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
1月10日 根據調查研究中得到的情況,就進軍西藏問題,向毛澤東、彭德懷並劉伯承、鄧小平提出《康藏情況報告》,對西藏教派、康藏氣候、藏軍情況及我軍進軍路線、宗教政策等提出意見。
2月4日 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書記、西南軍區司令員。
2月中旬 部署和指揮川西剿匪作戰。
4月 赴重慶主持西南軍區工作。與劉伯承、鄧小平共同決定成立剿匪生產委員會,集中兵力在四川腹地會剿。
5月 在軍區高級干部會議上提出了“以集中對集中、以分散對分散、以隱蔽對隱蔽”的剿匪戰術。
7月4日 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為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是月,組建鐵路工程指揮部,抽調3萬部隊、10萬民工,修筑成渝鐵路。
1951年
夏 在重慶主持筑路會議。在會上說:“修筑康藏公路難度之大,不僅是我國筑路史,也是世界筑路史上空前的。我們解放西藏,就要幫助西藏人民進行建設。而建設沒有公路是很難想象的,所以,這條康藏公路不但堅決要修,而且一九五四年一定要把汽車開到拉薩。”
1952年
11月15日 任中央體育運動委員會主任。
1953年
4月下旬 主持召開第一次全國體育工作會議。在會上就開展體育運動的意義、方針和規劃提出意見。
8月21日 中共中央體育運動委員會黨組成立,任黨組書記。
10月21日至12月14日 率中國人民赴朝慰問團去朝鮮慰問,並對中國人民志願軍進行考察。
1954年
2月6日至10日 出席中國共產黨七屆四中全會。
9月15日至28日 出席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體育運動委員會主任、國防委員會副主席。
1955年
2月17日 出席國務院第五次全體會議,在會上作《關於壓縮國家機關編制問題》的報告。
7月17日至8月8日 率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去波蘭訪問。
9月23日 被授予元帥軍銜和一級八一勛章、一級獨立自由勛章、一級解放勛章。
1956年
9月15日至27日 出席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被選為中共中央委員。
9月28日 在中共中央八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11月 隨周恩來率領的中國政府代表團赴歐亞11國訪問。
1958年
4月 召集地質部、衛生部、氣象局、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及軍隊體育部門負責人座談,討論攀登珠穆朗瑪峰問題。此后,即組成登山指揮部,親任總指揮。
9月5日 主持召開第一屆全國運動會籌備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任籌委會主任。在會上指出:“解放了的中國人民要有爭取勝利、破世界紀錄的雄心和氣魄。我們要更快地趕上和超過世界水平,要讓人家來破我們的紀錄,不要老跟在人家屁股后面跑,要採取一切措施,在普及的基礎上大量訓練運動員。”
1959年
3月25日至4月5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舉行的擴大會議和中共中央第八屆七中全會。
4月16 日代表國務院宴請西藏自治區籌委會主任委員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贊。
4月28日 被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國家體育運動委員會主任、國防委員會副主席。
5月21日至6月24日 到四川考察,並就四川的工農業建設向中共中央寫了6個報告。
7月至8月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廬山召開的擴大會議和八屆八中全會。
9月26日 任中共中央軍委常委、軍委副主席。
1960年
1月5日 任中共中央軍委國防工業委員會主任。
1月22日至27日 出席中共中央軍委在廣州召開的擴大會議。在會上作《關於國防工業幾個問題》的報告。提出,在盡短時間內,建成一個現代化的獨立的國防工業體系﹔必須大搞尖端,以兩彈為主,導彈第一,積極發展噴氣技術和無線電電子技術。
2月 調總參軍訓部副部長韓復東負責現場指揮攀登珠穆朗瑪峰。指出:“珠穆朗瑪峰一定要登上去。我們不光是為登高,還要進行科學考察,帶一些標本回來。英國搞了幾十年,沒有從北坡登上去。我們新中國是共產黨領導的國家,要有這個勁頭。”
3月 與聶榮臻一起視察西南地區,發現國防工業的基本建設存在不少質量問題,回北京后,即與李富春和國務院有關部門研究改進措施。
11月15日至24日 與羅瑞卿視察東北地區國防工廠,發現軍工產品的質量仍很嚴重,決定整頓。
12月至1961年1月6日 主持召開國防工業三級干部會議,總結建國11年來國防工業的經驗教訓。
1961年
2月4日至3月30日 與羅榮桓到南方視察部隊。
3月31日 看望出席第二十六屆世界乒乓球賽的全體運動員,鼓勵運動員打出風格,打出水平。
7月18日至8月16日 主持國防工業委員會工作會議,研究國防工業建設調整方針。
