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紀末達到“小康”，是鄧小平1979年12月提出並為中共十二大採納的關於中國現代化建設目標的一個重要構想。十二大以后，鄧小平到江蘇蘇州、浙江杭州進行調研，實地考察“小康”目標的可行性。在此基礎上，他又進一步提出包括“溫飽——小康——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在內的中國分“三步走”基本實現現代化的戰略部署。
從“四個現代化”到“小康之家”
1954年9月，毛澤東在一屆全國人大上向全國人民發出將“一個經濟上文化上落后的國家，建設成為一個工業化的具有高度現代文化程度的偉大的國家”的號召。周恩來在會上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更是第一次明確提出要建設“強大的現代化的工業、現代化的農業、現代化的交通運輸業和現代化的國防”，從而對“四個現代化”概念作了最早的表述。10年之后，1964年12月，在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周恩來代表中央第一次正式宣布了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目標：“今后發展國民經濟的主要任務，就是要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1975年1月召開的四屆全國人大重申了這個目標。
四個現代化的發展目標，與世界其他國家比較看，是一種什麼目標呢？1975年6月，鄧小平在會見尤金·帕特森為團長的美國報紙主編協會代表團和美聯社董事長保爾·米勒時說，我們“在這個世紀的末期”所要達到的四個現代化，“就是接近或比較接近現在發達國家的水平”。可見，這是一個高標准的發展目標。
但是，由於長期“左”的錯誤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嚴重破壞，中國的現代化進程被延誤了20年。到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結束時，中國的經濟科技發展水平與世界先進國家相比，差距進一步拉大。不過，即使在這種情況下，當時中央領導仍然認為，在距20世紀末的剩余20多年時間裡，中國經過努力，還是能夠實現“接近發達國家水平”的四個現代化。1978年5月，鄧小平在會見馬魯·雷蒙、馬南達菲·拉科托尼裡納率領的馬達加斯加政府經濟貿易代表團時表示：“粉碎‘四人幫’，全國人民都高興。現在的情況比較好，人民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了。實現四個現代化，我們清醒地看到這是一件艱巨的事情，但是是能夠做到的。”6月，他在與盧旺達總統朱韋納爾·哈比亞利馬納會談時又說：“我國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目標不是很容易的”，但是“我們清醒地估計了形勢，是可以實現的，……在這方面，我們是充滿信心的”。
然而，隨著1978年全國掀起的一股出國考察熱潮，對西方發達國家各方面信息和情況的了解越來越多，鄧小平逐步改變了自己的想法。1978年9月他在會見日本新聞界客人時，對到20世紀末中國的四個現代化目標作了新的解釋。他說，就是到20世紀末，我們實現了四個現代化，我們也還是不富，我們的水平比你們差得遠。9月在會見金日成時，鄧小平又說：“最近我們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們落后。什麼叫現代化？50年代一個樣，60年代不一樣了，70年代就更不一樣了。”1978 年，鄧小平本人也頻繁地出國訪問考察，上半年訪問了緬甸、尼泊爾、朝鮮，下半年訪問了日本、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1979年初又訪問了美國。特別是在訪日期間，鄧小平到神奈川縣日產汽車公司工廠參觀，當了解到這裡的勞動生產率比當時中國長春第一汽車制造廠高幾十倍時，他感慨地說：“我懂得什麼是現代化了。”訪美期間，鄧小平先后參觀了福特汽車廠、約翰遜航天中心、休斯公司、波音公司等大型現代化公司企業，他的觀感是“看到了一些很新穎的東西”，“感到很有收獲”。美國和日本兩國高度現代化的“沖擊力”，使鄧小平更直接地感受到中國與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科技差距，更清楚地看到中國現代化的艱難，由此也促使他更進一步認真思考中國既定的“在20世紀末趕上和超過世界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可行性問題。
