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西会议：伟大转折的光辉续篇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实现了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但受当时极端紧急的战时环境制约，多项重大决策未能落地。1935年2月，中央红军长征进入云南威信扎西地区，中央政治局在行军途中连续召开系列会议，完成遵义会议后的常委分工、通过遵义会议决议，讨论并指导全国苏区和红军的战略方针，研究中央红军进军方向和部队缩编等问题，被学术界称为扎西会议。中央档案馆馆藏《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等重要档案，记录下扎西会议一系列重大决策，勾勒还原出中国革命伟大转折的光辉续篇。

土城受挫，再陷困局

红军攻占遵义后，蒋介石迅速部署，调集40万大军向遵义地区进逼，企图将中央红军围歼于乌江西北、川黔边境。为摆脱敌军围困，按照遵义会议通过的决定，中央红军迅速北渡长江，向川西或川西北挺进。1935年1月底，中央红军发起土城战斗。由于战前情报有误、对川军力量估计不足，战斗陷入被动僵持局面，加之敌增援部队将至，原定快速突破防线、北渡长江的作战计划无法实现。为保存革命有生力量，中央红军决定迅速撤出战斗，渡赤水河西进，改向川滇黔三省交界的分水岭、扎西等地集结。

彼时，党和红军不仅深陷敌人围追堵截的外部危机，还面临思想、组织、军事等多重困境，革命发展遭遇严峻考验。在思想上，遵义会议虽然指出了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但还未来得及形成会议决议，加之军情紧急连续行军作战，会议精神无法及时准确在全党全军传达，基层指战员缺乏统一的思想指引与作战准则。在组织上，遵义会议虽然将毛泽东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但未明确常委具体分工，博古仍继续主持中央工作。根据陈云1935年写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记录，“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这种情况下，正确的作战方针难以得到有效贯彻执行。在军事层面，经过湘江战役重创与连续长途转战，中央红军进入扎西地区时，部队减员严重，虽然各军团、师、团、营、连的番号依旧保留，但很多单位已是空架子，军委与军团机关层级臃肿，战斗人员缺乏，严重影响部队机动能力，难以适应运动作战需要。

此外，遵义会议前，由于博古、李德的错误领导，加之国内形势紧迫，导致在长征后的4个月时间里，中央对全国各苏区和红军指导大大减弱了。面对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分区“清剿”，项英于2月1日、4日连续向中央发电报请示“整个行动方针”是“集中行动”还是“分散目标”，并批评中央及军委“自出动以来无指示，无回电，也不对全国布置总方针”。

转战扎西，行军定策

为完成遵义会议未来得及完成的任务，1935年2月5日至9日，中央政治局在扎西境内的水田寨花房子、大河滩庄子上、扎西镇江西会馆连续召开会议。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等。会议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方面。

讨论决定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分工。2月5日，党中央、红军总部及军委纵队到达水田寨。当晚，在水田寨一栋因门窗雕有花草虫鸟图案而闻名的“花房子”里，党中央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议，正式落实遵义会议“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的决定，讨论并“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毛泽东协助周恩来负责军事指挥，博古任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

讨论通过由张闻天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2月8日，中央政治局在大河滩庄子上召开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决议是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根据与会多数人特别是毛泽东发言的内容起草。决议充分肯定毛泽东等指挥红军多次取得反“围剿”胜利所采取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明确指出博古、李德“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献，对中央红军与全国各地红军突围转移、粉碎“围剿”、取得长征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决议通过后，为便于传达贯彻，张闻天又根据决议精神，写成提纲式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以“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名义于当天发出。

讨论中央红军进军方向和部队缩编问题，作出了“回兵黔北”和“缩编”的决策。1935年2月9日，中央政治局在扎西镇江西会馆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了中央红军进军方向及部队缩编等问题。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的方针，认为应利用敌人的错觉，寻找有利的战机，集中优势兵力，发扬我军运动战的特长，主动地消灭敌人。为此提出部队轻装，精简机构，充实连队。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2月10日，中革军委发布《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中央红军在扎西地区开始进行整编。为适应战斗需要，充实各连队战斗力，全军除干部团外，缩编为16个团，分属红军第一、第三、第五、第九军团，部队的战斗力和机动性大为增强。

研究讨论中央和全国其他苏区与红军的战略方针及组织问题，并作出指示。2月5日，中央向项英转中央分局发出“万万火急”指示电，要求“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并决定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区分会，一切重要的军事问题可经过军委讨论。2月11日，中央对红二、红六军团的战略方针和组织领导作出部署，“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组成革命军事委员会分会。扎西会议还决定成立中共川南特委、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留守川滇黔边区开展游击斗争，以牵制敌军协同作战。

承前启后，完成转折

扎西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最后完成。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分工和遵义会议决议的正式成文，都是这次会议最后完成的。配套形成的决议大纲简要概括决议基本精神，便于向基层部队快速传达学习。会后，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张闻天、陈云等陆续到军委纵队和各军团干部会上传达决议。通过决议的发布与宣讲，遵义会议的思想成果从高层共识转化为全军统一遵循的思想准则，破除了教条主义思想桎梏，为红军灵活开展机动作战提供了思想支撑。刘伯承在《回顾长征》中写道，“遵义会议的精神传达到部队中，全军振奋，好像拨开重雾，看见了阳光，一切疑虑不满的情绪一扫而光”。

扎西会议进一步推动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自长征开始，张闻天就在独立思考和实践认识中逐渐认同并支持毛泽东。张闻天负总责后，支持毛泽东从“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到重占遵义后就任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再到撤销攻打打鼓新场计划后进入新的“三人团”，使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的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得以进一步实现，使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的军事路线和战略方针战术原则得以贯彻落实。

扎西会议后，按照新的战略方针和战术原则，中央红军二渡赤水，回师黔北，奇袭娄山关，再占遵义城，歼敌2个师又8个团，俘敌3000多人，取得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中央苏区的红军改变组织形式和斗争方式，迅速突围，分散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达三年之久，为革命锻炼和保存了一大批骨干力量；红二、红六军团在反“围剿”斗争中加强领导，调整战略方针，逐步变被动为主动，取得一系列胜利；红四方面军配合中央红军新的战略方针，取得嘉陵江战役的胜利，打乱了川陕敌人的“会剿”计划。

伟大转折不是一次会议一蹴而就，而是在连续斗争、不断反思、持续调整中逐步实现的。从通道、黎平、猴场、遵义到扎西，党领导红军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独立自主、勇于自我革命，一步接一步，在血与火的实践检验中，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