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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僑領袖庄希泉和台灣的不了情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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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鐘兆雲 易向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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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獄“叛逃”，海峽兩岸中華情
1925年的冬天，對庄希泉來說，顯得特別寒冷。自被台灣殖民當局羈押以來，他終日與鐵窗為伍，苦等自由的那一天。對平常人來說，6個月在一生中也許並不算長，但對一個隻爭朝夕的革命者而言，這6個月不僅耽擱了奮斗的事業，而且直接關系著人格、國格。他惟一能做的就是把抗爭移到獄中。
冬去春來，1926年4月，殖民當局宣布：庄希泉“刑滿”出獄。
花兒開了，樹兒綠了，天氣暖和了，陽光也明媚起來，這是一個怎樣的春天！在台北前后坐了9個來月牢獄的庄希泉，重獲自由后，像出籠的鳥兒，歡快地欣賞著周圍的一切。但他知道，這是在台灣，這是在被日本竊據的土地上，這一草一木，一磚一瓦，這大好河山，可都是中華民族神聖不可侵犯的領土！一想到這些，庄希泉又哪裡能真正快樂起來？何況殖民當局還派人專門盯梢，規定他三年內隻准在台灣和日本范圍活動，而不得返回中國大陸。
庄希泉不得不暫時在台灣住下，但他無時不在挂念祖國家鄉，懷念著海峽那頭的妻兒。
獄中難友蔣渭水常相看望，介紹他認識林獻堂、連橫等一批志同道合的台灣友人，並邀請他參加台灣文化協會等團體組織的一些活動。
大名鼎鼎的台灣文化協會，是蔣渭水和台灣另一位民眾運動領導人林獻堂等聯合發起成立的，以提高文化、啟發民智、喚醒台胞的民族意識、擺脫日本殖民統治、改革社會為宗旨。文協成立后，發行會報、文化叢書，開設大小書店及讀報所，陳列各地包括祖國出版的報紙雜志，舉辦各種學術講座、講習會，組織劇團到各地巡回演出。它以各種形式傳播中華文化，傳遞來自祖國的信息，抗拒日本的殖民統治，增強台灣同胞對祖國和中華民族文化的認同感和歸屬感。
庄希泉了解到，日本自1895年佔據台灣伊始，強行實施一系列措施，軟硬兼施，引誘拉攏，以“同化”台灣民眾為目的。普通台灣人怎樣看待“同化”問題，他們到底被“同化”得怎樣了？帶著這個疑問，庄希泉曾關切地問起台灣文化協會的會員們。
台灣文化協會總理林獻堂的秘書不假思索地說：“我們台灣人系有數千年歷史的漢民族，且有輝煌的文化。台灣總督府妄想使我們漢民族同化於大和民族，這恰如水與油，絕對不可能。”
庄希泉又問：“你們怎樣對待總督府的壓迫？”
一位負責聯絡會議的會員答：“壓迫愈強，我們的抵抗愈烈，惟有達成最后目的而已。”
“你們的最后目的是什麼？”
“復歸中國。”
通過多次與台灣民眾接觸，庄希泉有了一個清晰的認識：台灣雖然被日本殖民統治了31年，但絕大多數台灣民眾，仍然徜徉在心向祖國的民族主義大海中，真正如日本殖民當局所願、被“同化”的台灣人，並不多見。日本人蔑稱中國為“支那”，但許多台灣人卻總稱“祖國”或“我們的祖國”。
蔣渭水告訴庄希泉：“我台胞平時對祖國的觀念特別強烈，所以辛亥革命勃發，我台胞便私下募款捐助革命軍，袁世凱竊國，又有人要去北京行刺……”
由辛亥革命談起，蔣渭水滿懷崇敬之情地談起了孫中山。他告訴庄希泉，1913年孫中山來台灣，他極想前往拜謁，因日警戒備森嚴而無法成行，他隻好給孫中山寫了一封信，孫中山不僅回了信，還贈送給他一枚民國開國紀念章，他視為珍寶收藏。
蔣渭水對孫中山的崇敬之情是無以言表的。1925年3月，孫中山逝世的消息傳到台灣，5000多台人冒雨在台北文化協會舉行追悼大會。二周年時，台灣各界再次隆重舉會，蔣渭水激情澎湃地說：“孫先生臨終時，猶連呼和平、奮斗、救中國數十聲，希望今夜出席的各位，深深接納孫先生最后的呼聲：和平、奮斗、救中國!”
