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6月27日至29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決議全面科學地分析了建國以來黨的歷史，徹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科學評價了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維護了毛澤東的歷史地位，肯定了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作用。以此為標志，改革開放新時期黨在指導思想上撥亂反正的任務基本完成。
這個決議是在鄧小平親自主持下起草的。從1979年10月組織起草，到1981年6月全會通過，歷經20個月。其間，鄧小平就有關起草工作共作過17次重要談話，為決議的最終形成付出了心血和智慧。
起草《歷史決議》提上工作日程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后，百廢待興。鄧小平一方面反對“兩個凡是”的錯誤觀點，在1977年4月10日致華國鋒、葉劍英和中共中央的信中提出“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准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另一方面又認為對“文化大革命”和毛澤東的評價問題很敏感，時機還不成熟，為了安定團結的大局，暫時不要碰這個問題。到了1979年，情況已發生了變化。在1979年春中央召開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人們比較集中地討論了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評價問題和對“文化大革命”經驗教訓總結的問題。有人提出要像1945年黨的六屆七中全會作出《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那樣，作一個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這個建議沒有被中央立即採納。但會后要求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評價“文化大革命”的呼聲越來越高，黨內黨外、國內國外都在密切關注中國共產黨的態度。這些問題不解決或解決不好，全黨的思想就不能統一，就會直接影響到中國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
1979年10月恰逢建國30周年大慶，中央決定由葉劍英作一個重要講話。鄧小平提出這個講話要對過去30年作一個總結，特別是對“文化大革命”要作出一定的說明。這篇講話的起草是在鄧小平直接領導下進行的。1979年8月下旬，鄧小平同胡耀邦、胡喬木、鄧力群談話，提出講話草稿“講理論的東西多了，概念的東西多了，讀后感到沉悶，需要做大的修改”“要從林彪、‘四人幫’的事件中間得出幾條基本的教訓，要寫得很准確”。9月4日，他再次同胡耀邦、胡喬木、鄧力群談話，提出講話稿“還是要講在30年的歷史上毛主席是有偉大功績的，我們的一切成就是在毛澤東思想照耀下取得的。我們的黨、軍隊和人民是受毛澤東思想的教育，在毛主席領導下建立功勛的”,“要使人看了這個講話以后得出一個總的印象，我們的黨和人民現在是真正堅持毛澤東思想，是完整、准確地學習、運用毛澤東思想，是真正將毛主席為我們制定的路線、方針、政策付之實現，不是搞片言隻語。這是個非常大的問題”。
講話稿前后改了十八九遍，在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委員中進行了多次討論，並在各民主黨派中征求了意見。先后參加討論的有三四千人。9月25日至28日，中共十一屆四中全會討論並通過葉劍英代表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3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9月29日下午，講話正式發表。講話提出：“中共中央認為，對過去30年特別是‘文化大革命’10年的歷史，應當在適當的時候，經過專門的會議，作出正式的總結，但是，在慶祝建國30周年的時候，有必要給予初步的基本估價。”講話總結了林彪、“四人幫”極左路線的主要特征以及給全黨和全國人民極其深刻的教訓，對“文化大革命”10年的初步的基本估價是“反革命大破壞，使我國人民遭到一場大災難，使我國社會主義事業受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評價是“中國人民將永遠銘記毛澤東同志的不朽功績，堅決捍衛和發展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
