靠不靠得住？十二大說靠得住，相信是靠得住的。但究竟靠不靠得住，還要看今后的工作。”這年年底，中國經濟三年調整的任務大體完成，為隨后的經濟體制改革和現代化建設打下了一個較好的基礎。
為了驗証小康目標的現實可行性，1983年2月，鄧小平去了經濟發展較快的江、浙地區。10多天的時間裡，他在蘇州和杭州反復詢問和論証的主題是：到2000年，能不能實現翻兩番？有沒有信心？人均800美元，達到這樣的水平，社會上是一個什麼面貌？發展前景是什麼樣子？
他得到的是這樣一組數字：1977年至1982年6年間，江蘇全省工農業總產值翻了一番。照這樣的增長速度，用不了20年時間，就有把握實現翻兩番﹔從1978年到1982年底，蘇州的工農業總產值從65.59億元增加到104.88億元，人均1300多元，按當時的比價人均已接近800美元。照這樣的速度，蘇州大約用15年時間，到1995年就能實現“翻兩番”的目標。
當了解到蘇州地區不但可以“翻兩番”，而且還可以提前5年實現“翻兩番”的目標后，鄧小平問：人均800美元的目標實現后，社會上是一個什麼面貌？江蘇的負責人根據蘇州的實踐，從政治、經濟和文化、教育等六個方面向他描述出了一幅未來小康社會的美好藍圖。
在杭州，鄧小平了解到：到2000年，浙江將達到人均1300多美元，通過努力可以翻三番。聽到這個情況，鄧小平特別提出，到2000年，江蘇、浙江應該多翻一點，拉一拉青海、甘肅、寧夏這些基礎落后的省，以保証達到全國翻兩番的目標。
蘇杭之行使鄧小平對“翻兩番”、實現“小康”目標充滿了信心。3月2日，回到北京后不久，他即約請中央負責人談話，描繪出了他在蘇州了解到的達到小康目標時社會狀況：“第一，人民的吃穿用問題解決了，基本生活有了保障﹔第二，住房問題解決了，人均達到二十平方米……第三，就業問題解決了，城鎮基本上沒有待業勞動者了﹔第四，人不再外流了，農村的人總想往大城市跑的情況已經改變﹔第五，中小學教育普及了，教育、文化、體育和其它公共福利事業有能力自己安排了﹔第六，人們的精神面貌變化了，犯罪行為大大減少。”
小康社會的這6條標准，既有經濟、政治、文化、教育，還有就業、人的精神面貌等方面，較之“小康之家”，這是一個目標更具體、更清晰、更全面、更強調協調發展的社會目標。
從“翻兩番”到“三步走”
20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這只是實現現代化的一個初步目標，是今后發展的一個新起點。
鄧小平在驗証了“小康”目標的可行性后，開始更多地關注“小康”目標實現后中國未來更長遠的發展目標。他說，我們雖然活不到那個時候，但有責任提出那個時候的目標。
1980年12月25日，鄧小平第一次對實現小康目標后的發展戰略作了設想，他提出，經過20年的時間，我國現代化經濟建設的發展達到小康水平后，還要“繼續前進，逐步達到更高程度的現代化。”
1984年1月，鄧小平到了深圳，當深圳市委的負責人介紹到深圳經濟特區的工業產值1982年達到3.6億元，1983年達到7.2億元時，鄧小平脫口而出：“那就是一年翻一番？”顯然，他對這個遞增的速度非常關注。在深圳河畔漁民村，老支書吳伯森告訴他，這個村1983年人均年收入2800多元，戶戶是萬元戶。當有人問他：像漁民村這樣的生產和生活水平，全國人民做到要多少年時，鄧小平想了想回答說：大約需要100年，至少也要70年，就是到20世紀末，然后再加50年。
深圳之行，引發了鄧小平對小康目標實現后未來中國經濟發展目標的關注和思考。回京不久，他在4月18日明確提出：我們的第一個目標就是到本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第二個目標就是要在30年至50年內達到或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從而把規劃我國經濟發展目標的時限由20世紀末延伸到21世紀中葉，目標定在“接近發達國家水平”。這一年，僅這個問題，他就談了十多次。
1984年，是我國進入新時期后經濟發展最好的時期。這一年，我國工農業總產值年增長14.2%。按照比“六五”計劃確定的1981年到1985年年均增長4%到5%的目標高出了近10個百分點。這一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我國進入了全面改革的新的發展階段。
全面改革加速了經濟的發展。到1985年10月，面對經濟發展的大好形勢，鄧小平十分樂觀地預見，20世紀末人均國民生產總值800美元的“目標肯定能實現，還會超過一點。”因此，到1986年6月，他對人均指標又作了一個調整，把人均800美元改為800美元至1000美元。此后，他一直沿用800至1000美元或1000美元的說法。
這段時間，鄧小平在表述經濟發展戰略時還有一個提法上的變化，即他在1987年2月18日，對21世紀中葉的發展目標作了一個調整，把之前提出的“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改為“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1987年4月，他明確提出：“到本世紀末，中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將近達到八百至一千美元，看來一千美元是有希望的。”“那時人口是十二億至十二億五千萬，國民生產總值就是一萬至一萬二千億美元了。”“更重要的是，有了這個基礎，再過五十年，再翻兩番，達到人均四千美元的水平”，“那時，十五億人口，國民生產總值就是六萬億美元，這是以一九八○年美元與人民幣的比價計算的，這個數字肯定是居世界前列的。”從而確定了20世紀中葉達到“人均4000美元”和“國民生產總值6萬億美元”的量化目標，並在時間上和發達程度上正式確定為“50年”和“中等發達”。