蔣渭水身體力行地接納孫中山最后的呼聲，和平、奮斗、救中國，成了他不改的志向。他先后組織台灣文化協會、台灣工友總聯盟等組織，領導工農運動，反對殖民統治，以其卓越影響，而被譽為“台灣的孫中山”、“台灣民主運動之父”。
時光像流水一樣不著痕跡地逝去，庄希泉對海峽西岸的思念愈發強烈。得想法回到大陸去，與妻子和同志們一同並肩為理想奮斗！他的想法得到蔣渭水及台灣文化協會一幫友人的理解和支持。經過周密商量，一個逃離台灣殖民當局監視、返回大陸的金蟬脫殼計劃形成了。
聽罷庄希泉前往日本的申請，總督府官員顯然感到突兀，問：“你為何想去日本？”
庄希泉答：“你們老說大和文化比中華文化優秀，日本教育比中國教育發達，我想實地考察考察，感受一下，看看是不是服膺大和文化。”
他答得有理有據，不卑不亢。總督府一時找不到破綻，何況他們為了達到“同化”台灣人的目的，一直不忘拉攏腐蝕，時不時組織台灣人士到東京觀光旅游。總督府經一番計議，批准了庄希泉的申請，並派專人一路監督。
1926年初夏，庄希泉離開台灣，乘船前往日本。在和蔣渭水等友人相擁握別時，他以孫中山的遺言相砥礪：“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
到日本后，庄希泉不動聲色地參觀了一些地方，隨后以經商的名義在日本活動，一副樂不思蜀的樣子。
在日期間，庄希泉結交了一些僑胞。僑領周召南聽說庄希泉的愛國壯舉后，內心十分推崇，曾接納他在日本神戶山道十九番家中避難，生活上多有幫助。周父周起博也欽佩庄希泉，專門設宴款待，並邀請當地有名望的華僑作陪，庄希泉也借機向眾人宣傳政治主張。庄希泉不忘周家雪中送炭之恩，新中國成立后，還與周家多有聯系。
日子不急不慢地走著。這年冬，庄希泉又從日本回到台灣，過著閑雲野鶴般的生活。翌年仲春，表面上對大和文化心悅誠服的庄希泉，向日本總督府提出，要赴日本處理生意上的事。獲得批准后，他在兩位專人陪同（實為監視）下，坐上了一艘由台北經上海開往日本的輪船。
一天下午，當老態龍鐘的太古輪船喘著粗氣，緩緩馳進上海港加煤時，看著似曾相識的景物，庄希泉的心狂跳不已，期待的時刻終於來到了！
輪船徐徐靠岸，庄希泉以上廁所為名，客氣地請兩位同船監視的日本人幫助照看行李什物。騙過這兩位愚蠢的看守后，庄希泉快速沖下甲板，隻身跳船上岸，潛入市區。待兩位監視者情知不妙，下船追截時，庄希泉早已消失得無影無蹤。
庄希泉的“叛逃”，讓日本當局惱怒萬分，日本當局馬上向上海有關方面交涉，要求緝拿庄希泉歸案。但要在偌大的上海尋人，無異是大海撈針，何況庄希泉早年在上海打磨了多年，情況極為熟悉，哪裡會讓日本人發現？
當然，出於慎重，庄希泉沒有立即趕回設在上海的“庄春成商號”，而是暫住南洋歸僑王雨亭（同盟會員）家。
兩天后，上海《新聞報》上引人注目刊登了一則署名庄海涵的啟事，痛斥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政策，聲明“我是中國人，並非日本籍民”。報紙聲明欄之下，還印上了一枚取名“庄一中”的印章。這個名字此后也就成了庄希泉的別名，新中國成立后，在干部登記表的“曾用名”一欄，他總要填上“庄一中”。
庄希泉虎口逃生后特地辦理中國國籍以及登報聲明這一行動，既抗議了日本殖民當局的非法行徑，表明了自己的心志──做一個有骨氣的中國人，同時也暗示，隻有一個中國，決不承認將台灣劃為他國。這枚1.3厘米見方的珍貴印章，至今仍完好地保存，向后人訴說著一個中國人頑強與列強斗爭的故事，也成為“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歷史見証。
從廈門到台灣，從台灣到日本，從日本到上海，庄希泉以他表裡如一的言行，走著一條曲線救國的道路。這條道路，不僅是庄希泉矢志不渝、心向中華的見証，也彰顯出閩台志士為祖國獨立自由殫精竭慮的精神。它永遠激勵著海峽兩岸炎黃子孫追隨效法，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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