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難中成長的焦裕祿

　　一人一把紅纓槍

　　“我生日比焦裕祿小六天。焦裕祿,陳維芹,還有我,三個人小時候天天一塊玩兒。”陳壬年回憶道。

　　山裡長大的孩子,山上也去,林裡也去,爬樹捉雀,野果任摘。崮山下有一眼泉,名闞家泉。焦裕祿和另外兩個小伙伴在泉邊曾留下許多美好回憶。

　　7月23日下午,我們尋訪已被農家院落包圍起來的闞家泉。一汪泉水,孤寂無聲。孰料在泉邊探察深淺時,泉水出口竟然嘩嘩作響,清喧喧直流。院子主人焦方遠解釋,經過一個雨季的蓄勢,泉眼也到出水的時候了。

　　喝闞家泉泉水長大的焦裕祿,前半生也在蓄勢,經歷了一串串隱忍與磨難。

　　“焦裕祿家有15口人,十五畝地,兩頭牛、一頭騾子,有20間屋。平時靠種地過活,農閑時開一小油坊,打蓖麻油。焦裕祿的爺爺很疼愛他,說砸鍋賣鐵也供他上學。我上了兩年私塾就不上了,他一直上學到十四五,從南崮山高小畢業的。他還會拉二胡,有時候找個高粱秸稈,挑起一邊,找個高粱梢從中間來回拉,也能跟柳哨一樣發出聲響。”陳壬年回憶說。

　　1938年,日寇侵佔了博山縣城。

　　“那時候鬼子經常來北崮山這一帶掃蕩,漢奸和國民黨也來要糧要款。老百姓被逼得沒法,南崮山村李星七組織了個紅槍會,起來抗日自衛。我跟焦裕祿一起入會了。”陳壬年回憶道。

　　日本鬼子在南崮山村設立據點,北崮山村也成為日偽活動的中心地區。“老百姓更遭殃了。南崮山村住了一個中隊的漢奸,經常到我們村要糧要錢,老百姓說不定啥時候就被漢奸抓去受罪。”陳壬年說。

　　焦裕祿除在家種地外,農閑時還擔挑子賣菜、賣油,在崮山橋賣鍋餅。

　　“1941年秋天,他家裡生活困難,還要給漢奸拿糧交款,他爹愁悶地上吊了。他爹一歿,生活更難了,還欠了外債。焦裕祿跟他哥哥分了家,他跟著娘過活。”陳壬年回憶道。

　　父親上吊是他人生的一大轉折。在焦裕祿1955年寫的個人歷史自傳中,我們得悉:為維持生活,他從南崮山村李奎正酒店賒了一擔酒,跟同村的焦念剛、焦念石等人一起出門,到沂水縣去賣,然后再買些油,擔回來掙些錢。但到了臨朐縣,碰上國民黨游擊隊,他們用刺刀將酒桶穿破進行檢查,導致一桶酒漏了。

　　“這次賠了大本。回家后再也不敢出門了。通過這次才進一步認識了國民黨是禍害人民的土匪。”焦裕祿寫道。

　　殘酷的地獄生活

　　山溝裡的八路軍加速了打擊日寇掃蕩的頻率。焦裕祿遭遇了人生中的又一次轉折。他在自傳中有詳細的敘述:“1942年6月24日,天氣很熱,吃過早飯,剛躺到床上想睡覺,突然大門外狗叫得厲害,我赤腳、光著膀子到大門口一看,有兩個鬼子一個漢奸翻譯,持著槍在看我家門牌。我見勢頭不對,出了大門向南拐,想跑掉。但未走及,從南街走來兩個漢奸,各持手槍迎頭碰上,將我抓住,叫帶路找一開小鋪的焦念鎬。到了焦念鎬小鋪,人早已跑了,漢奸將小鋪錢紙煙葉收拾一光,便帶我到了村外汽車跟前……一會又從外村開來很多汽車,一起開到了博山城西冶街趙家后門日寇憲兵隊。從此開始殘酷的地獄生活。”

　　“入獄當天晚上,一鬼子、一翻譯每人提一根棍子,將我叫去了。到了一個大樓底下,已有幾十人在被審問拷打,有的被吊在梁上,有的正在被灌涼水,有的正被火油燒。鬼子拿起扁擔渾身上下打了我數十下,我一會頭暈眼花暈過去了。醒過來,渾身是水,全身發麻。”

　　“過了十來天,鬼子又將我們集中到一李家家廟。我們到時,已有數千男女被扣在這裡……七月天氣很熱,渴得要命,誰要水喝,便被鬼子拉出,跪到院內,一氣要喝一大瓷盆,喝不完就打,喝了便被鬼子推倒,用腳踩肚子,水吐出來再喝。誰說話或者打盹,被鬼子看見就要毒打,甚至被打死。我們一起被押數千人,終日有被鬼子用各種方法毒打、刺刀穿等慘無人道的殘害,差不多每天夜裡都向外邊抬死人。”

　　在焦裕祿寫給黨組織的干部自傳裡,這段被日偽扣押的經歷佔據了最大篇幅,也是他描寫最細致的一段。

　　在濟南日寇最高憲兵隊,焦裕祿受到了更嚴重的迫害:“一天早上鬼子將我們十人叫去,跪在一間房內,鼻子尖貼到牆上,一直跪到下午六點才放回。回到監牢,一天沒吃沒喝,向鬼子要水喝,鬼子惱火了,一面罵,一面將水管子放開接上皮管子,伸到屋內,一會水沒腰深。我們將棉衣脫下舉起,站在水裡,鬼子在外面拍手大笑,直到半夜才將水放出。我們擠到一起,一夜沒睡也沒暖和過來。”

　　20多天后,焦裕祿等人被拉到撫順市大山坑下煤窯。據焦裕祿在自傳中回憶,每天都得下窯,不然就招來毒打,四月的一天,下窯回來的焦裕祿在一位老鄉的幫助下,逃離虎口,輾轉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