講話發表后引起良好反響，特別是對“文化大革命”、毛澤東及毛澤東思想的評價獲得廣泛認可。這時，黨內出現一種普遍呼聲，希望在國慶講話基礎上，更加具體、充實、豐富，進一步作出一個歷史問題的決議。鄧小平審時度勢，順應黨心民意，准確把握時機，提出把歷史決議的起草工作提上黨中央工作日程。
1979年10月，鄧小平同胡耀邦、姚依林、鄧力群談話說：常委研究，准備為五中全會、六中全會和十二大做點准備工作。第一，修改黨章﹔第二，修改憲法﹔第三，討論兩年調整計劃、十年長遠規劃﹔第四，起草建國以來黨的歷史問題決議，現在著手，六中全會討論通過。鄧小平還說，有了國慶講話，歷史決議就好寫了。以講話為綱要，考慮具體化、深化。這樣，鄧小平代表黨中央正式提出起草歷史決議，並在此后直接領導這一工作。
10月30日，具體負責起草工作的胡喬木在起草小組會上傳達了鄧小平的談話，對決議起草工作進行了部署，提出以起草國慶講話的班子為基礎，再從人民日報社、新華社、解放軍報社和中央檔案館調人，集中起來，脫產工作。歷史決議起草工作正式啟動。
決議的三條指導思想
經過兩個月的緊張工作，1980年2月，起草小組拉出一份僅供領導參閱的《〈決議〉提綱（草稿）》。鄧小平看后感到平鋪直敘，主題不夠鮮明。3月19日，他找胡耀邦、胡喬木、鄧力群3人談話，專門談決議總的指導思想問題。首先，從寫法上講：“我看了起草小組的提綱，感到鋪得太寬了。要避免敘述性的寫法，要寫得集中一些。對重要問題要加以論斷，論斷性的語言要多些，當然要准確。”其次，講三條“中心的意思”：
“第一，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這是最核心的一條”，也是“最重要、最根本、最關鍵的”一條。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為劉少奇平反昭雪。決定傳達下去后，一部分人中間思想相當混亂：有的反對給劉少奇平反，認為這樣做違反了毛澤東思想﹔有的則認為，既然給劉少奇平反，就說明毛澤東思想錯了。對此，鄧小平說：“這兩種看法都是不對的。必須澄清這些混亂思想。”
“第二，對建國30年來歷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確的，哪些是錯誤的，要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負責同志的功過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評價。”
“第三，通過這個決議對過去的事情做個基本的總結。”“爭取在決議通過以后，黨內、人民中間思想得到明確，認識得到一致，歷史上重大問題的議論到此基本結束。”
他還談了對過去常說的10次路線斗爭的看法，特別提到兩點：第一，揭露高饒問題沒有錯。“不揭露、不處理是不行的。現在看，處理得也是正確的。”但至於是不是叫路線斗爭，還可以研究。第二，1957年反右派斗爭還是要肯定，“錯誤在於擴大化”。
最后，鄧小平提出總的要求：“對歷史問題，還是要粗一點、概括一點，不要搞得太細。”“要盡快搞出個稿子來。”
鄧小平這次談話中提出的“三條要求”，成為起草小組始終堅持的原則，體現在決議的主題思想、結構布局、重大問題判斷、重要提法、遣詞造句等各個方面。
鄧小平接著考慮決議的框架結構。他看了起草小組很快報上來的修改后的提綱，認為框架應該作些修改。4月1日，鄧小平找胡耀邦、胡喬木、鄧力群談話。他對框架做了這樣的設計：第一部分，先有個前言，回顧一下建國以前新民主主義革命一段﹔第二部分，建國以來17年一段﹔第三部分，“文化大革命”一段﹔第四部分，毛澤東思想一段﹔第五部分，結語。
這是鄧小平最初設計的5個部分。后來，鄧小平又提出“很多組要求把粉碎‘四人幫’以后這段補寫上去。看來，這段勢必要寫”。這樣，決議就成為6個部分。在實際寫作中，基本上是按照這6個部分寫的。只是后來在起草過程中把
“建國17年”分為前7年和后10年兩個部分，並在這兩個部分之前增寫了“建國32年歷史的基本估計”。這樣，最后形成的決議就成為8個部分。
