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海玉
2026年11月05日08:25 来源:解放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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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德加·斯诺1936年夏天到访保安(今延安市志丹县)时,许多红军将士还没有抵达陕北。1937年4月,埃德加·斯诺的妻子海伦·斯诺,冲破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奔赴延安,成为早期进入延安城区并对共产党领导下的边区和军队进行系统性采访的西方记者之一。
海伦·斯诺采访了毛泽东同志等60多位革命人物,并广泛接触了边区的战士、农民、工人和知识分子,拍下大量照片,写下大量采访笔记。她的右手因此落下永久性痉挛的后遗症。最终,海伦·斯诺以尼姆·威尔斯这一笔名完成《续西行漫记》的写作。1939年,上海“复社”推出首个中译本。2002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推出全译本。今天,重温此书,那些被忽略的细节,为我们理解长征、理解那一代共产党人的鲜活形象,提供了新的切入点。
海伦·斯诺的采访有一个显著特点:她不满足于记录宏大叙事,而是执着于捕捉那些承载着情感重量的细节。她对人物的观察带有女性记者特有的敏感与细腻。翻开《续西行漫记》,读者会看见中国共产党人的另一幅图景,那是革命者藏在粗布军装之下,属于一个个普通人的牵挂与坚守。
一
海伦·斯诺在红军前敌总指挥部采访时发现,彭德怀外表粗实,却有一颗炽热而温柔的心。他格外宠爱身边的“红小鬼”,称他们是“真正的小革命家”,而“红小鬼”们也非常崇拜他。彭德怀经常会在司令部里和“红小鬼”们进行辩论,和他们严肃地讨论军事战术。彭德怀向海伦·斯诺讲述过几个“红小鬼”的故事,给海伦·斯诺留下深刻印象。
彭德怀说,一个“红小鬼”在长征经过甘肃时掉队,被国民党士兵抓住。面对对方的辱骂,他慷慨陈词:“中国红军是唯一爱国的军队!”他还和国民党士兵辩论为什么要停止内战打日本。辩论中,国民党军队的长官败得很惨,颜面扫地,就命令人把这个“红小鬼”拉出去枪毙。这个孩子没有哭,没有求饶,只平静地反问:“你为什么枪毙我?为什么不砍我的头?好把那颗子弹省下来打日本人。”
这句话让行刑的士兵愣住了。原本奉命开枪的人,竟因这一句话而产生了分歧。“最后,那个孩子到底逃了出来,现在在这儿的红军里。”
这便是红军里的少年,年纪尚轻,却早已把民族大义刻进心里。彭德怀讲到这里,语气平淡,仿佛说的只是一件寻常事。这份平淡,藏着他对这些少年战士深沉的疼惜与由衷的骄傲。海伦记录这个故事时,也没有加任何评论,但正是这种记述方式,留给读者无尽的感慨和触动。
二
海伦在见到彭德怀前就和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陆定一有过交流。陆定一告诉海伦,斯诺离开陕北的时候把自己的照相机送给了他,他正在学如何使用这架照相机。同时,他得意地拿出了自己拍摄的“一张特别好的”照片给海伦看。满怀期待的海伦还以为是人物照,结果是陆定一拍摄的一枝梅花。他还把这张照片放大洗印了很多张,送给朋友挂在墙上。这让海伦惊讶不已,重新审视眼前的革命者:在残酷的战争岁月里,他心中从未丢掉对美、对生命的热爱。这朵梅花,正象征着革命者苦难之中不曾磨灭的诗意与希望。
随后,陆定一又拿出一张揉旧了的婴儿照片给海伦看,但他紧接着说:“这不是我的孩子,这是我在一本杂志里找到的。可是,很像他。”这番话让海伦陷入了沉默。
陆定一与唐义贞1929年在苏联结婚。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怀着身孕的唐义贞留在了中央苏区,生下男孩后忍痛送人抚养,后来唐义贞不幸被俘,受尽酷刑拷打,最终壮烈牺牲。
面对美国记者,陆定一展示出了鲜为人知的一面。海伦说自己后来常常想起陆定一描述的这个场景,但她落笔时没有渲染悲伤,只是记录了一个父亲在漫长行军途中反复凝视一张照片的动作。这个动作本身,比任何抒情都更沉重。它告诉人们:长征胜利从不只是宏大的叙事,它的背后是数不清的牺牲,是无数普通人在小家与大家之间做出的抉择。
三
作为女记者,海伦在书中专门开辟章节记录了蔡畅、康克清、刘群先、丁玲、李伯钊等女性革命者的故事。她们走出旧式家庭,扛枪、行军、宣传、救护伤员。在20世纪30年代,这样的中国女性,对于西方世界来说是完全陌生的。海伦以女性视角观察,记录她们的坚韧、聪慧,以及为民族解放付出的牺牲,打破了西方世界对中国女性的刻板偏见。
海伦采访了跟她睡在一个炕上的女红军李伯钊。李伯钊曾三过草地。她在剧团工作,写过很多剧本,深受群众喜爱。海伦在书中形容她:“生得娇小美丽,皮肤雪白晶莹。她真是个美人。”然而,残酷的现实是,李伯钊深受肺病折磨,“每天早上咯血”。
说起长征,李伯钊感慨:“在那极端困难的时期,我们没发过愁。但是现在回顾长征,倒有点后怕了。”李伯钊这句坦诚的感慨,褪去了传统叙事里的光环,让长征者的形象变得鲜活立体:他们不是无所畏惧,只是咬牙扛住了苦难。
当海伦想要为她拍照时,李伯钊拒绝了,并且给出了一个让海伦意外的答案:“怕万一有那么一天要到‘白区’去干秘密工作。”
一个刚刚走完长征、从事文艺工作的女性,面对镜头时的第一反应竟然不是留下自己的形象,而是考虑到这张照片可能给自己未来在敌占区工作带来的风险,一句话道尽了她随时准备转换战场的革命自觉。
四
在4个多月的采访中,海伦发现,红军并不像外界想象的那样闭塞和“土气”。她写道,红军战士“每个人都梦想在自己口袋上别一支钢笔,即使是不能用的也想得到一支”。她甚至被卷进了一场争论:是沃特曼牌钢笔好用,还是派克牌钢笔好用?这个细节微不足道,但极有穿透力:在物质极度匮乏的陕北,一支钢笔代表的是对“知识”和“现代性”的渴望。长征走过来的这些人,在用自己的方式定义文明。海伦还注意到,红军战士们也喜欢时髦的东西。当他们参加运动或演练时,每个人都愿意穿上适应运动场合的白色运动短裤和鲜红色、印有图案、两边还有条纹的上衣。
海伦在书中前言里写道:“对我来说,这是一次发现新事物的旅程——发现了一种新思想,一种新人物,正在地球上最古老最持恒的文明的中心所在,开辟着新天地。”在几十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回望那段历史时,需要的不只是纪念,还要有一种“重新发现”的能力。重温海伦的《续西行漫记》,我们能看见一个个鲜活温热的生命。书中那些革命者的赤诚、坚韧与家国情怀,穿越漫长时光,依然叩击人心,带给我们前行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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