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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革命時期中共黨內監督的歷史沿革及其特點 (2)

湯濤

2007年01月03日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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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第四階段（1945年至1949年）：黨內監督權由各級黨委會通過專門監督機構行使的機制得以確定和延展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七大在延安召開。以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載入史冊的這次會議，在中共黨內監督機制建設史上也具有極為重要的地位。這次大會通過了新的黨章。和中共六大黨章相比，新的黨章將監察委員會的產生方式由本級黨的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修改為：“中央監察委員會，由中央全體會議選舉之。各地方黨的監察委員會，由各該地方黨委全體會議選舉，並由上級組織批准之。”把領導體制由監委接受於兩委領導——監委和本級黨委聯席會議領導修改為：“黨的各級監察委員會，在各該級黨的委員會指導下進行工作。”【《中國共產黨章程編介：從一大到十六大》，第192頁。】新的黨章還進一步規定了監察委員會的任務和職權在於：“決定或取消對黨員的處分，受理黨員的控訴。”可以看出，在七大之前已經在實踐中形成的黨委會通過專門監督機構行使黨內監督權的機制至此正式固定下來。中共七大之后，雖然由於抗日戰爭勝利后革命形勢的迅〖JP2〗速發展，許多規定並沒有得到貫徹落實，黨內監督工作還是多由各級黨委直接承擔，但是，這種基本格局從此確定下來，並延續到解放戰爭直至新中國建立之后相當長一段時間。

　　二、民主革命時期中共黨內監督的主要特點

　　在民主革命時期，中共黨內監督呈現出以下幾個方面的主要特點：

　　（一）受到聯共（布）黨內監督模式的深刻影響

　　民主革命時期，中共曾經長期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因此，在黨內監督機制模式的選擇上，中共受到了這一國際共產黨組織以及在這一組織中起特殊重要作用的聯共（布）的深刻影響。

　　仔細考察一下就會發現，在民主革命時期，在黨委會（或執行委員會）與監察委員會之間的關系上，中共與聯共（布）都有一個從“兩委基本平行”到“兩委垂直管理”的演變過程。列寧去世之前，在他的直接指導下，俄共（布）基本上確立了一套較為科學的黨內監督機制。其基本原則包括：監委的產生方式為“由黨的代表大會，區域、邊區、省和專區的代表會議選舉產生”，並“向原選舉機關報告工作”﹔職權范圍是“各級監察委員會的決議，本級黨委員會不得加以撤消，但須經黨委員會同意后才能發生效力，並由后者付諸實施”。監委與同級黨委若是“遇有不同意見時”，則“將問題提交聯席會議。同本級黨委員會不能取得協議時，將問題提交本級黨的代表會議或上級監察委員會或黨的代表大會解決”【《蘇聯共產黨章程匯編》，求實出版社，1982年，第56頁。】。此外，為了切實保証監委的獨立性，原則中還包括監委委員在任期內不得兼任負責的黨政職務等重要內容。《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修正章程決案》基本上吸納了這些重大原則。遺憾的是，斯大林執掌最高權力后，逐漸顛覆了這些基本原則，最終確立了一套高度集權、生硬僵化、活力匱乏的黨內監督機制。由於這套機制在戰爭等特殊年代具有一定的積極性，而其弊端此時又未充分暴露出來，結果成為中共多方借鑒的目標，由此也就使得中共的黨內監督模式具有了一定的蘇式色彩。

　　此外，共產國際對中共黨內事務的粗暴干涉也大大加劇了這種影響。共產國際在幫助中共進行黨內制度規定時，常常不顧中國實際情況，借助其高度強化的集權體制，把聯共（布）的一些黨建舉措，甚至歐洲其他一些共產黨的黨建舉措照搬照抄到中共黨內來。中共六大撤消了監察委員會這一機構的做法，就是一個最為明顯的例子。如前所述，監察委員會設置不久，中共中央即出於種種考慮打算撤除這一機構。但是，當時並沒有定論，而只是決議：“監察委員會之存廢問題須在第六次全國大會解決”【《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第8卷，第158頁。】。這一機構最終被撤除，正是直接源於共產國際的相關決定。1928年4月10日，共產國際方面將為中共六大起草的示范黨章草案寄給中共中央時，曾附信詳細解釋了章程條目設置以及一些重要規定的來龍去脈，其中明確提出“反對中共設立專門的監察委員會”，在作出原因說明時，第一句話就是：“這是遵循共產國際組織局在審議類似問題時針對歐洲各國共產黨所作的決定。”【《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7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第416頁。】或許，信的起草者是想以此增強自己的說服力，殊不知正暴露了共產國際在處理相關問題時一貫具有的簡單化和模式化傾向。

