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關注精神衛生（下）：精神科醫生太少了

圖為北京回龍觀醫院一名精神障礙患者（圖左）將自制的手工藝品送給醫護人員。　　 　　人民圖片

　　1 挨打對於精神科醫生太常見了。由於精神病人在司法上享有免於刑事追責的可能性，精神科存在更高的職業風險，成為醫學生跨入精神衛生領域的一大障礙

　　“我們發現精神病人后，先不提吃藥的事，先解決他的生活困難。”富俊玲，北京團結湖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的一名精神科醫生，在社區工作15年來，與居委會密切合作，在主動發現、防治精神障礙患者方面積累了豐富經驗。

　　一次，居委會向她反映一個情況。一位老太太夜裡總敲家裡的牆和水管，擾得四鄰睡不好覺。富俊玲和居委會工作人員一同來到老人家。一進門看見老人正在陽台附近來回踱步，嘴裡念念有詞，於是問她“怎麼啦？”老人指著牆角說：“縫裡冒毒氣！”

　　“有幻聽才會自言自語”，富俊玲分析老人可能患上精神分裂症。隨后，她請來朝陽區精神病專科醫院的醫生會診，証明了她的判斷。老人家裡陳設簡陋，生活清貧，一鍋片兒湯便是一天的伙食。一家三口，全靠老伴每月600元的退休金生活。兒子40多歲，刑滿釋放不久，尚無工作。綜合這些情況，富俊玲與居委會商議，為老人申請重殘低保，每月發她500元補助，並定期免費給藥。如今，老人已服藥14年，能走出家門，正常生活。

　　團結湖社區約有4萬居民。其中，像這位老人一樣的嚴重精神障礙者達460余人，而分管他們的精神科醫生，包括富俊玲在內隻有2人。面對大量精神病人，醫生遭遇辱罵與毆打不是新鮮事兒。

　　“通常情況下，接診精神病人，我們都要兩名大夫在場。”富俊玲追憶第一次挨打情景。有一天，一位醫生剛去洗手間，一名精神分裂症患者進來領藥。小伙子30多歲，父母都已離世，平時是哥哥幫他取藥。最近，因哥哥出差他已斷藥7天，這次自己來領藥。富俊玲低頭開處方，突然，咣的一聲，一記重拳砸在她胸上。她疼得大叫一聲，小伙子一驚，抽回手跑了。哥哥回來后找她道歉：“我弟弟犯迷瞪了，您多原諒。”

　　“精神科醫生隨時有被攻擊的風險。”富俊玲說，現在新建的精神科診室都設有后門，以便醫生遇到危險時能夠脫身。

　　“醫院每年象征性地給我們一二十元的挨打費。”北京大學第六醫院主治醫師李小鈞說，挨打對於精神科醫生來說太常見了。李小鈞第一次挨打，是叫一位老年痴呆患者吃飯時，被他甩了一巴掌。這算輕的，一些病人甚至揚言：“我打了你、殺了你，你也不能把我怎麼樣！” 

　　據了解，北京市回龍觀醫院、安定醫院、北大六院等三大精神病專科醫院，每年有近百起因病人突然發作導致醫生受傷的事件。

　　“由於精神病人在司法上享有免於刑事追責的可能性，精神科存在更高的職業風險。” 中華預防醫學會精神衛生分會副會長、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精神衛生中心黨委副書記謝斌認為，職業風險高成為醫學生跨入精神衛生領域的一大障礙。

　　2 我國精神病專科醫院收費較低，整體經濟收入僅為綜合性醫院的1/15至1/10，精神衛生專業工作人員的待遇比一般醫院待遇至少差1/3以上 

　　富俊玲退休后被原單位返聘，月薪是2500元，而一同被返聘的中醫科醫生月薪是6000元。院長也無奈，因為精神科醫生不能創收。疑似精神障礙患者在社區就診，醫生隻能問診，不能拍片檢查，開藥也少。

　　“精神科醫生是醫生中的弱勢群體。”同濟大學附屬東方醫院臨床心理科主任趙旭東指出，目前，許多醫院用經濟效益來衡量醫生的業績和能力，精神病人大多數是靠吃藥進行治療，收費較低，精神科醫生不能給醫院帶來創收，所以常不受重視。

