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寻乌调查中汲取科学决策智慧

科学决策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支撑与行动基石，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是科学决策的前提和基础。九十多年前，毛泽东在江西寻乌进行了为期二十多天的社会调查，写下了《寻乌调查》《反对本本主义》等光辉著作，其中蕴含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穿越时空、历久弥新，为新时代党员干部坚持正确政绩观、提高科学决策能力提供了历史借鉴和现实启示。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确保决策符合客观实际 

想要获得科学决策的发言权，必须先把情况摸清、把问题找准。毛泽东在寻乌沉下身、扎下根，不搞蜻蜓点水、浮光掠影，而是挨家挨户问、一项一项记，用深入细致的调查赢得发言权，把决策稳稳立在对客观实际精准把握之上。 

迈开步子，坚持调研先行。寻乌调查，是两次“拍脑袋”决策付出代价后换来的深刻觉醒。1930年3月，红四军攻克广昌城，两名干部未按规定处置地主兼商人的店铺，将其一并没收；同年4月，攻克信丰县城后，又照搬农村政策没收中小商人财产，导致商店关门、商人停市，引发市场恐慌，群众生活受到严重影响。两次“交学费”让毛泽东深受触动，他坦言自己“对于商业状况是完全的门外汉”，决心“下大力来做这个调查”。为什么选择寻乌？因为“寻乌城是这样一个手工业商品和资本主义商品交战表演了剧烈的荣枯得失的地方”，并且“寻乌这个县，介在闽粤赣三省的交界，明了了这个县的情况，三省交界各县的情况大概相差不远”。这一判断，蕴含着由点及面、从局部洞察全局的思想智慧。正是这种先调研、后决策的政治自觉，为科学决策指明了方向。 

下马看花，坚持求真务实。调查研究的深度，决定科学决策的精度。毛泽东反对走马观花、“到处只问一下子”，倡导“下马看花”、追根究底，真正把情况摸实摸透。在寻乌的二十多天里，毛泽东的调研触角延伸至各个角落。寻乌城内30多家豆腐店，他挨家走访，仔细了解豆腐的种类、销售情况；近20个行业、130余家商铺（店）的经营门道，从货源、销路到利润他如数家珍……他不仅开了十多天的座谈会，还把农村的阶级构成、旧有土地关系和百姓生活状况等逐一记录在册，勾勒出近代中国地方城乡社会形态的基本样貌。这些饱含烟火气的真材实料，构成了8万多字的《寻乌调查》的血肉支撑，成为掷地有声的决策依据。 

“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确保决策顺应群众期盼

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也是政绩的最终评判者。毛泽东在寻乌“甘当小学生”，以谦逊态度虚心向群众请教，把群众呼声、群众意愿、群众利益作为制定决策的依据，诠释了科学决策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朴素道理。 

广开言路，摸清社情民意。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民意是最好的导向。调查对象选择不当，调研就会浮于表面，决策就会跑偏走样。为了确保广泛覆盖、兼听各方，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在时任中共寻乌县委书记古柏的协助下，精心挑选了11名代表参加调查会，老中青梯次搭配，从商会会长、小商小贩，到苏维埃干部、小学教师，几乎涵盖了寻乌社会各阶层。毛泽东还把调查会开成畅所欲言的“群言堂”，最大程度听取不同声音。正是从杂货店主郭友梅口中，了解到中小商人的经营困境，及时调整了城市工商业政策；从县苏职员范大明那里，听到贫农“禾头根下毛饭吃”的疾苦，推动土地政策不断完善。把各路“先生”都请教到了，把不同意见都吸收进来了，决策部署才能更接地气、更顺民意。 

俯下身子，倾听群众心声。没有真话，调查就会流于形式，决策就会被假信息误导。毛泽东深知“群众不讲真话，不怪群众，只怪自己”，因此，每次调查会他都早早到场，把主位让给年长者，自己坐到边上恭恭敬敬地请教。他边问边听边记，每问完一个问题，就把记录念一遍，确认大家意见一致了再往下进行。调查的场合也灵活多样：祠堂里能开座谈会，店铺里能聊生意经，灶台边能话家常，田埂上能诉苦楚。他不光问，还经常利用空闲到附近的农村耘田拔草，在共同劳动中拉近距离、增进感情，把调查的阵地从会场搬到了田垄地头。老百姓见毛泽东没有架子，平易近人，自然把他当自家人，掏心窝子的话就多了起来。这些带着泥土气息的真实声音，最终转化为顺应民心的务实举措。 

“要拼着精力把一个地方研究透彻”，确保决策遵循发展规律

科学决策的精髓，在于透过现象看本质、把握规律定方向。在寻乌调查中，毛泽东凭着研究透彻的硬功夫，靠着抽丝剥茧的真本领，实现了从现象到规律的认知跃升。 

由表及里，透过现象看本质。寻乌调查最见功力之处，在于不被表象迷惑，而能层层剥笋、抓住本质。面对海量材料，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以阶级分析为“解剖刀”，逐层剖解寻乌城的社会结构和土地斗争情况。通过深入走访城内大大小小的店铺作坊，他发现那些以手艺为生、自主经营的中小工商业者，尽管生活算不上富裕，却展现出鲜明的革命倾向，“是革命很好的同盟者”；通过对县城人口逐户摸底，了解到贫农仍占人口多数，政权完全可以掌握在工农手中。正是这种由表及里的深入分析，厘清了城乡关系与阶级格局，纠正了党内对中国社会性质，尤其是“城市资本”属性的认知偏差，使革命决策重新步入正轨。这种在实际情况中把握社会本质的分析能力，正是科学决策的核心素养。 

见微知著，循着苗头识规律。事物发展的规律，往往藏于细微的苗头之中。调查的目的在于解决问题，决策的价值在于遵循规律。科学决策，就是要善于从蛛丝马迹中捕捉规律萌芽，把握正确方向。土地革命初期，“抽多补少”政策初衷是好的，但毛泽东在实际调查中却发现了反常苗头：富农把好田、肥田都留给自己，贫雇农分到的大多是瘦田、差田，依然吃不饱饭。毛泽东敏锐地洞察到，当“有无”的数量矛盾初步解决后，“好坏”的质量矛盾将会逐渐暴露出来，上升为主要矛盾，这是土地革命向前发展过程中不可逾越的客观规律。于是，他后来“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从“抽多”到“抽肥”，一字之差的背后，是在实践中对认识的不断深化，对规律的进一步总结。由此形成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土地分配原则，让贫农分到了好田，中农有了活路，赢得了更加广泛的支持和拥护。 

（摘编自2026年6月14日《赣南日报》 廖昕 马晓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