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時經過雪山草地,‘文化大革命’時坐牢13年,那時我是怎樣想的?我(還有許許多多同志)想,隻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沒有任何其它政治勢力能夠這樣做。哪怕天崩地裂,隻要共產黨在,就有希望。所以才能性情開朗,哈哈大笑,熬過難關。我並不希望后代再過這樣的苦日子,希望(而且相信)后代比前代強。”──陸定一（見《陸定一文集自序》）
陸定一,中國共產黨思想宣傳戰線上卓越的領導人,從19歲入黨到90歲逝世,71年經歷了風風雨雨、坎坎坷坷,與國內外敵人做殊死斗爭、受黨內重大錯誤路線打擊與迫害,他堅持真理,堅定信念,終於戰勝邪惡取得勝利。
陸定一同志一生可歌可泣的事跡很多,我在撰寫《延安解放日報史》的過程中,經常請教當年該報的總編輯陸老,當時他雖然已近80歲,但頭腦清晰,思想深刻,十分健談,口述了許多珍貴史料。值此紀念長征70周年之際,我隻寫下陸定一同志在長征路上的幾個片斷。
征途與訣別
1934年,在紅軍長征之前,陸定一正在一個潮濕的屋子裡當“刻字匠”。“刻字匠”是什麼職務?說來還要費一點筆墨。
早在1928年,陸定一任中國共產黨駐莫斯科代表團的代表時,同王明等左傾集團產生了分歧。1930年陸定一回國,任團中央宣傳部長。黨的六屆四中全會以后,王明上台,利用手中權力,打擊迫害陸定一,先以“調合主義”罪名,撤銷其工作;繼而以“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再給降職處分;到1933年則誣為“逃跑回家”,將陸定一開除團籍,經黨中央組織部調查后平反。分配工作時,代總書記博古對他說:“你就在我樓下辦公,當個‘刻字匠’吧!”這就是“刻字匠”的由來。具體工作是刻臘版,給報刊寫寫一般性的文章。不許他參加會議,什麼重要消息都聽不到,他隻能在《新中華報》的字裡行間,猜測琢磨大方面的動向。由於李德、博古在軍事上指揮的錯誤,造成了第五次反圍剿的嚴重失敗,整個中央蘇區都有點惶惶不安。政治敏感很強的陸定一有所察覺,然而他聽不到什麼傳達指示。《新中華報》的一篇題為《一切為了保衛蘇維埃》的社論,引起他的注意,社論提出保衛蘇區需要靈活地運用各種斗爭方法,特別指出:“轉移地區或縮短戰線”。他想:這和原來強調的“御敵於國門之外”、“不失一寸土地”,有了很大區別,難道要轉移麼?
10月的一個傍晚,陸定一正在看報,忽聽一陣馬蹄聲,接著擔任衛生材料廠廠長的妻子唐義貞急促地走進來,陸定一一驚:她正在懷著第二個孩子,即將分娩,怎麼從幾十裡地外跑來?還沒來得及問,唐義貞就急切地告訴陸定一:我們廠已經傳達下來指示,紅軍要長征,很快就要上路。我們得商量一下后事。陸定一心裡雖然曾經有過這種想法,但是事情來得這麼快,他還是感到有點突然。
陸定一和唐義貞是1929年在莫斯科結婚的,歸國后隨著革命工作的需要,白區、蘇區經常變換地點,常常雙方間連信都不通。直到1933年陸定一到瑞金后,才相對穩定地住下來,陸定一能夠常到唐義貞處看望妻女,有了個“家”的概念。今天,面對的現實是:紅軍要轉移,唐義貞不能隨隊伍同行;留下來,紅軍主力走了以后,敵人必定要掃蕩清鄉,地主會回來組織武裝,黨內會出現叛徒,唐義貞的安全沒有保証。怎麼辦?陸定一十分焦急,唐義貞倒反過來安慰陸定一:你放心地走吧!我是有辦法的。她說出了經過深思熟慮的設想:如何把女兒葉坪寄養給可靠的人,自己如何在老鄉家裡生第二個孩子……還說:不要擔心我的安全,有一批女同志,困難時候會幫助我,我同群眾的關系很好,分娩后,可以把孩子托養給老鄉,我還要繼續革命……在匆忙中能夠想得這麼周到,陸定一同意了唐義貞的一切安排。
夕陽漸漸下山,時間不容許這對夫妻再留戀話別了,唐義貞狠心上馬,陸定一在暮色蒼茫中佇立。殘陽把血色的光輝裹住那柔弱的身影。漸行漸遠……此一別竟是永訣。四十七年后,陸定一寫了一首詩追憶當時的心情。結婚僅五載,分別卻四次,再見已無期,惟有心相知。
當夜,陸定一接到出發的通知,他義無返顧地跟隨部隊走上長征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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