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中國共產黨對其開創拓展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系統解釋和說明。鄧小平理論之所以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奠基之作，在於它是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對其開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系統解釋和說明，是中國共產黨立足於改革開放初期我國生產力水平極端落后的生存型階段實際，對經濟文化落后的中國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實現民族復興的目標路徑問題作出的開創性闡明。由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隨時代的發展不斷拓展，作為對其系統解釋和說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必然由鄧小平理論進一步發展到“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等。
鄧小平理論之所以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奠基之作，在於它是對我們黨開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所進行的系統解釋和說明
鄧小平理論產生於“十年動亂”剛剛結束、國家百廢待興的年代。面對新中國成立后沿用蘇聯模式所造成的重大失誤及其帶來的嚴重后果，中國共產黨要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繼續承載起實現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和民族復興的使命，就必須深刻總結1957年以來的經驗教訓，探索出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唯有如此，才能從“左”傾錯誤的長期影響中走出來，重啟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果斷地停止“以階級斗爭為綱”，將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為了更好地推進經濟建設，就必須改革“蘇聯模式”，實行改革開放的基本國策﹔為了保証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必須明確基本的政治原則，這就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1982年黨的十二大，鄧小平首次將這些探索命名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不斷探索的基礎上，1987年黨的十三大首次明確提出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即“領導和團結全國各族人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為建設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奮斗”。
由於黨的基本路線也是黨對在經濟文化落后的中國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路徑的選擇，因此，它實質就是改革開放初期我們黨所理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對於經濟文化落后的中國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民族復興的目標，黨的基本路線明確地定位為“建設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對於路徑，則明確地定位為“領導和團結全國各族人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自力更生，艱苦創業”。
通過對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民族復興的領導力量、依靠力量、根本任務、政治保証、根本動力、基本方針和主要目標等問題的明確概括，黨的基本路線首次對中國共產黨在經濟文化落后的中國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民族復興的目標和路徑進行了系統明確的概括。這條道路既堅持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又立足當時中國的基本國情，深刻揭示了在經濟文化十分落后的中國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民族復興的基本規律。
鄧小平理論之所以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奠基之作，在於它創造性地回答了經濟文化落后的中國實現現代化和民族復興的問題
審視黨的基本路線和鄧小平理論的形成和發展過程，可以看出，鄧小平對在經濟文化落后的中國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民族復興的目標和路徑問題的探索，實際上從對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問題的反復追問開始的。這一方面是因為，什麼是社會主義涉及的是我國現代化和民族復興的目標問題，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涉及的是我國現代化和民族復興的路徑問題﹔另一方面，不破除蘇聯模式和傳統的社會主義觀在這兩大問題的錯誤認識，就無法在推進我國現代化的實踐上邁開步子。鄧小平理論開創性地回答了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創造性地回答了經濟文化落后的中國實現現代化和民族復興的目標和路徑問題。
在什麼是社會主義問題上，長期以來，我們沿用蘇聯模式對社會主義所作的結構式的片面理解，即認為社會主義就是純而又純的國有制、計劃經濟、按勞分配等，鄧小平理論總結歷史經驗教訓，摒棄把那些並不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東西當作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來固守的錯誤認識，認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判斷姓資姓社的標准，“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這種從功能上理解社會主義的嶄新思路，為丈量社會主義提供了新的尺度，清晰地揭示了中國現代化的戰略方向，為探索推進現代化的新路徑打開了思維空間。
在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問題上，鄧小平理論立足改革開放初期我國生產力極度落后的實際，強調社會主義必須以高度發達的生產力為物質基礎這一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認為我國雖然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但是是“不夠格”的社會主義，以此為依據，對我國基本國情作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科學判斷，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確立了“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實際上開辟了我們黨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新路徑。
正如習近平同志2013年1月5日在新進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十八大精神研討班上的講話中指出，鄧小平同志第一次比較系統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國這樣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國家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如何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一系列基本問題，用新的思想觀點，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開拓了馬克思主義發展的新境界，把對社會主義的認識提高到新的科學水平。
鄧小平理論之所以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奠基之作，在於它立足於改革開放初期我國生產力水平極端落后的生存型階段提出並解決問題
恩格斯指出：“我們隻能在我們時代的條件下進行認識，而且這些條件到達什麼程度，我們便認識到什麼程度。”站在時代高度重新審視改革開放初期黨開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在充分評價其對於走出蘇聯模式藩籬、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所具有重大而深遠意義的同時，也要看到，它的實質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經濟增長之路。這是因為：
這順應了改革開放初期我國發展階段的要求。20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整個中國社會處於生產力水平極度低下的生存型階段。由這個階段的特點所決定，人民群眾的需求目標是解決溫飽，需求內容是增加物質財富總量，把“蛋糕”做大，相應地，滿足這種需求的途徑就一定是以注重量的增加為特點的經濟增長。
這體現了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的邏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先確立了以經濟建設（實際是經濟增長）為中心，為抓好這個中心，進一步確立了改革開放的基本國策，為了保証改革開放有一個正確的方向，又進一步有了四項基本原則。黨的十三大報告在分析“一個中心”與“兩個基本點”的關系時明確指出：“我們為什麼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就是因為在當代中國，隻有這樣做，才能從根本上保証生產力的發展。為什麼要改革、開放？就是因為隻有這樣做，才能進一步解放仍然受到束縛的生產力，促進生產力的迅速發展。”
它符合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的一貫思想。從1977年鄧小平復出到1992年的南方談話，鄧小平反復強調“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發展才是硬道理”，“抓住機遇，發展自己，關鍵是發展經濟”，實際上所強調的都是以量的增加為主要內容的經濟增長。
20世紀80年代我們堅持這樣的道路，解決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長期沒有解決好的溫飽問題，獲得了人民群眾的衷心擁護。但是隨著中國社會在這一道路指引下走出生存型階段，進入生產力水平有了一定程度提高的發展型階段以后，人民群眾的需求發生重大變化。需求目標由原來的僅僅要求解決溫飽，變為要求全面提高生活質量﹔需求內容由原來的僅僅要求以物質生活的簡單滿足為主要特征的“蛋糕”做大，變為以全面提升物質文化生活水平為主要內容不僅要“蛋糕”做大，還要“蛋糕”做好分好，這反映在滿足需求的途徑上，必然要求由原來的僅僅要求重視量的增加的經濟增長，變為不僅要經濟增長，還要經濟發展，還要推進政治、文化、社會事業和生態文明等發展。如果人民群眾的這一新的需求長時間得不到滿足，就必然引發新的矛盾和問題。立足於發展型階段的實際拓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以滿足人民群眾的新需求，成為新的時代要求，豐富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成為歷史的必然。
黨的十五大報告提出的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綱領，黨的十七大、十八大所概括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實際上就是我們黨基於生產力水平有了一定程度提高后的發展型階段的實際拓展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特別是黨的十七大、十八大所概括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實質上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科學發展之路。相應地，作為對它們進行系統解釋和說明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則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進一步豐富之作。
(來源：《學習時報》2014年2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