1979年3月，鄧小平在會見馬爾科姆·麥克唐納為團長的英中文化協會執行委員會代表團時，第一次談到了這個問題。他說：“我們定的目標是在本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我們的概念與西方不同，我姑且用個新說法，叫做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實現四個現代化可能比想象的還要困難些。”隨后，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他又說：“我同外國人談話，用了一個新名詞：中國式的現代化。到本世紀末，我們大概隻能達到發達國家70年代的水平，人均收入不可能很高。”10月，在出席中央召開的專門討論經濟工作的各省市自治區第一書記座談會時，鄧小平再次指出：“我們開了大口，本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后來改了個口，叫中國式的現代化，就是把標准放低一點。特別是國民生產總值，按人口平均來說不會很高。” “中國式的現代化”概念的提出，表明鄧小平經過一年多的分析和思考，對未來中國的經濟發展戰略有了新的認識。
“中國式的現代化”，是什麼樣的現代化呢？對此，鄧小平很快給出了答案。
1979年12月，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率領龐大代表團訪問中國。大平正芳是著名的經濟發展戰略問題專家。20世紀60年代初，他所設計的日本經濟發展十年倍增規劃實施成功，使日本迅速成為世界經濟強國。大平正芳在和鄧小平見面時，就中國發展的長遠規劃問題向鄧小平發問：中國根據自己獨自的立場提出了宏偉的現代化規劃，要把中國建設成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國將來會是什麼樣？整個現代化的藍圖是如何構思的？對於大平的提問，鄧小平事先沒有料到，也沒有馬上回答。在經過大約一分鐘的思考后，鄧小平給出答案，提出了一個影響中國未來幾十年命運的重要設想。他說：“我們要實現的四個現代化，是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我們的四個現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們那樣的現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紀末，中國的四個現代化即使達到了某種目標，我們的國民生產總值人均水平也還是很低的。要達到第三世界中比較富裕一點的國家的水平，比如國民生產總值人均1000美元，也還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就算達到那樣的水平，同西方來比，也還是落后的。”這是鄧小平第一次用“小康”這個新名詞來描述未來20年中國的發展前景，也是第一次用“小康”代替“四個現代化”的目標。
“小康”這個概念一經提出，即引起國內外的強烈反響，很快成為全黨全民的共識。鄧小平在和外賓談話時也曾多次應邀向客人介紹這個概念提出的來龍去脈。1980年5月12日，在和英國前首相、工黨領袖詹姆斯·卡拉漢談話時，鄧小平說：“我們是講實際、從實際出發的。我們頭腦裡開始想的同我們在摸索中遇到的實際情況有差距，比如，我們的雄心壯志是實現四個現代化，而且要在本世紀末實現，經過摸索，肯定了一點，我們的四個現代化，不同於包括你們英國在內的發達國家的現代化，中國人口太多，要達到你們那樣的現代化，人均年收入5000美元至7000美元，不現實。所以，我們提出的現代化是中國式的現代化”，“‘小康之家’，這就是我們的目標”。1981年4月，在會見古井喜實為團長的日中友好議員聯盟訪華團時，鄧小平又說：“前一個時期，我們的腦子有點熱，對自己的估計不很切合實際”，“在本世紀末我們肯定不能達到日本、歐洲、美國和第三世界中有些發達國家的水平。……我們隻能達到一個小康社會，日子可以過。”1988年8月，在與日本首相竹下登談話時，鄧小平仍然對與大平正芳的這次談話念念不忘，他說：“提到這件事，我懷念大平先生。我們提出在本世紀內翻兩番，是在他的啟發下確定的。中國歷史上有‘小康之家’的說法。小康社會就是還不富裕，但日子好過。就我們來說，目標定得低一點有好處。目標定低一點是為了防止產生急躁情緒，避免又回到‘左’的錯誤上去。”