1962年
7月25日 出席中共中央北戴河擴大會議。
10月23日 與聶榮臻召開中共中央軍委常委會議,討論中印邊界作戰問題,研究作戰方案。
11月上旬 主持軍委常委會議,研究分析中印邊界反擊戰形勢,確定邊防部隊下一步行動方案。
1963年
9月下旬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上,由毛澤東提議,主持中共中央軍委日常工作。
11月 到印度尼西亞參加第一屆新興力量運動會,並作友好訪問。
1964年
春 在國家體委研究工作時說:“我不曉得你們安心不安心?‘三大球’為什麼上不去?解放到現在已經15年了,再搞不起來,難道還搞50年?必須趕快下功夫啊!我快70歲了,我希望去見馬克思之前,能看到‘三大球’翻身。”“‘三大球’上不去,我是死不瞑目。”
4月至5月 多次觀看北京軍區推廣“郭興福教學法”表演。指出,各部隊都要認真推廣“郭興福教學法”﹔要把這些尖子經驗普及全軍。
6月16日至17日 組織北京軍區、濟南軍區部隊軍事訓練匯報表演。請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出席觀看。
10月12日 主持中央軍委常委會,研究院校工作,要求貫徹“以我為主”的辦學方針。
10月14日 就乒乓球運動員徐寅生在國家乒乓球女隊的講話,寫信給國家體委領導,指示將這篇講話發給各運動隊,讓每個人都好好學習。將徐寅生講話記錄稿送給毛澤東。1965年1月,毛澤東批示:“講話全文充滿了辯証唯物論,處處反對唯心主義和任何一種形而上學”,“是小將們向我們一大批老將挑戰了。”
11月5日至14日 隨周恩來率中國黨政代表團訪問蘇聯,任代表團副團長。時蘇聯國防部長馬利諾夫斯基的錯誤言論予以回擊。
1965年
5月30日 接見並宴請核試驗專家和工程技術人員,代表中共中央軍委對他們辛勤工作和卓越成就表示祝賀和慰問。
7月20日 到機場歡迎由海外歸來的李宗仁,並陪同李宗仁分別出席了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的歡迎宴會。
9月27日至10月13日 率中央代表團到烏魯木齊出席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成立十周年慶祝活動。
12月8日至15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上海舉行的擴大會議。會后,不再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
1966年
8月中旬 對“文化大革命”中那套無限上綱的作法表示不滿,說:“現在這種搞法,有點像黨內搞清理階級隊伍,難道這些老干部為革命工作多半輩子,他們是什麼階級還不清楚嗎?”
9月5日 見到毛澤東。毛澤東將林彪指使吳法憲寫的誣陷信交給他,並說:“你不要緊張,我對你是了解的。我對你還是過去的三條:忠於黨忠於人民,對敵斗爭狠,能聯系群眾。”
9月10日 根據毛澤東的建議,與林彪談話。針對林彪所說“你的問題可大可小,主要是今后要注意一個問題,支持誰,反對誰。”回答說:“我革命這麼多年,支持誰,反對誰,你還不清楚?”
11月13日 出席中共中央軍委接見外地來京串連的軍隊院校師生大會。在會上講話要求軍隊院校師生發揚光榮傳統,遵守紀律,不介入、不干涉地方文化大革命,不參加炮打司令部、上街游行等活動。
1967年
1月20日 被送往西山某處。
9月 被正式立案審查。
1968年
4月5日 聽到一批老干部被打成反革命,說:“都成反革命了?我不相信。看來問題復雜了!”
6月2日 看到報上關於四川省奪權的報導,點名批判了幾個老干部,說:“指責他們搞獨立王國是有所指的,要搞我,就公開搞嘛,為什麼要找替死鬼?老子不明白。”
6月14日 由中共中央辦公廳保護,改為由中央專案第二辦公室作為專案審查對象,實行監護。
9月18日 看到專案組要其“交待問題”的信,非常氣憤。隨即針對林彪一伙的誣蔑,就參加“八一”起義、湘鄂西肅反、槍斃熊貢卿以及其他一些歷史問題作了詳細的不虛掩、不夸大、實事求是的回顧,讓夫人薛明記下來,作為對強加給他的罪名的反擊。
1969年
4月上旬 由於“專案組”對醫生下達了“盡量用現有藥物,維持現有水平,也不要像對待好人那樣”的指示,在醫療上採取了控制、減藥、換藥乃至收走全部自備藥品,加上生活條件惡劣,營養不良,所患糖尿病、高血壓日益嚴重。對夫人薛明說:“他們硬是想把我拖死,殺人不見血,我不死!我要活下去,和他們斗到底!”
5月上旬 病情惡化,連續摔倒7次。一次,摔倒醒過來,聽到窗外的哨兵在唱“洪湖水浪打浪”,說:“人民是歷史的真正主人,是最公正的裁判,誰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永遠不會忘記﹔誰在人民面前犯了罪,人民也決不會饒恕。”
6月8日 早晨出現腹痛、惡心、嘔吐等酸中毒症狀,12個小時后,才派來兩名醫生,未作認真檢查,即注射了高滲葡萄糖,使病情繼續惡化。對夫人薛明說:“要小心,他們要害死我!”
9日 7時許,被允許送往301醫院。明確表示:“我不能去住院,那個醫院不是我住的地方。”8時55分住院,10時25分開始搶救,但醫院負責人事前未通知病房,未作搶救糖尿病酸中毒的准備,也未組織專家到場,搶救工作一片混亂。10時55分,生命垂危。11時半,主治醫生提出組織專家會診,但到13時30分才允許進行一次不讓接觸病人的“背靠背”會診。15時04分,含恨而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