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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與安徽農村改革 (2)

聶皖輝（安徽）

2007年04月05日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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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小平第二次支持安徽農村改革，是在安徽搞“大包干”、包產到戶的時候。面對各種指責，他果斷地對萬裡說：“不要爭論，你就這麼干下去！”

　　經過“文化大革命”十年劫難后，安徽農村的生產力遭到嚴重破壞，經濟管理體制中延續了20多年的“大呼隆”、“大鍋飯”等弊端惡性發展，多勞不多得，分配不兌現，社員收入低，不少人連溫飽都不能維持。這些問題嚴重挫傷了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農村經濟形勢十分嚴峻。

　　1977年6月，黨中央任命萬裡為安徽省委第一書記。萬裡來到安徽不久，幾乎走遍大江南北、淮河兩岸的全省各縣，親眼目睹了群眾生活的艱難。萬裡痛心地說：“我真沒料到，解放幾十年了，不少農村還這麼窮！我不能不問自己，這是什麼原因？這能算是社會主義嗎？”他認為，農民吃不飽，生產搞不好，主要是群眾的生產積極性沒有調動起來，根本原因是黨在農村的政策脫離了實際，嚴重挫傷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

　　省委決定從調整農村經濟政策入手，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於是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於1977年11月制定了《關於當前農村經濟政策幾個問題的規定》，簡稱“六條”。其主要精神是尊重生產隊的自主權，落實按勞分配政策，允許農民搞正當的家庭副業，其收獲在完成國家任務外可以到集市上出售，生產隊可以實行定任務、定質量、定時間、定工分的責任制，隻需個別人完成的農活可以責任到人。“六條”是在粉碎“四人幫”后出現的第一份關於農村政策的開拓性文件。因此，這份文件一發布，就受到廣大農民和基層干部的熱烈歡迎，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被調動起來了，農村形勢迅速好轉。

　　“六條”的誕生，在全國率先突破了農村既定政策“左”的框框，因而引起全國關注。《人民日報》和新華社都作了報道。1978年2月3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顯著位置發表了題為《一份省委文件的誕生》的通訊。

　　剛恢復工作不久的中共中央副主席鄧小平，對安徽省委“六條”規定給予了熱情的肯定，並在出訪路經四川時，向當時四川省委第一書記趙紫陽作了推薦。不久，四川省委派人到安徽了解情況，頂著“左”的壓力，仿效安徽頒布了恢復和發展農村經濟的“十二條”。“從此，安徽、四川兩省點燃了中國農村改革的火把”。

　　安徽省委《六條》，是中國農村改革的一個重要信號，奏響了農村改革的序曲，對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興起起到了啟動、開創作用。

　　1978年，安徽出現了百年一遇的特大干旱，全省大部分地區10個月未下雨，有6000多萬畝農田受災，400多萬人口的地區人畜飲水出現困難。入秋后，旱情更加嚴重，秋種難以正常進行。如不採取果斷措施，大片的土地將被拋荒。

　　為了戰勝旱災，中共安徽省委經過深入調查、討論，決定採取非常措施——“借地種麥”：凡是集體無法耕種的土地，借給社員種麥、種油菜，超過計劃擴種的小麥，收割時不加征購，由生產隊自行分配﹔鼓勵農民開荒多種，誰種誰收，國家不征統購糧，不分配統購任務。

　　肥西縣山南公社在貫徹“借地度荒”決定的過程中出現了這樣的情況：集體的田地秋種進度十分緩慢，麥子種不下去﹔借給社員的地種得快、質量好，牛犁不動，就用鍬挖，沒有水，就跑到幾十裡外的地方挑水。於是，有的生產隊就暗地裡將集體的麥子、油菜也包到戶去種，結果，這些生產隊抓住了季節，擴大了種植面積。少數生產隊干脆將所有土地都劃到戶包產，包產到戶就這樣在肥西縣自發產生了。中共肥西縣委對山南公社出現的包產到戶採取“不提倡、不宣傳、不推廣”的態度，但廣大農民群眾的熱情再也按捺不住了，他們不顧一些干部的阻撓，紛紛搞起了包產到戶。