根據鄧小平的構想，1982年中共十二大正式提出從1981年起到20世紀末在20年時間裡實現全國工農業年總產值翻兩番（由1980年的7100億元增加到2000年的28000億元左右）、達到“小康”水平的戰略目標。
蘇杭之行：考察“小康”目標的可行性
“小康”目標是“降低了標准”的“中國式的現代化”。對於這個新構想是否可行，能否按時實現，鄧小平給予了極大關注，並實地調研給予驗証。
還在“小康”設想剛剛提出不久，即1980年六七月，鄧小平先后到陝西、四川、湖北、河南等地參觀考察。考察即將結束時，鄧小平在同河南省委第一書記段君毅、第二書記胡立教談話時說：“這次出來到幾個省看看，最感興趣的是兩個問題，一個是如何實現農村奔小康，達到人均1000美元，一個是選拔青年干部。”他說：“對如何實現小康，我作了一些調查，讓江蘇、廣東、山東、湖北、東北三省等省份，一個省一個省算賬。我對這件事最感興趣。八億人口能夠達到小康水平，這就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在聽取河南省經濟發展情況的匯報后，鄧小平表示：“你們河南地處中原，你們算賬的數字是‘中原標准’、‘中州標准’，有一定的代表性。”
1982年中共十二大正式確定“翻兩番”、達到“小康”的目標后，黨內黨外群情高漲。翻兩番，能否翻？奔小康，如何奔？成為全黨和全國人民議論的熱點。1982年10月，鄧小平同國家計委負責同志談話時也指出：“到本世紀末20年的奮斗目標定了，這就是在不斷提高經濟效益的前提下，工農業年總產值翻兩番。靠不靠得住？黨的十二大說靠得住，我也相信是靠得住的，但究竟靠不靠得住，還要看今后的工作。”
為了實地考察“小康”目標的現實可行性，1983年2月5日，鄧小平乘專列離開北京，前往江蘇蘇州、浙江杭州等地考察。2月6日下午，抵達蘇州，下榻蘇州南園賓館。到蘇州的第二天，鄧小平就約見陪同考察的江蘇省負責人江渭清、顧秀蓮以及蘇州地委、市委的負責人等，聽取匯報。談話一開始，鄧小平就問：“到2000年，江蘇能不能實現翻兩番？” 江蘇的同志回答：從江蘇經濟發展的歷史看，自1977年至1982年6年時間，全省工農業總產值就翻了一番。照這樣的增長速度，就全省而言，用不了20年時間，就有把握實現翻兩番。鄧小平又問蘇州的同志：“蘇州有沒有信心，有沒有可能？” 當時，蘇州的經濟發展水平已位於江蘇省前列，1978年工農業總產值為65.59億元，國民生產總值為31.9億元。到1982年底，工農業總產值增加到104.88億元，國民生產總值增加到47.61億元，人均接近800美元。4年間，蘇州的工農業總產值和國民生產總值分別以12.65％和10.5％的年均速度遞增。按照這樣的速度，蘇州大約用15年時間，到1995年就能實現“翻兩番”的目標。因此，江蘇的同志告訴鄧小平：像蘇州這樣的地方，我們准備提前5年實現中央提出的奮斗目標！此前，蘇州方面為鄧小平提供了16份典型材料，從各方面介紹蘇州實行聯產承包、發展社隊工業、促進經濟增長、改善人民生活的情況。聽了這些匯報后，鄧小平接著問：“人均800美元，達到這樣的水平，社會上是一個什麼面貌？發展前景是什麼樣子？”蘇州的同志告訴他，若達到這樣的水平，下面這些問題就都解決了：“第一，人民的吃穿用問題解決了，基本生活有了保障﹔第二，住房問題解決了，人均達到20平方米，因為土地不足，向空中發展，小城鎮和農村蓋二三層樓房的已經不少﹔第三，就業問題解決了，城鎮基本上沒有待業勞動者了﹔第四，人不再外流了，農村的人總想往大城市跑的情況已經改變﹔第五，中小學教育普及了，教育、文化、體育和其他公共福利事業有能力自己安排了﹔第六，人們的精神面貌變化了，犯罪行為大大減少。”聽了這些介紹，鄧小平很振奮，他仿佛已透過蘇州看到了實現“小康”目標的光明前景。他繼續追問：“蘇州農村的發展採取的是什麼方法？走的是什麼路子？”江蘇的同志告訴他，主要靠兩條：一條是重視知識，重視知識分子的作用，依靠技術進步。為了發展生產，蘇州各地吸收了不少上海的退休工人和科技人員，這些老工人有本事，請來工作花費不多，只是給點工資，解決點房子，就很樂意干。往往是請來一位能人，就能建起或救活一個工廠。還有一條是發展了集體所有制，也就是發展了中小企業﹔在農村，就是大力發展社隊工業。江蘇的同志匯報說，蘇州的社隊工業在初創階段，曾經經歷過“千方百計找門路，千言萬語求原料，千山萬水跑供銷，千辛萬苦創基業”的艱難過程，之所以能夠快速發展，歸根結底，憑借的是靈活的經營機制，實行的是市場經濟體制，是市場哺育了社隊工業。聽了這番話，鄧小平說：“看來，市場經濟很重要！”
