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照照歷史的鏡子》﹔作者 王壽南﹔新華出版社
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人生價值取向既是為社會人群作奉獻，將奉獻當成自己的責任，所以，傳統知識分子的人生觀乃是一種義務觀。“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大同世界的行為，也是傳統知識分子處世的態度。
在論語中所提到的“士”就是知識分子，試引幾段論語中有關“士”的原文：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裡仁）
曾子曰：“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遠乎？”（泰伯）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憲問）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衛靈公）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子張）
從上引論語中的幾段話可以發現，一個“士”至少要做到下列幾點：（一）不追求自己的物質享受﹔（二）終身堅守道德原則，甚至在必要時應該為道德而犧牲自己的生命﹔（三）為了達成提升道德的理想，應該對社會負有責任感。
自孔子以后，二千年間的傳統知識分子所自我要求的都是遵照論語的標准，於是養成了傳統知識分子強烈的義務觀和責任感。《墨子•貴義》篇中提到希望人都能做一個義士，義士即是肯自我犧牲來負起人類理想的責任的知識分子。張橫渠說：“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說出了傳統知識分子為國家、為社會、為文化、為歷史而肩負起責任的雄心壯志。范仲淹也說：“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更充分表達了傳統知識分子義務重於權利，責任重於享受的人生觀。
傳統知識分子所講的義務和責任，與今日西方人站在法律上所講的義務和責任不全相同。今日所稱的義務和責任是根據法律的規定，一個人一定要做的事，譬如納稅和服兵役，是有相當強制性的。在中國古代，納稅和服兵役（有時還要服勞役）也都是國民要盡的義務，但是，傳統知識分子所講的義務和責任，主要並非指納稅和服兵役，而是指自己對人生理想所應付出的心力。這人生理想包含了倫理道德的發揚、人格尊嚴的維護，對人性真與善的執著，對社會人群幸福的貢獻等等。這些都不是法律所規定強迫要做的，所以，傳統知識分子的義務觀和責任感是自發性的。
傳統知識分子的義務觀和數千年累積下來的倫理思想有密切的關系。在倫理思想指導之下，每個人最重要的事，是各盡自己的本分，如果言行超越本分，人群的秩序就會被破壞，所以“名分”觀念在中國遠古時代便已經出現。孔子所說“必也正名乎”的話，雖然是對政治而發，實際上可以應用到社會、家族之中。“守分”成為中國古代社會中，一個人應該遵守的基本行為標准之一。在這種情形下，一個人的言行要時時刻刻自覺是否合乎自己的身份，而不要先管別人的言行。孔子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大學裡說：“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都只是說到哪一種身份的人要有怎樣善待別人的言行，如果自己不能夠約束自己的言行，便是逾禮。在古籍中，我們隻看到作者勸人如何約束自己，如何反省自己，卻沒有看到作者教人如何去挑別人的毛病（對君主的諍諫除外，關於諍諫，下面還要再談到），也沒看到作者教人如何把過錯推給別人。所以，在倫理思想之下，傳統知識分子形成了強固的自我節制觀念，一切要“反求諸己”，因此，“責己也嚴，責人也寬”乃是當然的事。於是，遇到任何事，一個傳統知識分子不會問法律上是不是要求他去做，也不會管做了以后有沒有報酬，他所想到的是以他的倫理身份該不該做，做了以后對道德和文化有沒有正面的影響，如果這事是他倫理身份內該做的事，對世人又有益，他會毅然去做，雖然，法律並沒有要求他去做，做成后政府也不會給予報酬，這些他都不會在乎，因為他認為那是自己的義務。《禮記•儒行篇》說：“苟利國家，不求富貴”，便說明了儒者——傳統知識分子將應為之事視作義務，而不爭取權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