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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雄一世，坎坷一生”的習仲勛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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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立波 馬紅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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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改革開放事業的先驅者
粉碎“四人幫”后，習仲勛滿懷信心地投入到新的工作之中。1978年3月，習仲勛當選第五屆全國政協常委。1978年4月，習仲勛離開北京，正式到廣東上任，擔任省委第二書記。同年底，習仲勛擔任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委會主任。1979年12月，在廣東省第五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省委第一書記習仲勛當選廣東省省長（任期至1981年2月）。1980年起，習仲勛兼任廣州軍區第一政委。主政廣東期間的習仲勛，以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工作態度，為廣東的改革開放事業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習仲勛主持廣東工作時，正是黨的歷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后的轉折時期。1978年7月，習仲勛到寶安縣城深圳，並到沙頭角鎮“中英街”考察。一街之隔，香港那邊顯得繁華熱鬧，而我們這邊卻荒涼冷清，不少人跑到那邊去不回來，習仲勛心裡很難受。他對當時寶安縣委和沙頭角鎮的領導干部說，當前存在的問題，主要是舊的框框多，特別是由於林彪、“四人幫”的干擾破壞，許多本來是對的事情也不敢搞、不讓搞。習仲勛支持和鼓勵寶安的同志：“說辦就辦，不要等”﹔“隻要能把生產搞上去的，就干，不要先去反他什麼主義。他們是資本主義。但有些好的方法我們要學習。”后來，有一次習仲勛去深圳檢查工作，正好碰上農民外流，沖擊了邊防線。
風波停息后，習仲勛感觸很深。香港人中80％以上是廣東人，為什麼在香港能把經濟搞好而在國內卻不行？習仲勛認為，關鍵是政策問題。為此，他幾次親自對邊境地區進行調查，對他認識廣東和考慮解決廣東的問題，是有重要作用的。通過實地考察，習仲勛感到廣東具有快速發展的優越條件，中央應該賦予廣東更加靈活優惠的政策，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省委其他領導同志也有同樣的想法。1978年11月，中共中央召開工作會議。會前，習仲勛在准備關於廣東工作問題的匯報材料中，就講到希望中央能給廣東更大的支持，同時多給廣東處理問題的機動余地。比如允許廣東吸收港澳華僑資金，從香港引進一批先進設備和技術，購進電力，進口部分飼料，以便把一些國營農場、畜牧場、海水養殖場等裝備起來，作為示范，培養人才，取得經驗﹔同時在靠近香港的地方搞拆船業，以解決鋼材之需，發展支農工業﹔他還希望中央允許廣東在香港設立辦事處，加強調查研究，與港澳廠商建立直接的聯系﹔凡是來料加工、補償貿易等方面的經濟業務，授權廣東決斷處理。這些要求在今天看來是很有限的，但當時已是一種要求突破舊體制的構想，代表了一種對改革經濟管理體制和發展生產力的渴求。
在出席了中央工作會議后，習仲勛接著又出席了1978年12月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會后，習仲勛和廣東省委書記王全國一起到中組部招待所看望了將要調往廣東擔任省委第二書記的楊尚昆。1979年1月8日至25日，習仲勛一回到廣東，就召集省委舉行常委擴大會議，貫徹中央工作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聯系廣東實際，研究如何實現黨的工作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這次省委常委擴大會議在廣東改革開放歷史上有著重要的意義。它明確提出要利用廣東毗鄰港澳的有利條件，利用外資，引進先進技術設備，搞補償貿易，搞加工裝配，搞合作經營。會議同時強調要把農業生產搞上去，要整頓和加強各級領導班子，要解決好一部分遺留的問題。會議還對過去反右斗爭的遺留問題、反“地方主義”等歷史問題，分別提出了糾正或進行復查的處理意見。
