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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一世,坎坷一生”的習仲勛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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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立波 馬紅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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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藝工作者的貼心人
1951年秋,毛澤東准備讓習仲勛擔任中宣部部長,他在同胡喬木、林默涵兩位同志談話時說:“告訴你們一個消息,馬上給你們派一位新部長來。習仲勛同志到你們宣傳部來當部長。他是一個政治家,這個人能實事求是,是一個活的馬克思主義者。”1952年初,毛澤東在與薄一波談話時問道:“你講講,習仲勛這個同志怎麼樣?”薄一波的回答是:“年青有為。”在延安時,他就聽到過毛澤東以此語贊譽過習仲勛。毛澤東說:“如今已經‘爐火純青’。”
擔任中宣部部長前,習仲勛曾真心實意地向毛澤東反映,按照他的經歷和水平,難以擔當起領導全國宣傳文教的重任。毛澤東打了個比方:“蛇,看起來十分可怕,但印度人耍蛇,得心應手,關鍵在於真正謙虛地摸到事物的客觀規律,任何工作都可以做好!”
1952年9月,習仲勛調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兼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副主任、黨組書記。他主持制定“整頓提高、重點發展、提高質量、穩步前進”的16字方針,指導了建國初期的文教工作。在1953年3月第一屆電影藝術工作會議上,習仲勛發表了長篇講話,在文學藝術界引起強烈反響,受到作家藝術家們的交口稱贊。
習仲勛是一位內行的文藝領導者。他認為,一些作家進城幾年不出作品,作家有責任,但是黨的領導也有責任,領導應為作家創造條件到群眾中去。為給文藝工作者創造一個良好的創作環境,習仲勛認為,對有些作品不是基本立場觀點上的錯誤,不能完全否定。即便是立場觀點上的問題,也要耐心幫助,而不是亂上綱上線,扣大帽子,要善於引導作家前進,要鼓勵作家的旺盛士氣,要激發作家的創作熱情。
習仲勛對於文藝工作的關心和支持可以追溯到主政西北局的時候。1947年4月5日,西北局召開陝甘寧邊區文藝工作者座談會。西北局書記習仲勛到會講話,他號召文藝工作者配合西北人民解放軍,槍杆子到哪裡,筆杆子就到哪裡,動員廣大人民為反蔣(介石)、胡(宗南),反封建而斗爭。習仲勛關心文藝工作者的實際困難,為他們排憂解難。同年l0月,著名豫劇演員常香玉在西安組建香玉劇社,自任社長。1950年10月,中國人民志願軍入朝作戰后,全國上下掀起了支援抗美援朝正義戰爭的捐獻熱潮。朝鮮戰場傳來消息,我軍某高地遭受百余架敵機的喪心病狂的狂轟濫炸,全連戰士壯烈犧牲,陣地失守,常香玉聽到廣播后悲憤難眠。翌日清晨,她把丈夫陳憲章拉起來說:“憲章,朝鮮戰場上志願軍打得很艱難,咱能不能為他們做點事?”陳憲章理解她的心情:“咱倆用義演的辦法為志願軍捐一架飛機吧!”不久,習仲勛知道了這件事,充分肯定了常香玉的愛國熱情,他指示說:“就用‘香玉劇社’號戰斗機的名義進行捐獻演出吧!”為了幫助常香玉搞好義演,習仲勛委派西北局文化部的馬運昌、毛雲霄、荊樺三位干部協助劇社從事捐獻演出工作。對在建國后“左”的路線中受到打擊、經歷坎坷的丁玲、胡風等作家,習仲勛也給予了很大的關心。丁玲和胡風去世后,因為悼詞問題,家屬和有關方面存在分歧,習仲勛以實事求是的態度,肯定了他們的歷史貢獻,使得追悼會順利召開。
1953年9月后,習仲勛歷任政務院秘書長、國務院秘書長。1956年9月,在中共八大上當選中央委員。1959年4月,他任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負責國務院常務工作。在周恩來總理的直接領導下,習仲勛參與國家重大方針、政策、法規的研究和制定,以及重要的國務活動和外交活動。習仲勛主持制定了一系列的規章、制度、條例,為規范國家機關活動做了大量細致的工作。他在國務院協助周恩來總理工作長達10年,兢兢業業,盡職盡責,受到周恩來總理的高度稱贊。
小說《劉志丹》與習仲勛蒙冤
2002年,一位中央領導在看望病危的習仲勛時,曾評價他“英雄一世,坎坷一生”。在習仲勛一生所遇到的挫折與坎坷中,小說《劉志丹》冤案就是最大的一個。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習仲勛因所謂“《劉志丹》小說問題”,遭康生誣陷,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受到殘酷迫害,被審查、關押、監護前后長達16年之久。那麼,習仲勛是怎麼與小說《劉志丹》聯系起來的呢?