在這次談話中，鄧小平對第二部分怎麼寫提了意見，指出“建國后17年這一段，有曲折，有錯誤，基本方面還是對的”。“總起來說，1957年以前，毛澤東同志的領導是正確的，1957年反右派斗爭以后，錯誤就越來越多了。”鄧小平是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在談論毛澤東的錯誤時，他實事求是地把自己擺進去：“中央犯錯誤，不是一個人負責，是集體負責。”“講錯誤，不應該隻講毛澤東同志，中央許多負責同志都有錯誤。”“毛澤東同志頭腦發熱，我們不發熱？”
鄧小平提出的總的指導思想和具體的寫作要求，為決議的起草指明了正確的方向，它保証了決議起草的順利進行和最終的成功。
推倒重來
經過近兩個月的研究討論，起草小組於5月23日又拿出了一個《〈決議〉提綱（1980年5月23日草稿）》。隨后，寫出了一個《〈決議〉草稿》。鄧小平看后，覺得不行，要推倒重來：一是沒有體現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科學評價，二是寫法上太沉悶。
6月27日，鄧小平找胡耀邦、趙紫陽、胡喬木、姚依林、鄧力群談話，談看過《〈決議〉草稿》后的意見。鄧小平說：“決議草稿看了一遍。不行，要重新來。我們一開始就說，要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現在這個稿子沒有很好體現原先的設想。”另外，他指出：“整個文件寫得太沉悶，不像一個決議。看來要進行修改，工程比較大。”
鄧小平提出“重點放在毛澤東思想是什麼、毛澤東同志正確的東西是什麼這方面”。但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始終困擾著人們的認識。7月3日上午書記處會議上，胡喬木就落實鄧小平的意見提出一個解決難題的方法：把毛澤東晚年思想上行動上的錯誤，同毛澤東思想加以區別，加以對照﹔對毛澤東思想加以肯定，對毛澤東晚年的錯誤理論和錯誤實踐加以批判。胡喬木這樣一區分，為打開起草局面找到了一把鑰匙。
鑒於國際國內都很關注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評價，鄧小平決定利用適當的機會公開闡釋這一棘手的難題。8月21日、23日，連續兩天上午，鄧小平接受以善於抓住關鍵問題著稱的意大利著名女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的採訪。21日上午，在回答天安門上的毛澤東像是否要永遠保留下去的問題時說：“永遠要保留下去。我們將肯定毛主席的功績是第一位的，他的錯誤是第二位的。沒有毛主席，至少我們中國人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我們還要繼續堅持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不僅過去引導我們取得革命的勝利，現在和將來還應該是中國黨和國家的寶貴財富。”鄧小平談話后，對毛澤東感情深厚的中央警衛局把這個談話向戰士們宣讀，並且組織討論，干部、戰士一致認為這樣講好，能接受。
根據鄧小平的指示，起草小組重寫決議稿。9月10日，印出了一個稿子，名為《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80年9月10日未定稿）》。全稿131頁，約6萬字。基本上按鄧小平的設計，分5部分：一、建國31年的主要成就和曲折﹔二、建國以來歷史發展的4個階段﹔三、“文化大革命”發生和毛澤東犯錯誤的原因﹔四、毛澤東的偉大歷史功績和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和偉大作用﹔五、發展社會主義事業的基本原則。
9 月10日未定稿有很大的進展，主要是：毛澤東思想部分寫得比較充分，對毛澤東思想的形成過程和3個根本思想原則（決議定稿中稱為3個基本方面，即：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寫得相當豐富透徹，對毛澤東思想的內容從政治、經濟、文化、外交、軍事、黨建6個方面作出概括（共20條）。前17年的成就和曲折，毛澤東的功績、理論貢獻和失誤，也寫得比較豐滿。對總結基本經驗教訓得出的建設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比較全面。對“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論點作了概括，指出在對象、綱領、依靠力量、性質這些根本問題上完全錯了﹔對“文化大革命”的經過，其間的重大歷史事件，毛澤東的嚴重錯誤和主要責任，毛澤東與林彪、江青的本質不同，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功勞，分段作了客觀的、實事求是的分析﹔對“文化大革命”之所以發生和持續10年之久的原因以及毛澤東之所以犯嚴重錯誤的原因，作了深刻分析。