　　1979年初，鳳陽縣委召開四級干部會議，會上有人提出：包產到組雖比“大呼隆”好，但太繁瑣，不如把土地等生產資料和各項任務分配到組，年終結算時，該給國家的交給國家，該給生產隊的交給生產隊，剩下的全歸小組分配，來個“大包干”。這就是“大包干”一詞的由來，開始搞的是包干到組。縣委根據會議提出的意見，請示滁縣地委同意后，包干到組的做法便在鳳陽縣開始實行。就在各種形式的聯產承包責任制如雨后春筍般地出現之際，一種新的並且產生深遠影響的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形式——包干到戶，又由鳳陽農民首創出來。

　　鳳陽縣犁園公社小崗生產隊，農業合作化時，全村共有34戶，175人，30頭牲畜，1100畝耕地，平均年產糧食18萬斤左右。隨著人民公社化運動，糧食逐年成倍下降，社員越來越窮，人口越來越少，地裡野草越長越高。1960年，全隊隻剩下10戶39人，1犋牲畜，100多畝耕地。“文化大革命”又給小崗隊帶來巨大災難。1968年，全隊隻收了2萬斤糧食，人均口糧105斤，人均分配15元。1974年，一支18人的宣傳隊進駐隻有19戶的小崗生產隊，宣傳“抓革命、促生產”，結果糧食繼續減產。

　　1978年10月，時值秋種之際，為了不使勞動力外流，把麥子種下去，保証來年有飯吃，小崗生產隊隊長嚴俊昌、副隊長嚴宏昌商量后，將全隊20戶人家115人分成兩個組，沒見效果﹔又分成4個組，仍然合不攏﹔接著分成8個組，且多為父子組、兄弟組，還是不行。在這種情況下，全隊召開了一個秘密會議，會上決定把田分到戶干，即實行包干到戶。1979年，小崗隊獲得大豐收，糧食產量達13.2萬斤，油料達到3.5萬斤。全隊糧食征購任務為2800斤，實際向國家交售2.5萬斤，超過任務7倍多﹔油料統購任務300斤，實際向國家交售2.5萬斤，超過任務80多倍。小崗生產隊由原來的“討飯隊”一躍成為“冒尖隊”，大包干的名聲迅速傳開。

　　包產到戶、包干到戶（大包干）的出現，再次引起了激烈的爭論。爭論的焦點仍然是姓資姓社的問題。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發表了署名張浩、題為《“三級所有、隊為基礎”應當穩定》、對包產到組大加指責的來信，並配發了長篇按語。這在全國實行責任制的地區、特別是在安徽造成了極大的思想混亂。“張浩來信”發表之際，萬裡正在滁縣地區考察。面對因“張浩來信”引起焦慮不安的干部群眾，萬裡說：“報紙像公共汽車，他可以打票乘車，你也可以打票乘車，他寫稿登了，你也可以寫稿。”根據省委的指示，安徽省農委的同志給《人民日報》寫了一篇題為《正確看待聯系產量的責任制》的來信。3月30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顯著位置發表了這封信，同時也配發了長篇按語，承認“張浩來信”及按語中有些提法不夠准確。省委特別是萬裡的明確表態，使許多人受到鼓舞，避免了“張浩來信”可能造成的一些不可收拾的后果。

　　1979年5月21日，萬裡來到最早實行包產到戶的肥西縣山南公社，此時正值農民開鐮收割，一派豐收景象。萬裡緊緊握住山南公社黨委書記王立恆的手，問道：“搞包產到戶，你怕不怕？”王立恆說：“是有點怕。”萬裡說：“不要怕，在你們公社搞包產到戶試點，我是點過頭的！搞錯了，不要你負責。”萬裡這次山南之行，給山南和肥西縣的干部、群眾，以及躊躇不安的探索者們，以巨大的鼓舞和支持。

　　6月初，萬裡乘車前往鳳陽視察。縣委書記陳庭元向他匯報了大包干的情況，並引用了農民歌謠：“大包干，真正好，干部群眾都想搞，隻要准搞三五年，吃陳糧，燒陳草。”萬裡聽后，當即表態：“好！我批准你們縣干三五年。”1980年春節前夕，萬裡來到鳳陽縣小崗村，挨家挨戶看了一遍，看到戶戶糧滿囤，十分高興。在場的人告訴他有人指責小崗村“開倒車”，他當即表示：“隻要能對國家多貢獻，對集體能夠多提留，社員生活能有改善，干一輩子也不能算開倒車。”