　　“在綜合性大醫院裡，精神科是比較邊緣化的。”北京某三甲醫院的精神科醫生告訴記者，精神科病種有限，檢查、開藥相對少，收入當然不及一些臨床手術醫生。另外，精神衛生在中國還沒被充分認識和尊重。

　　比綜合醫院精神科醫生更郁悶的，是專科醫院醫生。“我工作10年了，月薪才五六千元，比在外地綜合醫院工作的同學少1萬元左右。”北京一家精神病專科醫院的主治醫師對記者說，精神病人的經濟條件大多拮據，加上反復住院，家裡常一貧如洗。即使在北京、上海等經濟發達地區，一名精神病人的住院費用也遠低於綜合醫院患者的住院費用。

　　衛生部發布的一項調研報告顯示，我國精神病專科醫院整體經濟收入僅為綜合性醫院的1/15至1/10。精神衛生專業工作人員的待遇比一般醫院待遇差1/3以上。

　　“金眼科、銀外科，精神科是冷門。”謝斌說，由於精神科醫生待遇差，社會認同度低，加上職業本身的高風險，致使該職業缺乏吸引力。調查顯示，醫學生中願意從事精神衛生職業的不到1%。許多醫學生是考外科、內科研究生時，被調劑到大醫院的精神科來的。精神科醫師總體學歷層次不高，本科及以上學歷的，在地市級醫院僅佔25%。  

　　目前，我國精神衛生從業人員嚴重短缺。注冊精神科醫師隻有2.05萬人，護士3萬人。平均10萬人中有1.5名精神科醫生、2.2名護士，而世界平均水平是4名精神科醫生、13名護士。

　　兒童、老年等專業的精神科醫生尤其不足，臨床心理學工作者、精神衛生社會工作者、康復治療師則更加缺乏。在美國，精神科醫生中有1/4的人在從事兒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工作，在我國，專門從事兒童精神疾病工作的不足200人。

　　3 精神科醫生的技術勞動價值嚴重被低估，精細的精神狀態檢查及心理治療等工作收費極低，難以留住人才，醫院精神科成了醫生流失最多的地方

　　有專家預言，21世紀，沒有任何一種災難能像心理危機那樣給人們帶來持續而深刻的痛苦。衛生部調查表明，精神疾病在我國疾病總負擔中位居第一，約佔疾病總負擔的20%。我國現有1億多各類精神障礙者，其中，嚴重精神障礙者約1600萬人，但精神科執業醫師數量與之比值隻有1︰840。70%的重性患者沒有得到規范治療。

　　一方面，社會壓力大導致的精神類疾病患者正在不斷增多﹔另一方面，醫院的精神科是醫生流失最多的地方。

　　謝斌說，培養一名合格的精神科醫生，至少3—5年，培養一名專家，不能少於10年。遺憾的是，很多精神科醫生半路轉行。他們當中有考上公務員的，有“下海”到醫藥企業經商的，更多的是為了逃離精神科，選擇考神經內科、外科研究生。

　　謝斌呼吁，如果不盡快提高精神科醫生待遇，保護他們的合法權益，精神疾病類患者將無法得到及時、有效救治。

　　目前，我國精神科醫生的技術勞動價值嚴重被低估，精細的精神狀態檢查及心理治療等工作收費極低。比如，三甲專科醫院門診挂號費5元，心理治療每半小時收費80元，心理咨詢每半小時30元，社區康復治療每天收費僅5元。

　　“雅安地震災區不僅需要骨科、內科等專業醫生，也需要心理危機干預醫務工作者。”李小鈞希望，精神科醫生的價值和勞動不能僅在災難發生時被關注，平時也需要被尊重。 

　　“精神科醫生的技術含量是很高的。面對精神疾患，醫生需要具有很高的知識水平和文化修養。” 趙旭東介紹，精神科醫生的要求非常高，在國外需在普通醫生的基礎上再接受二三年以上的專業學習和培訓，具備各種診斷技術，還要具備識別人的思維、意識和情緒以及心理活動中各種問題的能力，因此其收入也較高，比企業白領高出數倍。

　　為扭轉我國精神衛生人才隊伍困境，《精神衛生法》強調人力資源建設。要求提高精神衛生從業人員待遇，調整低廉的不合理收費標准，體現精神醫學服務機制，減少人員流失。

　　趙旭東說，希望國家在深化醫療體制改革中，將精神疾病列為公共醫療衛生服務的重點，增加財政投入，提高精神科醫生的待遇及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