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 節
蔡元培是個著名的民主主義者，在尋求救國的方式時，選擇的是科學救國、教育救國的道路。當其理想破滅時，也知道是軍閥專制、政治腐敗所致。然而，他卻不能接受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理論，走的依然是一條改良主義道路。1922年5月，他領銜發表《我們的政治主張》，提出“好人政府”的改良設想。“好人政府”的設想落空后，又提出辭職的要求，並發表《關於不合作宣言》，認為：“我國近年來許多糾紛的事情，都是由不知退的小人釀成的。”他甚至天真地認為，如果好人都退出政府，那麼，這個腐敗政府也就自然倒台。
中國共產黨不同意他的改良主義思想，陳獨秀在中共中央機關報《向導》上發表文章說：“蔡校長為惡濁政治的空氣所逼，憤而辭職，且正式發表宣言，歷數政府國會之糊涂、墮落、無人格，他這種高尚潔己的品行，我們當然要承認他比一班仍在北京‘供職的小人和庸才’高明得萬倍。”但是，作為“賢者”的蔡元培恰恰有著“消極”和“非民眾”的“兩個觀念的缺點”。文章認為對待惡濁政治的態度，“必須徹頭徹尾採取積極苦戰惡斗方法”，必須發動“全國有良心、有能力的士、農、工商大民眾”。而“好人政府”和“不合作主義”卻“走到了退避怯懦的路上去，不啻為惡濁政治延長生命”。
中國共產黨的警示和老友的勸告，並沒能使蔡元培覺醒過來，他還是深信不合作主義。1923年10月10日，他在比利時沙洛埃勞工大學講演時說：“現在世界最大的問題，是勞工與資本的交涉。在俄國已經執行最激烈的辦法，為各國所恐怖。也有疑中國的鮑爾希維克化的，但中國決用不著這種過慮。”“決用不著馬克思的階級戰爭主義，絕沒有赤化的疑慮。”
不到兩年，震驚中外的五卅慘案爆發，他竟在致北京大學的電文中說：“間聞過激，頗滋疑慮。請純用不合作主義促對方反省。……言論上務以平等、公道為標幟，避去偏激名詞。”顯然，他對五卅慘案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磅礡於全國的反帝愛國運動，心中多有疑慮，感情上也難以認同。
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后，陳獨秀和李大釗便同孫中山等商談國共合作問題。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孫中山執意要實行黨內合作，即共產黨人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雖然，第一次國共合作取得了北伐革命的偉大勝利，但是，兩個性質迥然不同的政黨，在實行黨內合作的實際操作過程中，確實遇到了一些技術性的問題。陳獨秀對這種與國民黨“捆綁成夫妻”的做法，一直持懷疑的態度。他在與張國燾的一次談話中，甚至以推己及人的態度說：“中共如果遵照國民黨的意見，取消在國民黨內的黨團組織，這無疑是將我們的組織溶化在國民黨內，沒有獨立性了，這是我們做不到的事。但要國民黨默認中共在國民黨內有黨團存在，也是做不到的。”他甚至感慨地說：“如果我是國民黨人，也要反對中共這種黨團組織的辦法。”
國民黨內的一些人，對共產黨這個富有朝氣的政黨歷有成見，總想將共產黨溶化在自己的組織中，吳稚暉便是最為典型的一個。1927年3月6日晚，吳稚暉和陳獨秀相會，吳問陳，中國實行共產主義須若干年？這位率直的中共領袖竟不假思索地說，尚需20年。於是，吳稚暉便以此造輿論說，共產黨要在20年內消滅國民黨，以求得蔡元培等國民黨元老，對其清黨反共提案的支持。3月21日，邵元沖告訴蔡元培，蔣介石已決心與共產黨分離。
半個月后，蔣介石在上海相約邵元沖、吳稚暉、李石曾、蔡元培、張靜江等，討論與共產黨分裂的實施辦法。中國共產黨已察覺到國共分裂的暗流。陳獨秀為防止老友卷入這一歷史是非的漩渦之中，曾約蔡元培相會於亞東圖書館。臨別時，陳獨秀誠懇相告：“防止黨內的‘左’傾，防止黨外的右傾”。顯然，“黨外的右傾”，指的便是萌芽中的清黨反共的傾向。
遺憾的是，蔡元培沒有聽從老友的忠告，而是身不由己地往邪路上滑行。1927年4月2日,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在上海舉行會議，吳稚暉、張靜江、李石曾、蔡元培、古應芬等出席，由蔡元培主持會議。吳稚暉提出《請辦覆黨賣國之共產派黨員案》，這個議案指出：“公推蔡元培為主席，由吳敬恆提出共產黨聯結容納於國民黨之共產黨員，同有謀叛証據一案。……姑將所開各人及各地共產黨首要危險分子，經黨部舉發者，就近知照公安局或軍警暫時分別看管監視，免致活動，致釀成不及阻止之叛亂行為。”蔣介石正是利用這一議案，於10日后，發起充滿血腥氣的彌漫上海灘的反革命政變。國共合作終於破裂，一大批共產黨員和進步分子喪身在槍彈刀棍之下。
在人們印象中，蔡元培乃一至善賢者，國人的歷史陳述中對其難有清黨反共的心理預期。然而，無情的事實是，他作為一位國民黨元老，從維護國民黨一黨一派的狹隘利益出發，當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農運動已呈勃然氣勢時，他已是心有余悸，再加上吳稚暉等人的蠱惑、慫恿，他終於招架不住了。況且，他對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也是一直持懷疑和排斥態度的。
1934年1月9日，蔡元培讀到香港《平民日報》的一篇文章，文章在談到清黨運動時，著意為他解脫，而將責任全諉於吳稚暉。他閱后在報上批語曰，此文“於我多恕詞，而於稚暉多責備”。柳亞子是他的學生，師生情誼親密，在《紀念蔡孑民先生》一文中，對這段“過節”毫不回避，文章說：
蔡先生一生和平敦厚，藹然使人如坐春風，但在民國十六年上半年，卻動了一些火氣，參加清黨運動。
當然，他的清黨分共的本意，無非是兩黨分家。他還試圖以“法治”的方式清黨分共，全然沒有料到蔣介石會大開殺戒，釀成慘禍。他是一個忠厚長者，決不忍戕害和殺戮青年。可是，眼前所見的樁樁血案，已是慘不忍睹。他唯一能做的是盡其所能，保護青年。“四一二”清黨開始，有人向他告密說，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執行委員朱宜權是共產黨員，他立即派親信通知朱宜權離開上海。這樣，朱宜權才免遭毒手。
國民黨清黨后，各省都成立了清黨委員會，蔡元培是浙江省清黨委員會委員。浙江的清黨一開始便十分嚴厲，凡涉嫌者，抓到便殺。4月16日晚，僅從陸軍監獄提出的20多人，便在片刻間被殺盡。蔡元培對此惶惶不安，第二天，便將專司此事的人找來，很嚴肅地說：
我們萬不能隨便殺人！昨天那樣辦，太草率，太不好了。此后必須審慎！抓人，必須事先調查清楚，始可逮捕﹔定罪，必須審問清楚，証據明白，才可判決﹔殺人，必須其人罪大惡極，經會議決定，始可執行。青年誤入歧途的很多，必須使人有個反省的機會才好。
他畢竟是個重“法治”的人，一向主張保障人權，當然反對“隨便殺人”。正是受他的影響，浙江成立了特別法庭和反省院，以防止亂捕濫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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