1987年4月30日，鄧小平在同西班牙政府副首相格拉的會談中，第一次完整地描繪了“三步走”經濟發展戰略。他說：“我們原定的目標是，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以一九八○年為基數，當時國民生產總值人均隻有二百五十美元，翻一番，達到五百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紀末，再翻一番，人均達到一千美元。實現這個目標意味著我們進入小康社會，把貧困的中國變成小康的中國。那時國民生產總值超過一萬億美元，雖然人均數還很底，但是國家的力量有很大增加。我們制定的目標更重要的還是第三步，在下世紀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兩番，大體上達到人均四千美元。做到這一步，中國就達到中等發達的水平。這是我們的雄心壯志。”
1987年10月，在黨的十三大上，鄧小平提出的這個分三步實現現代化的經濟發展戰略，得到了全黨的確認。
十三大以后，在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的推動下，我國經濟得到高速增長，除1986年增長8.5％以外，其余年份的增長速度都在10％以上。到1988年，提前實現了國民生產總值比1980年翻一番的目標。“三步走”的第一步發展戰略提前實現。到1990年，我國的國民生產總值按不變價格計算比1980年增長了1.36倍，平均每年增長9%，大大高於世界經濟的平均發展速度。我國人民生活水平實現了由貧困到溫飽的歷史性跨越。
1991年3月，七屆人大四次會議通過的《關於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年規劃和第八個五年計劃綱要》對小康生活了作出新的表述，即：“我們所說的小康生活，是適應我國生產力發展水平，體現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人民生活的提高，既包括物質生活的改善﹔也包括精神生活的充實﹔既包括居民個人消費水平提高，也包括社會福利和勞動環境的改善。”比起鄧小平1983年提出的小康社會的6條標准，這時的小康生活水平，不僅是衡量人民生活水平、經濟發展水平的標准，還是衡量社會全面進步的標准。
從“小康”到“全面小康”
進入90年代，我國經濟發展的戰略目標是再用10年的時間，實現從溫飽到小康的跨越，這是一個更為重要、更為關鍵的發展階段。達到小康水平，將為國家的長治久安打下新的基礎，為更加有力地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創造新的起點。
1992年10月，黨的十四大提出,要在90年代初步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實現全國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的第二步發展目標﹔到建黨100周年的時候，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到下世紀中葉建國100周年的時候，達到第三步發展目標，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1993年11月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確定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為我國的經濟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到1995年，原定2000年國民生產總值比1980年“翻兩番”目標提前完成﹔1997年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實現翻兩番的目標提前完成，“總量”和“人均”都提前實現了第二步戰略目標，由此也實現了由溫飽到總體小康的歷史性跨越。
提前完成第一步戰略目標，順利實現第二步的戰略目標，這是鄧小平1987年4月提出“三步走”發展戰略時就已經預料到的。他說：“第一步的原定目標可以提前在今年或者明年完成。這並不意味著第二步就很容易。看起來，第二步的目標也能完成。”
在完成了前兩步戰略目標，達到總體小康以后，第三步應該怎麼走？鄧小平並沒有設計出具體的步驟，但他告誡后人，“第三步比前兩步要困難得多”，“現在還吹不起這個牛。我們還需要五六十年的艱苦努力”，“相信我們現在的娃娃會完成這個任務”。
