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2月6日，鄧小平在同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談話中首次提出“小康社會”概念，在30多年的實踐中，我們黨堅持和發展了鄧小平的小康社會思想，到2000年實現了總體小康。在這個基礎上，黨的十六大進一步提出到2020年從總體小康到全面小康，黨的十七大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引下，又提出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要求。小康社會思想的形成與發展，對我國到本世紀中葉基本上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具有極其重大的理論與實踐意義。
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小康社會思想
“小康”一詞極富中國色彩，它來源於中國民間和傳統文化中的儒家思想。戰國時期，儒家經典《禮記》中的《禮運》篇，提出了“大同”和“小康”兩種社會模式。“大同”是儒家的最高理想社會。在這個社會裡，財產公有，人人平等，社會和諧。“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大同”社會指的是傳說中的堯舜時代，反映了人們對原始共產主義社會平等生活與和諧狀態的懷念和向往。“小康”則比“大同”低一個層次，是建立在小生產、小農經濟和私有制基礎上的封建世襲社會，但社會生活穩定，治理有方，國泰民安。“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儒家思想家認為，夏商周三代中禹、湯、文、武、周公做到了這一點，而夏商周之后社會混亂，失去了這種狀態。
儒家的上述政治理想和社會模式，對后來中國歷史產生了深遠影響。在近代史上，洪秀全、康有為、孫中山都把“大同”作為中國理想社會。洪秀全在《原道醒世訓》和《天朝田畝制度》中，引述了《禮記·禮運》篇中的大同思想，提出“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的口號，並將其具體化，企望在自然經濟基礎上建立天國式的理想社會，具有平均主義和禁欲主義色彩。康有為歷經十八年之久，“上覽古昔，下考當今，近觀中國，遠攬全地”，寫出了貫通古今中外的代表作《大同書》。孫中山在辛亥革命前，在闡述他的民族主義時，不僅反對一個民族“宰割於上”的民族壓迫，主張漢、滿、蒙、回、藏“五族平等”，同心協力，“使中國進入世界第一文明大國”，而且進一步提出世界人類各民族共“致”大同，說“我五大族種……若能擴充其自由、平等、博愛之主義於世界人類，則大同盛軌，豈難致乎？”孫中山的世界大同思想反映了近代中國人民對理想社會的向往和追求。中國幾千年的封建主義統治和舊中國，由於社會制度所決定，不僅無法實現“大同”世界，甚至“小康”社會也未達到。
社會主義現代化承上啟下發展階段的小康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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