2月9日下午，鄧小平離開蘇州，前往浙江杭州考察，當晚下榻杭州劉庄。在劉庄，鄧小平對浙江省委書記鐵瑛、省長李豐平以及省委領導王芳、薛駒說：“這次，我在蘇州看到的情況很好，農村蓋新房子很多，市場物資豐富。現在蘇州市人均工農業總產值已經到了或者接近800美元的水平。江蘇從1977年到1982年的6年時間裡，產值翻了一番，照此下去，到1988年前后可以達到翻兩番的目標。”鄧小平問：“浙江能不能實現這個目標？” 在聽到浙江省委負責人表示“翻兩番”不成問題時，鄧小平非常高興，並且提出，江蘇、浙江恐怕要多翻一點，不止“翻兩番”。他說，因為寧夏、甘肅這些地方比較落后，“翻兩番”困難，如果江蘇、浙江隻“翻兩番”，全國平均起來就翻不了兩番。
2月16日上午，鄧小平聽取鐵瑛、李豐平等人的匯報。在談到“翻兩番”問題時，鄧小平再次關切地詢問：“翻兩番是不是靠得住？現在是多少？到2000年是多少？到那時要多少電？你們的收入在全國佔第幾位？” 浙江的同志介紹說：這兩年浙江的發展勢頭很好，1982年農業獲得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最好收成，比上年增長15％，全省工農業總產值比上年增長10％，人均達到500美元，名列全國第七位。鄧小平說：北京、上海、天津三個市除外，你們是第四位嘛！又說：“生活好了，人就不願往外走。”到20世紀末，“江蘇說可以達到每人3000美元。你們少說也應該2000多美元。現在是500多美元，翻兩番應該有2000美元”。五年后，即1988年初，鄧小平再次來到浙江。當聽到省領導說浙江五年工農業總產值增長一倍多、人均收入也翻了一番多時，鄧小平對浙江的高速發展給予了充分肯定，他高興地說：一個浙江變成了三個浙江，好，好！
1983年2月為期12天的蘇杭之行給鄧小平留下了深刻印象。蘇杭農村的巨大變化，使鄧小平對“翻兩番”、實現“小康”目標充滿了信心。在返京的列車上，有人問他感受如何，鄧小平高興地說：到處喜氣洋洋。
“小康”構想進一步深化
1983年3月，鄧小平結束對蘇杭等地的考察回京后不久，即約請胡耀邦、趙紫陽、萬裡、姚依林等談話。他說：“這次，我經江蘇到浙江，再從浙江到上海，一路上看到情況很好，人們喜氣洋洋，新房子蓋得很多，市場物資豐富，干部信心很足。看來，四個現代化希望很大。”他還提出，到20世紀末實現“翻兩番”，“要有全盤的更具體的規劃，各個省、自治區、直轄市也都要有自己的具體規劃，做到心中有數。落后的地區，如寧夏、青海、甘肅如何搞法，也要做到心中有數。我們要幫助各省、自治區、直轄市解決各自突出的問題，幫他們創造條件，使他們的具體規劃能夠落到實處。”
蘇杭之行驗証了“小康”目標的可行性。也就是從這時起，鄧小平開始將注意力更多地轉移到“小康”目標實現之后中國的長遠發展規劃問題，並在這個過程中逐步提出了包括“小康”目標在內的分“三步走”、到21世紀中期“基本實現現代化”的中國長遠發展戰略構想。
1984年4月在會見英國外交大臣杰弗裡·豪時，鄧小平第一次對“小康”之后的發展目標作了設想。他說：與我們的大目標相比，這幾年的發展僅僅是開始。“我們的第一個目標就是到本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第二個目標就是要在30年至50年內達到或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 這是關於“兩步走”的最初表述：20世紀最后20年是“一步”，21世紀前30年或50年又是“一步”。從這時起到1987年4月，鄧小平又多次談到這個“兩步走”的戰略構想。
1984年6月，在會見圭亞那總統林登·伯納姆時，鄧小平介紹了中國的變化和經濟發展情況。他說：“中國真正變化比較大的是這五年半。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確定了一心一意搞四化建設的方針，確定了到本世紀末達到小康社會的戰略目標。政治生活安定團結，經濟方面穩步發展。看來這個勢頭可以保持下去，我們的目標可以實現。以本世紀末為起點，我們再好好干30年至50年，中國就可以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1985年10月，鄧小平會見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副總理兼外交部部長漢斯-迪特裡希·根舍時，在談到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認識時說：“從赫魯曉夫起，蘇聯一直在說大話。