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坚持问题导向推进改革开放

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推进改革开放过程中，始终坚持问题导向，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断增强问题意识、统一思想认识、推进体制改革、制定正确策略，既做到纲举目张，又坚持统筹兼顾，不断打开改革开放的新局面。

“我们有许多问题要解决，有许多事情要做”

善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是领导者政治素质和担当精神的重要体现。邓小平对党和国家事业具有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

1977年7月，邓小平复出后，主动要求分管科学、教育工作。他很快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与30多名著名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共商当时科学、教育领域存在问题的解决之道。他风趣地说：“我愿意给你们当总后勤部长。”他对新中国成立后科教发展的评价问题，调动积极性问题，体制、机构问题，教育制度和教育质量问题，后勤工作问题，学风问题六个方面的问题直率地表达了意见，为推动科学、教育领域的拨乱反正发挥了积极作用。

改革开放之初，堆积如山的问题亟待解决。邓小平坦然承认“我们有许多问题要解决，有许多事情要做”。他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敢于思考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认为领导干部的责任“就是要把中央的指示、上级的指示同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对于存在的问题，“办事要快，不要拖”。

面对纷繁复杂的问题，邓小平特别关注那些具有根本性、长期性、普遍性、战略性的问题。他特别善于抓根本、抓要害、抓关键，强调“要从问题堆里找长远的、根本解决问题的东西”，“有些什么问题，要真正抓到要害上，抓到点子上”。邓小平集中全党的智慧和力量制定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团结一致向前看，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创造了必要条件。

邓小平总是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思考问题、提出问题。他说：“我们要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寻找新办法、制定新制度，使整个国家的各种体制越来越完善，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能够顺利进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他曾尖锐地指出：“我们的体制不适应现代化，上层建筑不适应新的要求。”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他明确回应对开放政策的质疑声音，表示：“我们引进先进技术，是为了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有利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根据20世纪80年代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他提出，当今世界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他敏锐地意识到“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要求下大力气解决共同富裕问题。

“只有解决好思想路线问题，才能提出新的正确政策”

在推进改革开放过程中，邓小平把解决思想路线问题摆在突出位置。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涉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重大问题，直接关系如何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1978年6月2日，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明确“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是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针对当时有的中央领导抵制讨论，邓小平明确要求：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拉。

面对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要做到实事求是，就必须解放思想。在1978年12月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强调“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他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密切结合起来，号召大家“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在新的历史时期丰富了实事求是的内涵，使解放思想成为改革开放新时期的鲜明特征。

在邓小平的大力推动下，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思想解放运动，为党探索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提供了思想基础。

“在方针问题、认识问题解决之后，还要解决体制问题”

邓小平向来重视制度的作用，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强调“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改革开放的实质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邓小平提出：“在方针问题、认识问题解决之后，还要解决体制问题。”

长期以来，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实践和认识上的双重束缚，严重制约着我国经济的发展。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讲话指出：“为了有效地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认真解决各种经济体制问题。”在实践中，邓小平支持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扩大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鼓励各种类型的责任制。这些举措，有助于形成市场主体，细化市场分工，促进市场竞争，提高经济效率。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概念，进一步回答了长期困扰人们的理论问题，深化了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认识。

改革实践的发展要求理论创新的跟进。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深刻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在他支持下，党的十四大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实现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跨越。

“要广开门路，多想办法，千方百计，解决问题”

改革关系亿万人民利益，改革的历程是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历程。邓小平强调：“方针定了，还有政策问题，政策确定后，还得有措施。如果没有措施，方针政策也是空的。”“要广开门路，多想办法，千方百计，解决问题。”

对于改革开放进程中产生的一些新问题，邓小平的态度是：“我们党总是要学，我们共产党人总是要学，我们中国人民总是要学。”他强调，要用创造性的方式解决问题。

在祖国统一问题上，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邓小平说：“这是个新的问题，也是新的想法，马克思没有说过，列宁也没有说过。这是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面临的必须解决的新问题。从本质上讲，就是实事求是，这是合乎马克思主义原则的。”

随着私营经济的发展，复杂敏感的雇工问题屡屡引发认识上的分歧。1984年，在雇工问题引发激烈争论的时候，邓小平在中顾委会议上明确表态：“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社会主义了吗？”正是他对私营经济采取鼓励、支持和引导的新政策，才开启了所有制改革、公有制实现形式多元化、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丰富发展的新局面。

在推进改革开放过程中，邓小平始终强调要“靠实践”，强调“我们的办法是不断总结经验”，“发现问题赶快改”。坚持问题导向，是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的一种思想方法，也是一种工作方法，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勇于攻坚克难的责任担当。

（摘编自《党史博览》2026年第5期 李源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