在達到總體小康后，第三步的戰略目標如何部署？1997年9月，江澤民在黨的在十五大報告中首次提出21世紀初開始“進入和建設小康社會”，並對第三步戰略目標作出了具體部署，即：“第一個十年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二○○○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寬裕，形成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再經過十年的努力，到建黨一百年時，使國民經濟更加發展，各項制度更加完善﹔到二十一世紀中葉建國一百年時，基本實現現代化，建成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
2000年11月，國家統計局發布《中國小康進程綜合分析》報告：全國74.84％人口達到小康水平，12.82％接近小康水平，12.34％離小康還有較大差距。分析報告所依據的小康標准，包括經濟水平、物質生活、人口素質、精神生活、生活環境5個方面，16項指標。
2002年11月，江澤民在黨的十六大報告中明確提出，要在21世紀的頭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明確了21世紀中國實現現代化三步走的發展戰略：到2010年，使經濟總量、綜合國力和人民生活再上一個大台階，為后10年大發展打好基礎﹔到2020年，力爭使國民生產總值比2000年翻兩翻，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到2050年左右，基本實現現代化，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后來，江澤民提出的這個21世紀前50年的發展構想，被稱為“小三步走”或“新三步走”，是對鄧小平提出的“三步走”發展戰略的新發展。
十六大提出並確立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政治、文化全面發展的目標。十六大以后，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成為中國社會發展的主旋律。2003年，經濟發達的江蘇省率先制定了省一級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指標體系，包括經濟發展、人民生活、社會發展、生態環境4大類、18項、25個指標。核心指標是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3000美元以上，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2000美元，農民人均純收入達到1000美元，目標是在2010年全省全面建設小康社會。2005年，包括蘇州、無錫、昆山、張家港、常熟在內的蘇南地區，提前5年基本實現全面小康社會的目標，目前正在朝著2020年全省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的目標邁進。
人民群眾鮮活的實踐推動著黨的理論創新。2007年10月，黨的十七大適應國內外形勢的新變化、順應各族人民過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在十六大確立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的基礎上，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建設以及生態建設等方面提出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的新要求，這些新要求，既與十六大確定的到2020年奮斗目標具有連續性，又根據新的情況進一步豐富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內涵，更加突出富民為本和以人為本的理念，使黨的奮斗目標更加明確、行動方向更加具體、發展藍圖更加清晰。
從1979年鄧小平提出“小康”至今，我們已經走過整整30年不懈奮斗的歷程。30年間，我們完成了從溫飽到小康的歷史性跨越，經歷了從“建成低水平的，不全面的，發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到建設“全面小康”的歷史性進步，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道路上留下了堅實的足跡。目前，距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還有11年，距2050年左右基本實現現代化還有40年的時間，還需要繼續努力奮斗。“隻要我們不動搖、不懈怠、不折騰，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開放，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就一定能夠勝利實現這一宏偉藍圖和奮斗目標”。
（原載新中國60年研究文集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