其中赫魯曉夫說得最大。他說1980年建成共產主義。1980年已經過去了，就算是1990年，也還隻剩下5年。他的大話吹破了。不過赫魯曉夫的大話有他的根據，就是他對共產主義的理解。你也許還記得，赫魯曉夫給共產主義下了個定義，就是‘土豆燒牛肉’。那樣的‘共產主義’，歐洲不少國家恐怕在100年前就實現了。中國的目標是在本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我們不講大話，講大話沒有用。中國底子薄。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1979年底我們考慮花20年時間達到小康水平。那時中國將擁有12億人口，人均國民生產總值800美元，將有一個中等的變化。我們設想，在本世紀末小康水平的基礎上，再花30年至50年時間，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這就是我們的目標。現在看來，本世紀這個目標肯定能實現，還會超過一點。”1986年6月，鄧小平在同馬裡總統穆薩·特拉奧雷談話時說：“到本世紀末，我們的目標是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800美元至1000美元，實現小康社會。不富，但日子好過。更重要的是奠定一個很好的前進的基礎。下一個世紀再花30年至50年的時間，就可以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在這些談話中，鄧小平將2030年或2050年中國發展的目標定位一直表述為“達到或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直到1987年2月在與加蓬總統邦戈談話時，鄧小平才第一次把“接近發達國家水平”改成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以更符合實際和可能。
把20世紀最后20年的“一步”改做“兩步”，再加上21世紀前50年的“一步”，從戰略上對中國現代化建設作出分“三步走”的規劃和部署，是1987年4月鄧小平在會見西班牙工人社會黨副總書記、政府副首相阿方索·格拉時第一次提出來的。鄧小平說：我們的目標是，“第一步在80年代翻一番。以1980年為基數，當時國民生產總值人均隻有250美元，翻一番，達到500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紀末，再翻一番，人均達到1000美元。實現這個目標意味著我們進入小康社會，把貧困的中國變成小康的中國。那時國民生產總值超過10000億美元，雖然人均數還很低，但是國家的力量有很大增加。我們制定的目標更重要的還是第三步，在下世紀用30年到50年再翻兩番，大體上達到人均4000美元。做到這一步，中國就達到中等發達的水平。”鄧小平的這個戰略構想為中共十三大採納。十三大報告提出：“我國經濟建設的戰略部署大體分三步走。第一步，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第二步，到本世紀末，使國民生產總值再增長一倍，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個世紀中葉，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較富裕，基本實現現代化。”
從1980年起，用70年時間，分“三步走”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的現代化國家，這是鄧小平在領導中國改革開放過程中，從實際出發，為中國經濟發展繪制的一幅宏偉藍圖。實踐証明，這個戰略構想是可行的。經過全黨全國人民的共同努力，原定2000年國民生產總值比1980年“翻兩番”的前兩步目標提前於1995年完成。1997年中共十五大提出了21世紀前50年新的“三步走”戰略。目前，中國人民正在為建設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為到21世紀中葉基本實現現代化，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