這次會后，廣東省委的領導分頭到各地調查研究，進一步思考如何按照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從廣東的實際出發，把“四化”建設搞得快一些。習仲勛和省委常委經過調查得出結論是：一定要根據廣東的特點充分發揮優勢，要求中央給廣東放權，在全國的改革開放中讓廣東先走一步。習仲勛說，有了十一屆三中全會的精神，如果廣東還是慢步或原地踏步，我們心裡也不安。此后，習仲勛和省委書記吳南生向正在廣州的中共中央副主席葉劍英元帥匯報了廣東省委的意見。葉帥顯得很高興，說：好呵，你們趕快給小平同志匯報。
1979年4月初，習仲勛等廣東省委領導同志赴北京出席中央工作會議。這次會議主要是討論調整國民經濟和當前思想理論工作。在會上，習仲勛和王全國多次講了廣東的情況和經濟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包括如何利用廣東的有利條件為國家多創外匯問題。先是在中南組會議上，習仲勛快人快語，直截了當地向參加會議的華國鋒等中央領導同志提出：廣東鄰近港澳，華僑眾多，應充分利用這個有利條件，積極開展對外經濟技術交流。我們省委討論過，這次來開會，希望中央給點權，讓廣東先走一步，放手干。中央領導同志問廣東要些什麼權。習仲勛講了廣東希望中央給個新的體制和政策。他說，“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廣東作為一個省，是個大麻雀，等於人家一個或幾個國。但現在省的地方機動權力太小，國家和中央部門統得過死，不利於國民經濟的發展。我們的要求是在國家的集中統一領導下，放手一點，搞活一點。這樣做，對地方有利，對國家也有利。又說，如果廣東是一個“獨立的國家”（這是借用的話），可能幾年就上去了。但是在現在的體制下，就不容易上去。后來在中央政治局常委聽取各組匯報時，習仲勛再次講：廣東要是一個“獨立國”的話，現在會超過香港。習仲勛這個尖銳、直率同時又是合理的要求，引起大家的關注，也得到許多省、市、自治區負責同志的支持。
省委第一書記習仲勛、省委書記劉田夫（1983年3月起任廣東省省長）等廣東省委領導同志又單獨向鄧小平作了專門匯報。鄧小平對習仲勛等人的匯報很是贊賞，說：新加坡吸收外資開廠，利潤收入百分之五十可以拿到，還有勞務收入、稅收。鄧小平又說，廣東、福建有這個條件，搞特殊省，利用華僑資金、技術，包括設廠。隻要不出大杠杠，不幾年就可以上去。美國人問我，你們這樣搞會不會變資本主義？我說，我們賺的錢不會裝到我們這些人的口袋裡，我們是全民所有制，社會主義變不了資本主義。如果廣東這樣搞，每人收入搞到1000至2000元，起碼不用向中央要錢嘛。廣東、福建兩省8000萬人，等於一個國家，先富起來沒有什麼壞處。
習仲勛向鄧小平建議，希望中央下放若干權力，讓廣東在對外經濟活動中有必要的自主權，允許在毗鄰港澳的深圳市、珠海市和重要僑鄉汕頭市舉辦出口加工區。其實一開始並沒有叫特區，因為在沿海搞來料加工，王全國最早提出來叫加工出口特區，后來廣東省委在書面匯報中寫成出口特區。在同習仲勛等人談話中，鄧小平高瞻遠矚地指出：“辦一個特區，過去陝甘寧就是特區嘛，中央沒有錢，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
會后，習仲勛等人很快回到廣東。還在北京時，他就要秘書打電話給省委、省政府，把黨中央批准廣東在改革經濟管理體制方面先走一步的消息傳回來，以便做好必要的准備。
在鄧小平提出創辦“特區”不久，國務院副總理谷牧立即率國家計委副主任甘子玉、段雲，國家進出口委副秘書長李灝等組成了一個工作小組赴粵閩兩地。來廣東前，鄧小平、李先念等中央領導都專門找他談了話，葉帥對此也很關心。谷牧按中央的決定，在廣東進一步作細致的調查、研究，並幫助廣東省委起草一個文件《關於發揮廣東優勢條件，擴大對外貿易、加快經濟發展的報告》報中央。谷牧后來又到了福建，幫助福建的同志准備報告中央的文件。谷牧從深圳回來后，向鄧小平匯報了粵閩兩省對外開放與特區建設發展情況。最后，谷牧提個問題，現在他們叫了各種各樣的名字，恐怕中央要統一定個名。鄧小平不假思索地說：“就叫特區嘛！”同日下午在中南海散步時，谷牧遇到了鄧小平。鄧小平說：“谷牧，上午給你講的，記清楚了吧，就叫特區，不要改了。”
1979年7月1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廣東省委、福建省委關於對外經濟活動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的兩個報告》正式出爐，也就是廣東干部群眾所熟知和對之充滿感情的“中發（1979）50號文件”。50號文件給廣東、福建兩省在計劃、財政、金融、物價等方面以較多的自主權。特別在外貿方面，允許廣東有權安排和經營自己的對外貿易，來料加工、補償貿易和合資經營等項目，省裡可以自行審批。還確定了在深圳、珠海、汕頭、廈門試辦經濟特區。1980年3月，中央在京召開廣東、福建兩省參加的會議，正式將“出口特區”定名為“經濟特區”。