“四千人大討論”
1980年9月，中央政治局決定，歷史決議稿要組織全黨4000名高級干部進行討論。10月12日，中共中央辦公廳發出組織《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草稿）討論的通知。隨通知發了《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80年10月供黨內高級干部討論稿）》，要求15日以前要發到各省、市、自治區。討論稿112頁，約5萬字。這次討論開始時預定參加人數是4000人，故稱為“四千人大討論”，實際參加的人數要多。“四千人大討論”從10月中旬先后開始，持續了一個多月，到11月下旬結束。這是一次規模空前的大討論，是黨內民主的大發揚，也是對建國以來歷史進行的一次深入、具體的研究。
討論中的熱點和焦點是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評價，有許多好的意見，但也有一些片面以至極端貶低或否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言論。特別是有些挨過整的人，帶著私人感情，對毛澤東提了不正確的批評。有人說：“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打倒一大批黨和國家領導人，歸根到底，他不是為了革命事業，而是維護自己的地位，這表明他的品質不高尚。”有人說：“評價毛澤東可以分前后兩段，前期是馬克思主義者、共產主義者，后期是極左主義者。”有人甚至說：“整個建國30年來，中國發生很多次重大錯誤和失誤，所有這些錯誤都應該由毛澤東一個人負責。”還有人說：“毛澤東同志犯了很多錯誤，《決議》中就干脆不寫毛澤東思想部分。”
鄧小平看了有關討論意見的簡報，首先肯定大家“暢所欲言，眾說紛紜，有些意見很好”，同時對於這些偏激意見，特別是對毛澤東的一些不正確的意見，認為必須予以澄清。10月25日，他找胡喬木、鄧力群談話，堅定地表示：在科學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問題上不能讓步。他說：“不提毛澤東思想，對毛澤東同志的功過評價不恰當，老工人通不過，土改時候的貧下中農通不過，同他們相聯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過。毛澤東思想這個旗幟丟不得。丟掉了這個旗幟，實際上就否定了我們黨的光輝歷史。”他把問題提得很尖銳：“決議稿中闡述毛澤東思想的這一部分不能不要。這不只是個理論問題，尤其是個政治問題，是國際國內的很大的政治問題。如果不寫或寫不好這個部分，整個決議都不如不做。”“不把毛澤東思想，即經過實踐檢驗証明是正確的、應該作為我們今后工作指南的東西，寫到決議裡去，我們過去和今后進行的革命、建設的分量，它的歷史意義，都要削弱。不寫或不堅持毛澤東思想，我們要犯歷史性的大錯誤。”
時機成熟，不宜延遲
“四千人大討論”后，1980年11月10日至12月5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華國鋒辭去黨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等人事變動方案。會議決定對《決議（討論稿）》參照討論中提出的意見進行修改。在政治局討論並原則通過后，將仍在4000人范圍內再討論一次，在再次修改后提請十一屆六中全會討論通過。中央政治局認為，現在通過這一決議的時機已經成熟，不宜再行延遲。
按照中央政治局的決定，起草小組加緊工作，起草出1981年2月11日稿，送中央政治局常委審閱。鄧小平看過后，感到歷史部分缺點、錯誤講得多，成績講得少，鼓舞信心、提高勇氣的力量不夠。3月9日，他找鄧力群談話，指出：“現在稿子和原先設想不對頭，好像錯誤都是毛澤東同志一個人的，別人都對。歷史不是這樣的。這不合乎實際。”他點出要害所在：“集中起來說，還是對毛澤東同志的評價問題。中心是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錯誤講過分了，對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的評價不恰當，國內人民不能接受，國際上也有相當一部分人不能接受。”