　　從農村回來不久，萬裡到北京參加五屆人大二次會議。他找到鄧小平，把安徽實行責任制和他在農村目睹的情況，向鄧小平作了匯報，也反映了各方面的壓力和不同看法。鄧小平聽后，果斷地說：“不要爭論，你就這麼干下去！”

　　這是鄧小平對安徽試行的聯產承包責任制的第一次表態支持。

　　可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80年1月下旬，全國農村人民公社經營管理會議在北京召開。安徽代表在會上介紹了安徽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特別是經濟落后地區農民要求實行包產到戶的情況，引起了與會代表的爭論。爭論的焦點是包產到戶到底姓“資”姓“社”的問題，大部分人對安徽的做法持反對意見。國家農委的領導也表示要按照中央文件規定辦，“不許分田單干”，“不許包產到戶”。這次會議之后，出現了對安徽推行的包產到戶進行公開批判，指責包產到戶違背了《中共中央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和憲法上“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規定。這種有“來頭”的對包產到戶的批判，對安徽形成了強大的壓力，引起了省內對包產到戶的意見分歧。

　　1980年3月，萬裡調中央工作后，圍繞包產到戶問題，安徽又出現了一次全省范圍的爭論。有的人認為“包產到戶的關鍵是分而不是包，是分田單干，不僅退到了資本主義，而且退到了封建主義，倒退了幾千年”﹔有的人嘆息：包產到戶導致農村“辛辛苦苦幾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還有的人心有余悸，表態說：“寧願遲發財，也不能摔跤子。”

　　正當全省圍繞包產到戶、大包干進行爭論，很多人對生產責任制何去何從感到迷惘之際，1980年4月2日，鄧小平特地把胡耀邦、萬裡、姚依林、鄧力群找來談話。在談到農業問題時，鄧小平說：對地廣人稀、經濟落后、生活貧窮的地區，政策要放寬，要使每家每戶都自己想辦法，多找門路，增加生產，增加收入。有的可包給組，有的可包給個人，這個不用怕，這不會影響我們制度的社會主義性質。在這個問題上要解放思想，不要怕。這次談話，可以說是鄧小平對安徽試行的聯產承包責任制的第二次表態支持。

　　鄧小平第三次表態支持是在1980年5月31日。這一天，鄧小平在同胡喬木、鄧力群談話中，著重談了關於農村政策問題。他說：“農村政策放寬以后，一些適宜搞包產到戶的地方搞了包產到戶，效果很好，變化很快。安徽肥西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包產到戶，增產幅度很大。‘鳳陽花鼓’中唱的那個鳳陽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變面貌。有的同志擔心，這樣搞會不會影響集體經濟。我看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我們總的方向是發展集體經濟。實行包產到戶的地方，經濟的主體現在也還是生產隊。這些地方將來會怎麼樣呢？可以肯定，隻要生產發展了，農村的社會分工和商品經濟發展了，低水平的集體化就會發展到高水平的集體化，集體經濟不鞏固的也會鞏固起來。關鍵是發展生產力，要在這方面為集體化的進一步發展創造條件。”鄧小平這一番話，字字有千鈞之力，無疑是對安徽搞包產到戶、大包干、實行農業生產責任制的莫大支持與鼓舞，一下子給決心搞包產到戶、大包干的干部和群眾吃了定心丸，撐了腰，壯了膽，為幾年來無休止的爭論畫上了句號。

　　1980年9月，黨中央頒發了《關於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幾個問題》的文件，指出：“實行包產到戶，是聯系群眾，發展生產，解決溫飽問題的一種必要的措施。”“是依存於社會主義經濟，而不會脫離社會主義軌道的，沒有什麼復辟資本主義的危險，因而並不可怕。”初步為包產到戶定了性。1982年1月，在黨的歷史上第一次以1號文件形式發出的農村工作文件《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指出：“目前實行的各種責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額計酬，專業承包聯產計酬，聯產到勞，包產到戶、到組，包干到戶、到組，等等，都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制。”中央以文件形式毫不含糊地給包產到戶、包干到戶正了名，明確肯定它姓“社”又姓“公”。從此，發源於安徽的中國農村改革一直沿著健康的軌道向前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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