50年代中期,劉志丹的弟媳、原陝甘寧邊區政府代理主席劉景范的夫人李建彤准備寫小說《劉志丹》,習仲勛知道后憂心忡忡。他深知陝北根據地黨的歷史問題是十分復雜的,即使1942年底在延安由中共中央西北局專門召開過高級干部會議,對過去的歷史問題作了決議,但問題並沒有徹底解決。現在要寫關於劉志丹的傳記小說,勢必涉及當時各個方面有關人士,寫不好就會重新引起糾葛。時任監察部副部長的劉景范對習仲勛說:“陝北的干部死的死,壞的壞,《劉志丹》這本書,你不支持誰支持?”中宣部有位負責同志也贊成李建彤的創作。劉志丹的老戰友、時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的馬錫五,也勸說習仲勛支持李建彤寫小說《劉志丹》。在他們的勸說下,習仲勛改變了以前的態度,就說:你們出版一下也可以嘛!但習仲勛並未向組織出版這部書稿的工人出版社講過什麼意見。
工人出版社從1956年開始就抓這部書的出版,李建彤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先后走訪了300多位老同志。到1959年冬,李建彤寫出了《劉志丹》小說第三稿,送給習仲勛審閱。當時正值廬山會議后全國反右傾運動時期,政治氣氛相當緊張。習仲勛感到不僅書中涉及的一些問題會在當事人中引起糾紛,而且也與當時多事的政治環境不相適應,因而對她的小說提了一些意見,建議她按照片斷來寫,不要寫成大部頭。然而,李建彤並未接受習仲勛的意見。到1961年春夏之交,她又送來了小說第四稿的清樣。習仲勛自己工作很忙,就讓秘書幫著審稿。
秘書被小說中劉志丹的精神所深深打動,所提出的問題無非是技術性的問題。習仲勛先后兩次召集李建彤、馬錫五和工人出版社兩位編輯進行座談。馬錫五也是陝北革命早期領導人之一,熟悉當年實際情況,又是保安(志丹)縣人,曾任陝甘省蘇維埃政府國民經濟部部長,省蘇維埃政府主席,當時是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習仲勛特別強調了寫這本小說的目的主要在於教育青年一代,主要筆墨用在寫毛澤東思想,把劉志丹的個人經歷寫成全國的縮影與毛澤東思想的縮影。這是習仲勛根據他的切身體會,為了避免引起黨內再次發生糾紛,並使這部小說能更全面、更准確地反映劉志丹貫徹毛澤東思想和黨的正確路線而提出的。
1962年7、8月間,在中央召開工作會議和八屆十中全會前夕,中共雲南省委第一書記閻紅彥看到《劉志丹》小說送審稿時,持有不同意見。他認為,小說中涉及的西北歷史問題,很多與事實不符,不贊成出版這本書。同時,閻紅彥又看到了《工人日報》和《中國青年報》刊載的小說《劉志丹》部分章節。閻紅彥也是陝北革命早期領導之一,他一面向全總和團中央建議停止刊載,一方面報告康生。康生得知這一情況后,雖則他並沒有看過這部小說,卻立即斷定:“這不是一個單純的文藝寫作問題,看來是帶有政治傾向性的。”
這一時期正是“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時期。康生認為小說《劉志丹》是為高崗翻案。在八屆十中全會上,康生給毛澤東寫了一個條子,說:“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毛澤東在會上念了康生寫的條子,康生借此作為毛主席的語錄,對習仲勛等人上綱上線。出席全會的同志一時無法明白事情真相,習仲勛隻好向周恩來總理請假:“我最好不參加會議,讓我好好想想問題,花點時間准備一下,檢查我的錯誤。”正當習仲勛陷於極度苦惱之中的時候,周恩來與陳毅受黨中央和毛主席的委托來找習仲勛談話。周恩來握著習仲勛的手說:“黨中央、毛主席是信任你的,讓你代表政府做了許多工作,即使出了《劉志丹》小說這個問題,錯了就改嘛。我們還是好朋友,千萬不要有一念之差。”習仲勛感動得熱淚盈眶,他向周恩來表示:“總理,您放心,這點我不會。我准備回農村去做個農民,革命也不是為了做官,種地同樣可以革命。”1965年,習仲勛被下放到洛陽礦山機械廠當副廠長,李建彤則被開除黨籍監督勞動。“文革”爆發后,康生更不會放過習仲勛。1967年1月4日,習仲勛被揪到西安接受批斗,此后身陷囹圄。
其實毛澤東並未看過小說《劉志丹》,他對這部小說也並沒有什麼成見。毛澤東曾講過:“仲勛同志是個好同志,為黨做了很多工作,他有什麼問題!那本小說還沒有出版嘛,我的一句話,把問題弄大了。我那次說的話是泛指。”但是康生並不肯善罷甘休。周恩來的處境也不好,但是他對習仲勛十分關心。看到習仲勛在西安被揪斗的照片后,他批評說:“我們什麼都不知道,你們為什麼隨便把習仲勛抓到西安!這樣做是給文化大革命抹黑,也是給我們國家抹黑。”周恩來下令把習仲勛軍事管制起來,實際上是把他保護起來。1968年1月3日,周恩來派飛機把習仲勛從西安接回北京,交給北京衛戍區監護。
1974年12月21日,毛澤東對小說《劉志丹》一案做了指示:“此案審查已久,不必再拖了,建議宣布釋放,免予追究。”康生等人陽奉陰違,並不執行,拖了將近五個月時間后才向習仲勛宣布:《劉志丹》一案是“人民內部矛盾,恢復文化大革命以前的結論”,“即習仲勛犯有嚴重錯誤”。1979年6月,中組部向中央遞交了關於為《劉志丹》案平反的報告,認為《劉志丹》小說的創作過程是正常的,沒有什麼陰謀,沒有根據說習仲勛、劉景范、李建彤在此書創作過程中結成秘密反黨集團,根本談不上是什麼反黨陰謀集團活動。從案件前后經過看,所謂利用《劉志丹》小說進行反黨活動一案,是康生制造的一起大冤案。報告提出,因小說《劉志丹》案而受到迫害、誣陷和株連的一切人員,都應該恢復名譽。一個月后,
中共中央向全黨轉發了這個報告。
長期的革命實踐,讓習仲勛對事物具有一種敏銳的觀察力,尤其是對“左”傾現象的覺察,觸角十分靈敏。習仲勛在80年代擔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期間,一次和《人民日報》社長秦川在中南海散步。習仲勛突然對秦川說:“我這個人呀,一輩子沒有整過人,一輩子沒有犯‘左’的錯誤。”一輩子不整人,一輩子不犯“左”的錯誤,這是習仲勛對於自己一生的最好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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