根據鄧小平的指示，胡喬木提出修改意見，即三大改造要增加若干語言，從理論和歷史說明社會主義道路走對了﹔“文化大革命”要寫得概括些，要說明毛澤東是一個革命家犯錯誤，同林彪、“四人幫”嚴格區別開來。
3月18日，鄧力群、吳冷西到鄧小平處匯報胡喬木的修改意見。鄧小平表示“贊成”。同時，總體上肯定了決議稿的框架，說：“決議稿的輪廓可以定下來了。”對粉碎“四人幫”以前17年，他又作了簡要的評論：“建國頭7年的成績是大家一致公認的。我們的社會主義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文化大革命’前的10年，應當肯定，總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發展的。這中間有過曲折，犯過錯誤，但成績是主要的。”
鄧力群轉述胡耀邦的意見，主張決議稿寫出來以后，多聽聽老干部，包括黃克誠、李維漢等同志的意見。鄧小平說：“這很對，我贊成。”
3月24日， 鄧小平去看望陳雲。陳雲對修改決議稿又提了兩條意見：一是專門加一篇話，講講解放前黨的歷史，寫黨的60年。這樣，確立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就有了全面的根據﹔二是建議中央提倡學習，主要是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重點是學習毛澤東的哲學著作。26日，鄧小平把鄧力群找來，談了陳雲的意見，說：“這些意見很好，請你報告胡耀邦同志。”“歷史決議中關於毛澤東同志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貢獻，要寫得更豐富，更充實。結束語中也要加上提倡學習的意思。”
按照陳雲的意見，決議稿加了一個部分——“前言”，以“中國共產黨自從1921年成立以來，已經走過了六十年的光輝戰斗歷程。為了總結黨在建國以來三十二年的經驗，有必要極簡略地回顧一下建國以前二十八年黨和人民為新民主主義而進行的革命斗爭”開頭，寫了四大段2000字，達到了鄧小平此前提出的要求。
1981年3月30日上午，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在6月上旬召開，會議通過《歷史決議》，“七一”公開發表，要求起草小組按照這個日程抓緊修改，再在政治局、書記處和一些老同志的40多人范圍內進行討論。
3月31日起，40多人的討論開始進行。40多人討論中有許多好的意見，但也有一些尖銳的意見，比如說八屆十二中全會、九大是非法的，說“文化大革命”中黨不存在了，其間外交、經濟等方面沒有做什麼工作、沒有什麼成績等。這些高級干部的意見值得重視。鄧小平及時掌控方向。4月7日，他找胡喬木、鄧力群談話，強調討論中有些意見比如上面提到的那些“不能接受”，“如果否定八屆十二中全會、九大的合法性，那我們說‘文化大革命’期間黨還存在，國務院和人民解放軍還能進行許多必要的工作，就站不住了”“有的同志說，‘文化大革命’中黨不存在了。不能這樣說。黨的組織生活停止過一段時間，但是黨實際上存在著。否則，怎麼能不費一槍一彈，不流一滴血，就粉碎了‘四人幫’呢？‘文化大革命’中間，我們還是有個黨存在”。鄧小平還舉例說明了“文化大革命”期間外事工作取得的很大成績。
1981年5月19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決議稿。鄧小平作了重要講話，對決議稿的形成過程作了評價，肯定“現在的稿子，是合乎三項基本要求的”，強調了作決議的緊迫性：“這個決議，過去也有同志提出，是不是不急於搞？不行，都在等。從國內來說，黨內黨外都在等，你不拿出一個東西來，重大的問題就沒有一個統一的看法。國際上也在等。人們看中國，懷疑我們安定團結的局面，其中也包括這個文件拿得出來拿不出來，早拿出來晚拿出來。所以，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
鄧小平說明了這次會議的任務：“現在的方法，就是開政治局擴大會議，七十幾個人，花點時間，花點精力，把稿子推敲得更細致一些，改得更好一些，把它定下來﹔定了以后，提到六中全會。”“紀念黨的60周年，不需要另外做什麼更多的文章了。”“主要是公布這個文件。”