　　（二）把思想政治建設引入黨內監督機制，特別注重發揮批評與自我批評的作用

　　在民主革命時期，特殊國情決定了中共大量吸納非無產階級先進分子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但是，由此也就使得中共黨內經常性地存在著種種非無產階級思想，這成了部分黨員行動自由散漫、追求享樂甚至貪污腐化的重要思想源頭。正如中共七大所指出的：“在我們黨內，最本質的矛盾，就是無產階級思想與非無產階級思想的矛盾，其中最主要的是無產階級思想與農民、小資產階級思想的矛盾。”【《劉少奇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27頁。】而“這個矛盾的逐漸解決，隻有在黨內加強馬克思列寧主義——無產階級科學思想的教育與鍛煉，不斷克服小資產階級以及其他各階級反映在黨內的思想，我們黨的建設和黨的事業，才能進步，才能發展”【《劉少奇選集》上卷，第327頁。】。因此，中共高度強調黨的思想建設的首要地位，注重提高黨員的黨性修養和政治覺悟，以從思想源頭上去遏制這些不良現象。

　　在長期革命實踐中，中共創造出了延安整風運動這種思想教育的有效形式，並把批評與自我批評這一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斗爭的銳利武器引入黨內監督機制中來。中共中央多次指出：“實行黨內自我批評，是保障黨正確路線執行推動黨的進步的最有力的方法。這可以防止黨內腐化官僚化和其他一切怠工消極等不正確傾向與現象的產生與發展。以后各級黨委員會及支部大會須經常舉行工作的自我批評。”【《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7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第474頁。】正是借助這一黨內民主生活的有效實踐方式，黨員的政治思想水平得以大大提高，黨群關系也得到進一步密切，有力地推動了革命事業的順利發展。

　　（三）積極探索各種黨內監督方式和途徑，注意加強相關的制度建設

　　確定科學合理的監督方式和監督途徑，是保持黨內監督能夠正常運轉並發揮作用的關鍵環節。在這方面，中共也進行了艱辛探索，並在實踐中取得了較好的效果。其中，巡視制度的創立與發展，就是典型一例。

　　巡視制度很早就在中共黨內萌芽了。中共二大黨章曾經明確規定：“中央執行委員會得隨時派員到各處召集各種形式的臨時會議，此項會議應以中央特派員為主席。”這可以看做是對巡視制度較早的一種表述。隨著革命實踐的發展，這一制度也逐漸成型。1927年11月中共中央通過的《最近組織問題的重要任務議決案》首次明確規定：“應當開始建立各級黨部的巡視指導制度，去切實這一改造工作。”【《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3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第472頁。】其后，在中共中央的要求下，各省委和一些市、縣委也先后實行了這一制度。

　　應該指出，建立巡視制度的主要目的在於督促檢查各項路線、方針和政策的貫徹落實情況。如果黨的路線方針或政策出現了失誤，那麼這一制度也就必然會給革命事業造成不利影響，甚至重大損失。但是，它畢竟只是一種推行路線、方針政策的途徑和方法。而且，即使是“左”傾教條主義在全黨佔據統治地位之時這一制度的推行也並非對革命的發展全無助益。因其此時也還承擔著考察地方工作情況、改進地方領導方式、糾正地方不良作風等方面的重要任務。因此，中共在確立了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央領導集體的正確領導之后，並沒有簡單地廢止這一制度，而是進一步科學規定了巡視員的任職條件、工作任務、工作方法、工作紀律等方面內容，使這一制度不斷走向成熟和完善【比如，在巡視員制度形成之初，巡視員曾一度擁有巨大的權力，1931年通過的《中央巡視條例》明確規定：“巡視員是中央對各地黨部考查和指導工作的全權代表”，在“在組織上，巡視員有加強和改造各地黨部的任務”（參見《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7冊第222∼226頁）。但是，隨著實踐的發展，這一規定被廢止。1938年11月6日，中共中央通過的《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關於各級黨部工作規則與紀律的決定》明確規定：“巡視員對於下級黨委有意見時，應該向下級黨委建議，由下級黨委決定執行與否，巡視員沒有決定與強制下級黨委執行的權力。但在特殊情形之下由上級黨委委托，授巡視員以此項特權者除外。”這就更為嚴格，也更為科學地界定了巡視員的權力范圍。】，在黨內監督工作中發揮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除此之外，在民主革命時期，中共還在利用黨內輿論監督、舉報、案件檢查等監督途徑方面積累了豐富經驗，為黨的各項事業的蓬勃發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中共黨史研究》授權人民網發布，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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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zzzzzz

(責編：武立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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