對於中央根據廣東省委的要求做出的這一重大決策，習仲勛感到責任重大。他多次講，他的心情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的是，廣東有了這個權，可以先走一步，充分發揮廣東優勢，也為全國摸索一點經驗，這個任務很光榮﹔懼的是，任務艱巨，缺乏經驗，能否搞好，有些擔心。習仲勛從北京回到廣州后，廣東省委於1979年5月至6月召開了省委常委擴大會議和三級干部會議，傳達中央工作會議精神。會議期間，在穗的葉劍英元帥接見了廣東省、地、市、縣的主要負責人。葉帥語重心長地勉勵大家努力工作，使廣東在改革經濟管理體制方面先走一步，並強調在上下之間、地方干部和外來干部之間要加強團結，為把廣東的工作搞上去做出貢獻。從這以后，廣東根據中央的方針，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創辦經濟特區。開始了新的征程。
1979年9月，習仲勛和楊尚昆出席黨的十一屆四中全會，接著又參加了黨中央召開的一個討論經濟工作的座談會。會議期間，鄧小平對廣東辦經濟特區問題作了重要批示。要廣東省委放手搞，加緊搞。要寬些，快些，小手小腳沒辦法搞。鄧小平還說：將來台灣回來，香港搞回來，也是特區。過去陝甘寧也叫特區。是我們中國的地方就是了。鄧小平的批示，給廣東的同志增添了新的巨大的力量。廣東省委對深圳、珠海、汕頭三個經濟特區作了規劃，加快了步伐。1980年8月26日，葉劍英委員長主持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會議批准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
1980年9月24日和25日，習仲勛、楊尚昆、劉田夫一起來到北京，向中央書記處匯報廣東的工作，並得到中央負責同志的全力支持。中央書記處的會議紀要寫道：“中央授權給廣東省，對中央各部門的指令和要求採取靈活辦法，適合的就執行，不適合的可以不執行或變通辦理。”當時一位中央領導同志引用京劇《孫安動本》的故事，說定國公徐龍手上有明太祖所賜的黑虎銅錘。既然有中央的文件為憑，廣東在實行特殊政策方面膽子就要大一點。此后連續幾年，黨中央、國務院都召開廣東、福建兩省會議，研究和解決兩省在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中的新情況、新問題。
1984年1月24日，鄧小平來到深圳視察。鄧小平對深圳的同志說：“試辦經濟特區是中央的決定，我的主張，究竟辦得成功不成功，我要來看一看。”當聽到創辦特區幾年來工農業產值、財政收入增長情況時，鄧小平插話：“那就是一年翻一番嘍。”深圳市委書記梁湘答道：是的，一年翻一番。鄧小平聽后點了點頭。從24日到26日，鄧小平在深圳視察了國貿大廈、深圳漁民村、蛇口工業區，26日晚上，鄧小平為深圳寫下了題詞：“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証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
1980年9月，習仲勛被補選為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1980年10月，中共中央決定調廣東的習仲勛、楊尚昆回到中央工作，他倆的職務分別由任仲夷和梁靈光接替。任仲夷擔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梁靈光任廣東省委書記兼廣州市委第一書記。1981年3月，劉田夫正式接替習仲勛擔任廣東省省長。1981年6月，在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習仲勛被增選為中央書記處書記。1982年9月，在中共十二屆一中全會上，習仲勛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負責中央書記處的日常工作。
在此期間，習仲勛參與了一系列重大決策的研究、制定，處理了許多重大和復雜疑難問題。在撥亂反正，推動組織、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實現干部的新老交替，精簡機構，加強領導班子建設等方面，傾注了大量心血。1988年4月，習仲勛當選為七屆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兼內務司法委員會主任委員。他親自主持多部法律、條例的審議，參加了全國人大與外國議會間的交往活動，為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加強我國民主法制建設做出了積極貢獻。2002年5月24日，習仲勛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
來源： 中共河北省委黨史研究室主辦—河北黨史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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