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小康亟待精准扶貧
“沒有貧困地區的小康，就沒有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採訪中，基層干部群眾認為，扶貧已進入啃“硬骨頭”的新階段，必須要有迎難而上的思想准備和實際行動，才能取得扶貧攻堅戰的全面勝利。
瞄准深度貧困
目前極端貧困人口多散布在自然條件惡劣的區域。寧夏彭陽縣干部告訴記者，當地最貧困的鄉鎮分布在偏遠山溝裡，環境惡劣，嚴重缺水。鄉政府和村庄全建在山上，鄉干部到最近的村庄都要走三四個小時。
這種自然條件加大了扶貧的難度。寧夏固原市原州區區委書記吳萬俊說：“因為山大溝深，戶與戶相距較遠，通水通電等基礎設施投入特別大，幫扶成本很高。”
雲南普洱市扶貧辦副主任高萬清也告訴記者：“偏遠山區的扶貧成本在逐步加大。一噸水泥在普洱市區隻要300元左右，但拉到瀾滄縣鄉下要700元。而且隨著物價上漲，扶貧成本還在不斷增加。”
“對於這樣的深度貧困地區，應該提高‘整村推進’扶貧的資金標准。”高萬清說，目前一個村民小組15萬元的投入，相當於給基層出難題，需要辦的事情太多，因為缺錢，都隻能搞成半截子工程，不能真正解決問題。
基層干部認為，對於特別貧困的地區，在扶貧中應予以資金和項目上的傾斜，全面提升其基礎設施和發展條件﹔同時加快發展社會事業，防止民生短腿影響致富。
“攢下點錢全花在娃兒上學和娶媳婦送彩禮上，要是有個生病的，一家人都跟著受苦，哪還有錢發展生產?”甘肅張掖市甘州區安陽鄉郎家城村村支書劉德華告訴記者，全村因學返貧的困難戶就有14戶。
記者在一些貧困村採訪時也發現，有存款的人家並不多，而當地鄉鎮卻連像樣的中學和醫院都沒有，群眾上學和看病成本很高。當地干部群眾呼吁，在加強基礎設施建設之外，教育、醫療、養老等方面的建設也不容忽視。
強化產業扶貧的帶動力
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扶貧辦主任宛慶豐認為，盡管當前產業扶貧中存在一定問題，但還須堅持。“扶貧切忌‘撒胡椒面’的方式，還是要通過扶持大戶，帶動小戶，這樣才能最大化發揮扶貧資金的效益。”宛慶豐說。
基層干部群眾認為，扶貧政策向農業龍頭企業、農業大戶適度傾斜可以，但同時要加強監管，細化企業和大戶的扶貧責任。
專家建議，獲得扶持的企業和大戶，必須積極吸納貧困戶就業，並對貧困戶進行資金、技術、市場、信息方面的幫扶和指導﹔政府應對其扶貧責任進行后續考察，履行扶貧責任好的，繼續加大力度進行扶持，責任履行不到位的，限期進行整改，或取消扶持資格。
同時記者在採訪中也感到，要使產業扶貧見成效，貧困農民的素質也亟待提高。
在雲南瀾滄縣一個剛完成整村推進項目的村民小組，干淨整潔的新房讓村子煥然一新。但政府扶持的核桃等產業脫貧項目，除了在村民家門口種植的成活較好以外，山地上的核桃和草果成活率都不高。
“平時懶得上山去管，也不太會管，家門口的核桃樹就近管理下就好了。”一個村民說。當地扶貧干部告訴記者，作為雲南山區較易種植的經濟林木，核桃並不難栽培，只是貧困群眾的自我發展能力差，意識也相對落后，需因地制宜加大科技、文化的培訓力度。
寧夏固原市委副書記王文宇說：“現在農民培訓沒少花錢，農牧、扶貧、教育、就業……各個部門多頭培訓，但培訓效果並不理想，建議整合資金，大力開展訂單、定崗、定向等有針對性的培訓，使其具備企業所需的勞動技能。”
發揮合作組織、民間組織的作用
“從長遠來看，我國扶貧的理想模式是政府提供扶貧資金，而資金的傳遞和管理應該主要由農民自己的合作組織和專業性的民間機構來負責。這也是世界上很多國家成功扶貧開發所採用的模式。”中國人民大學反貧困問題研究中心主任汪三貴說。
現實中，農民合作社已經在扶貧中發揮作用。湖南辰溪縣蘇木溪鄉金銀花種植大戶舒大社告訴記者，在政府的支持下，他們組織了合作社，盡管不能納入所有的貧困戶，但還是盡力將一些貧困戶帶上了致富的道路。
“一些貧困戶沒有資金，可以通過勞力入股合作。”舒大社說，合作社成員一起，推進山地流轉，統一土肥管理，擴大銷售渠道，到河南、安徽等地開拓市場，還與大型藥材加工企業建立了長期合作關系，以后的銷售都不用愁了。
基層干部認為，通過合作社把貧困農民組織起來，不僅提升了農民的發展能力，也使政府的產業扶貧項目效果更明顯。
“比如政府把扶貧資金投向了一家農業企業，要求企業跟合作社打交道，簽訂穩定的供銷合同，採用最低收購價、利潤返還等方式與農民建立收益分享機制，並通過合作社為農戶提供生產資料、技術服務等，這就容易帶動貧困戶就業增收。”一位扶貧干部說。
同時專家認為，除了農民合作組織之外，民間專業扶貧機構也應更多地參與扶貧，這有助於克服行政主導下扶貧的政績沖動，提高扶貧資金使用的效率和精准度。
“政府應鼓勵和培養專業化的民間扶貧機構，使它們成為由政府資助的扶貧項目的操作者。扶貧部門則根據民間組織的業績和信譽提供資金支持，並依據公開和透明的原則進行監管。”汪三貴說，加強政府與民間組織之間的合作是緩解貧困的有效途徑。（記者 李鬆 周楠 吉哲鵬 連振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