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米高揚的“聯合政府”
米高揚通過1949年1月底訪問西柏坡給毛澤東施加壓力，希望盡快成立聯合政府，並以此來阻止中共軍隊的南下。他勸告毛澤東趕快渡長江奪取南京和上海，並遵照聯共（布）中央指示，建議中共“不要拖延建立中國革命政府，應在聯合的基礎上盡快建立，這樣有利。佔領南京或上海之后‘立即’宣布成立新的革命政府……建立政府之后，共產黨就不再是游擊隊而是作為政府在行動了，這樣會有利於進一步對蔣介石的斗爭”。（米高揚就1949年1─2月中國之行給蘇共中央主席團的報告，1960年9月22日，АПРФ，ф3，оп65，д606，л1─17。）從表面上看，米高揚的這些建議是為中共著想。問題的關鍵在於，如果佔領南京或上海后，在聯合的基礎上“立即”宣布成立新的革命政府，中共就必須將無往而不勝的解放戰爭停頓下來，將主要工作集中在建立聯合政府的籌備工作上。佔領上海或南京后立即成立聯合政府，絕對不利於徹底掃蕩蔣介石勢力的斗爭。對奪取上海、南京和組建聯合政府問題，毛澤東回答說：“不著急。還需要一兩年時間，我們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完全掌握中國。”“不應急於建立政府”，“沒有政府更便於活動﹔如果有政府則是聯合政府，這意味著中共要對其他黨派為自己的行為負責，這將使事情變得復雜。現在他們行動就像一個革命委員會，不依賴於其他黨”。毛澤東正面拒絕了米高揚的建議。毛澤東早預料到米高揚會提出“聯合政府”的問題，因為1月14日斯大林的電報中已經提出了建立中央聯合政府一事（斯大林關於調停國共和談問題致毛澤東的電報，1949年1月14日，АПРФ，ф45，оп1，д330，л110─113。），所以對米高揚的這些建議，毛澤東早已成竹在胸。
筆者認為，米高揚的建議與斯大林調停屬於同一性質，因此才會有前述周恩來對劉曉講的那段話。說：“渡江前夕，米高揚從莫斯科來到西柏坡，他是代表斯大林來的，要求我們停止內戰，實際上搞‘南北朝’，兩個中國。”有的學者沒有注意到周恩來指出的“要求我們停止內戰”是指過早地成立聯合政府，因為沒有書面的証據而否定斯大林勸阻渡江整個過程，是不妥當的。（余湛、張光佑：《關於斯大林曾否勸阻我過江的探索》，《黨的文獻》1989年第1期，第56─58頁。）
三、斯大林阻止渡江的原因分析
1、斯大林怕美國武裝干涉
1948年下半年，中國局勢發生了根本變化。同時美蘇兩國冷戰越來越激化。在歐洲，斯大林對柏林實行封鎖，但出乎他預料地遇到了美國的強烈對抗。杜魯門總統於1948年6月28日批准，向英國派出60架能攜帶原子彈的轟炸機。這一示威行動對蘇聯后來的外交產生了重大影響。（Richard K Betts, Nuclear Blackmail and Nuclear Balance(Washington,DC:Brookings,1987),pp23─31﹔沃捷特克?馬斯特尼：《斯大林時期的冷戰》，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50頁。）在封鎖柏林事件中，斯大林親眼目睹了美國強大的軍事力量。此時，蘇聯駐華大使館連續向國內報告說，美國武裝干涉中國，不放棄垮台的蔣介石。蘇聯大使館認為，如果中共不參加以國民黨為中心的聯合政府，美國決不會坐視不理，會實行武裝干涉。這些報告對斯大林的對華決策無疑產生了重大影響。前引斯大林在1949年1月14日給毛澤東的電報說，如果中共拒絕和談，“這意味著您給了美國在歐洲和美洲大造社會輿論的可能性，說共產黨不會有和平，因為它不想和平，說中國實現和平的唯一手段是組織大國的武裝干涉，像1918年到1921年的4年時間裡對俄國所進行的干涉那樣”。（斯大林關於調停國共和談問題致毛澤東的電報，1949年1月14日，АПРФ，ф45，оп1，д330，л110─113。）所以斯大林認為，一旦國共談判開始並停止軍事行動，也就不會給美國進行武裝干涉的借口。
1949年4月即渡江前夕，斯大林更加擔心美國干涉，特別提醒毛澤東說：“美國、英國和法國可能採取從經濟封鎖到武力干涉的任何措施。中國人民解放軍南下之后，英美軍隊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后方登陸的危險性明顯增加。中國人民解放軍不要匆忙南下。”（CH岡察羅夫：《斯大林同毛澤東的談話》，《國史研究參考資料》1993年創刊號，第73頁。）
斯大林怕美國武裝干涉的另一個原因，是他不相信中共軍事力量。斯大林認為中共力量太弱。（陶文釗：《中美關系史：1911─1950》，重慶出版社1993年版，第456頁。）如果美國派一兩個師，就會擊敗中國人民解放軍。（2004年9月份，筆者在莫斯科採訪列多夫斯基教授記錄。）1949年1月，國共兩黨力量對比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仍沒有改變斯大林的看法。（米高揚就1949年1─2月中國之行給蘇共中央主席團的報告，1960年9月22日，АПРФ，ф3，оп65，д606，л1─17。）
2、將美國注意力繼續捆在中國
眾所周知，蘇聯歷來實行以歐洲為中心的政策。自莫斯科公國以來，俄羅斯─蘇聯在安全問題上遇到過四次根本性威脅，其中三次均來自歐洲，一次來自蒙古。 <Zubok and Constantine Pleshakov, 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from Stalin to Khrushchev(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pp2─3．）由於在歷史上受到多次來自歐洲的威脅，而亞洲並不存在能夠威脅蘇聯的實力，所以在二戰后，蘇聯理所當然地對來自歐洲的威脅更加敏感。
從1948年夏柏林危機起，美蘇之間冷戰激化。1948年3月形成的《布魯塞爾條約》，當年9月4日成為《西方聯合防御組織》。1949年4月該組織發展為北約（NATO）。西方軍事集團的出現，使蘇聯對自己的安全保障感到空前的危機。因此，消除歐洲方面的威脅，保証自身安全，就成為斯大林要處心積慮解決的問題。當時蘇聯雖然擁有強大的軍事力量，但整體實力與美國相比仍有天壤之別。
國共內戰以來，中國成為消耗美國物資和金錢的無底洞。（關於解放戰爭時期美國對華援助，見陶文釗：《中美關系史：1911─1950》，重慶出版社1993年版，第442─454頁。）從蘇聯全球安全戰略來看，中國是一個重要的戰略利益的交匯點。從中國繼續維持分裂的狀態，而繼續成為美國資源消耗的無底洞、把美國的物資力量和注意力轉移到中國，當然最符合蘇聯的戰略利益。
事實証明，蘇聯一直採取以歐洲為中心的政策。讓中共自己決定也好，通過調停也好，或者“聯合政府”的形式也好，都是使中國處於所謂“南北朝”局面。這樣，一來可以避免斯大林擔心出現的因美國武裝干涉而使中共崩潰的局面，二來將美國的物資資源及注意力繼續捆在中國。此外所謂“南北朝”狀態，更有利於確保從《雅爾塔協定》簽訂以來蘇聯所取得的一切在華利益。〔作者金東吉(Donggil kim)，韓國學者，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客座研究員，北京 100006〕
（《黨的文獻》授權人民網發布，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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