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中國實行改革開放20周年
鄧小平：我在廣東聽說，有些地方養三隻鴨子就是社會主義，養五隻鴨子就是資本主義，怪得很！農民一點回旋余地沒有，怎麼能行？農村政策、城市政策，中央要清理，各地也要清理一下，自己范圍內能解決的，先解決一些。總要給地方一些機動。
1978年至今，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20多個年頭。20年多來，全國人民在黨中央的領導下，高舉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偉大旗幟，成功地走出了一條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我國的綜合國力顯著增強。經濟總量不斷擴大。2006年國內生產總值達到209407億元人民幣。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全年進出口總額17607億美元，國家外匯儲備10663億美元。20多年來，GDP年均增長超過9%，創造了世界經濟史上的奇跡。
在改革開放已經20多年的今天，我們仍然忘不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鄧小平。
1998年12月18日，在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20周年大會上，江澤民說：“在回顧20年輝煌歷程的時刻，我們深切懷念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沒有鄧小平同志的領導，就沒有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開創”。
我們太窮了，太落后了
中國的改革是從農村開始的，鄧小平說，這個發明權是農民的。農民們卻說，沒有鄧小平，改革是搞不起來的，即使搞起來了也會夭折。農村改革所以能成功，靠的是鄧小平的支持。
1977年7月，鄧小平第三次復出后，針對我國農業發展狀況，對農村的體制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思考。他說，1958年“大躍進”一哄而起搞人民公社化，片面強調“一大二公”，吃大鍋飯，帶來大災難。“文化大革命”就更不用說了。近20年裡，農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產力沒有多大發展。中國的農業問題太嚴重了。
特別是中國農民的貧窮生活，給這位70多歲的老人很深的感觸。鄧小平這樣動情地說：我們太窮了，太落后了。老實說對不起人民。我們的人民太好了。外國人議論，中國人究竟還能忍耐多久，很值得我們注意。我們的人民忍耐性已經夠了。我們現在必須發展生產力，改善人民的生活條件。
養3隻鴨子是社會主義，5隻就是資本主義？
1978年1月底至2月初，鄧小平出訪尼泊爾，途經成都時作了短暫停留。在聽取了中共四川省委匯報工作后，他說：農村和城市都有個政策問題。我在廣東聽說，有些地方養三隻鴨子就是社會主義，養五隻鴨子就是資本主義，怪得很！農民一點回旋余地沒有，怎麼能行？農村政策、城市政策，中央要清理，各地也要清理一下，自己范圍內能解決的，先解決一些。總要給地方一些機動。
同年8月，鄧小平又一次談到四川農村的情況。他說：四川農業的發展政策對頭。所謂政策，還是老政策，無非是按勞分配，這是最根本的，不吃大鍋飯，按勞分配，再加上點小自由，如養雞，給少量的自留地，一年就搞起來了，兩年就翻身了。
1978年9月，鄧小平在東北之行中，多次談到農村問題。他說，一個公社有自己的條件，有自己的情況，一個大隊有自己的條件，有自己的情況，有一般，也有特殊，大量的是特殊，更重要的是要根據自己的特殊情況考慮問題。
對當時全國農業學大寨、普及大寨縣的提法，鄧小平也表示了不同看法：不論搞農業、搞工業、搞現代化，都要實事求是，老老實實。學大慶、學大寨要實事求是。大寨有些東西不能學，也不可能學。比如他評工記分，一年搞一次，全國其他人民公社、大隊就不可能這樣做，取消集貿市場也不能學，自留地完全取消也不能學。小自由完全沒有了，也不能學。
鄧小平的這些講話，如一石激起千層浪，解放了人們的思想。
千方百計讓農民富起來
1978年12月8日，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會后，全國各地落實全會的精神，積極試行各種形式的責任制。特別是安徽，邁出的步子比一般省份要大。
1979年1月《人民日報》陸續報道了幾個省實行生產責任制的情況，隨之而來也引發了一場激烈的爭論。爭論從報紙上延續到1979年4月中央工作會議的會場上。當時，明確表態支持實行“包工到組、包產到組”的省委書記在會上仍是少數派。安徽省委書記萬裡在會上說：你們走你們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
這年7月，鄧小平去了安徽，登上了黃山。他聽完萬裡的匯報后說：你就這麼干下去，實事求是地干下去，要不拘形式，千方百計使農民富起來。
隨著包產到戶從暗處走到明處，從個別省份走到全國許多省，由此引起的責難也紛至沓來。
關鍵時刻，鄧小平說話了。
1980年4月，鄧小平在同中央負責同志談長期規劃問題時說，對地廣人稀、經濟落后、生活貧困的地區，政策要放寬……有的可以包給組，有的可包給個人。這個不用怕，這不會影響我們制度的社會主義性質。
5月31日，鄧小平又一次站出來說話：農村政策放寬以后，一些適宜搞包產到戶的地方，搞了包產到戶，效果很好。針對當時黨內外一些同志的擔心，鄧小平說，我們總的方向是發展集體經濟。
鄧小平的這個講話，肯定了安徽的大膽試驗，對於穩定包產到戶和推動農村改革，無疑起了重要作用。后來，以包產到戶，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特征的農村改革在全國全面鋪開。
為什麼一談市場就說是資本主義？
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的思想，最早也是鄧小平提出來的。
1979年11月26日，鄧小平在同美國大不列顛百科全書副總編吉布尼等人談話時說：市場經濟隻限於資本主義社會，隻有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這肯定是不正確的。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我們是計劃經濟為主，也結合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但是，鄧小平關於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的思想，當時並沒有能夠成為全黨的共識。
農村改革取得成功后，1984年10月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做出了《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這個決定闡明了加快以城市為重點的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必要性、緊迫性，規定了改革方向、性質、任務和各項基本方針。鄧小平對此評價很高，認為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的政治經濟學”，這個決定講了一些“我們老祖宗沒有說過的話，有些新話”，“過去我們不可能寫出這樣的文件，沒有前幾年的實踐不可能寫出這樣的文件。寫出來，也很不容易通過，會被看作‘異端’”。在這個決定的指導下，以城市為中心的全面經濟體制改革開始啟動。
社會主義能不能搞市場經濟？1985年10月，鄧小平在回答關於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關系的提問時說：“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之間不存在根本矛盾。問題是用什麼方法才能更有力地發展社會生產力。我們過去一直搞計劃經濟，但多年的實踐証明，在某種意義上說，隻搞計劃經濟會束縛生產力的發展。把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結合起來，就更能解放生產力，加速經濟發展”。
1987年2月，在准備十三大的過程中，鄧小平同幾位中央負責同志談話時又說：“為什麼一談市場就說是資本主義，隻有計劃才是社會主義呢？計劃和市場都是方法嘛。隻要對發展生產力有好處，就可以利用。”
改革開放是決定中國命運的重大決策。胡錦濤在十六屆六中全會的講話中指出：“我國發展已站在一個新的歷史起點上，我們面臨的發展機遇前所未有。面對的挑戰也前所未有。”“我們黨要帶領人民抓住機遇，應對挑戰，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推向前進，必須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把構建和諧社會擺在更加突出的地位。”
而要不失時機地推進改革，我們要以鄧小平改革開放思想為指導，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敢於攻堅、銳意進取，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
《環球人物》 (2007-02-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