經過討論，6月13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原則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草案）》，提交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審議。原來第一部分的標題“前言”，改為“建國以前二十八年歷史的回顧”。
建黨60周年最重要的禮物1981年6月15日至25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召開預備會。6月15日到22日，分組討論《歷史決議》。與此同時，還征求了中央黨政軍機關近1000人的意見，征求了各民主黨派負責人的意見。
6月22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開各組召集人碰頭會，討論怎樣根據預備會討論中提出的意見，對決議稿進行修改。鄧小平在講話中首先給《歷史決議》“敲定”。他說：“總的來說，這個決議是個好決議，現在這個稿子是個好稿子。”“我們原來設想，這個決議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實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評價‘文化大革命’，評價毛澤東同志的功過是非，使這個決議起到像1945年那次歷史決議所起的作用，就是總結經驗，統一思想，團結一致向前看。我想，現在這個稿子能夠實現這樣的要求。”
鄧小平接著講了三點意見：
第一，“黨內斗爭是什麼性質就說是什麼性質，犯了什麼錯誤就說是什麼錯誤，講它的內容，原則上不再用路線斗爭的提法。這次決議開個先例，以后也這麼辦。”他舉例說，決議的“核心問題是對毛澤東同志的評價，稿子的分寸是掌握得好的。比如提不提毛澤東同志的錯誤是路線錯誤，就有個分寸問題”。他認為對不提路線錯誤，是因為“我們要很鄭重地來對待這個問題，這是改變我們的黨風的問題”。
第二，對毛澤東的評價，要在“實事求是”后加一個“恰如其分”。“前一段時間裡，對毛澤東同志有些問題的議論講得太重了，應該改過來。這樣比較合乎實際，對我們整個國家、整個黨的形象也比較有利。”“過去有些問題的責任要由集體承擔一些，當然，毛澤東同志要負主要責任。我們說，制度是決定因素，那個時候的制度就是那樣。”
第三，決議中應該點華國鋒同志的名字。“因為合乎實際。如果不點名，就沒有理由變動華國鋒同志的工作。”“同時，按現在的政治動態來說，也有必要。”
鄧小平最后說：沒有時間了，召集人是不是同意委托常委定稿？到會者都說：同意。
會后，起草小組按大家的意見，對決議稿進行了精心修改，使決議的內容更加充實、全面，表述更加准確、確切。陳雲看了修改稿后，要秘書告訴胡喬木：改得很好，氣勢很壯。高齡有病的葉劍英親自向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全體到會同志寫信說：“在小平同志的親自主持下和參加寫作的同志辛勤努力下寫出了‘決議’修改稿，又經過同志們認真細致的討論修改，最后形成了‘決議’。雖然由於我長期在病中，未能詳盡地研究，但我是同意和擁護中央所做的這一決定的。‘決議’中確立毛澤東同志以及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這對於我們黨的千秋大業無疑是十分重要的。”
1981年6月27日到29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在北京舉行。6月27日全體會議上，《歷史決議》草案經討論獲得一致通過。
6月29日召開閉幕會。鄧小平在宣布閉幕的講話中說：歷史決議“真正是達到了我們原來的要求。這對我們統一黨內的思想，有很重要的作用”,“今后作為一個共產黨員來說，要在這個統一的口徑下來講話。思想不通，組織服從。相信這個決議能夠經得住歷史考驗”。
全會公報指出：“《決議》的通過和發表，對於統一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的思想認識，同心同德地為實現新的歷史任務而奮斗，必將產生偉大的深遠的影響。”
1981年7月1日，《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公開發表，這是獻給建黨60周年最重要的禮物，標志著我們黨從指導思想上撥亂反正的工作勝利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