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一辈共产党人的政绩观

政绩观是党员干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事业观上的集中体现，是党员干部从政、谋事、创业的“总开关”。回望百年党史，老一辈共产党人用生命与热血、实干与担当，书写了一份份堪称典范的政绩答卷。

以民为本：政绩观的“定盘星”

毛泽东同志早在中央苏区时期就明确提出：“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

1934年1月，他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郑重指出，苏维埃工作人员必须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

这一价值立场在后来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一以贯之。

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发表《为人民服务》的讲演，强调“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毛泽东同志还批评“只知向人民要这样那样的东西”的现象，强调“我们的第一个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以东西”。

1945年4月，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指出，“我们的出发点”，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坚持“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党的七大将这一宗旨首次明确写入党章。

政绩是什么？是群众得了多少实惠，日子过得好不好。在入党那一天，每一名共产党员都会对着党旗许下“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的庄严承诺。但如何做到始终如一坚守诺言呢？

周恩来同志说：“人们的工作有所不同，职务有所不同，但是任何人不论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间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

50多年革命生涯、26载总理重任，周恩来把个人置之度外。“三更将眠五更起”，是他的日常。有一次，他到大庆各处视察工作，听完汇报已是凌晨一点半，他又来到大庆展览馆观看油田模型和技术革新展品。凌晨两点十分，回到办公室，大家都劝他休息。他说：“我都快七十岁了，多给我点时间，多为人民干些工作不好吗？”

实事求是：政绩观的“压舱石”

毛泽东同志强调：“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邓小平同志强调：“拿事实来说话”，“从实际出发”，“照辩证法办事”。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把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作为“我们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求党员干部“尽可能多接触第一手材料，做到重要情况心中有数”，“认识规律、遵循规律”。

焦裕禄同志在兰考的实践，是这一方法论原则的生动体现。1962年，焦裕禄面对风沙、盐碱、内涝“三害”肆虐的兰考，没有选择急功近利的“面子工程”，而是走遍全县120多个生产大队，跋涉2500多公里路，顶狂风查风口、冒暴雨探水势、尝盐碱辨土质，用自行车和铁脚板丈量出治理“三害”的精准方案，总结出“贴膏药”“扎针”等治沙良法。

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什么时候坚持实事求是，党就能够形成符合客观实际、体现发展规律、顺应人民意愿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党和人民事业就能够不断取得胜利。

周恩来同志在1943年写下的《我的修养要则》中，同样强调“习作合一，要注意时间、空间和条件，使之配合适当，要注意检讨和整理，要有发现和创造”。他将“习作合一”刻进工作日常，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规律，深耕调查研究，以“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的严谨作风，创造了无愧于党和人民的不朽实绩。

久久为功：政绩观的“度量衡”

老一辈共产党人政绩观的坚实之处，正在于其不贪一时之功、甘为后人铺路的境界与担当。

谷文昌同志是“潜绩”重于“显绩”的典范。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他担任福建东山县委书记，面对“春夏苦旱灾，秋冬风沙害”的极端恶劣环境，立下“不治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的誓言。他带领群众苦战十几载，遍植木麻黄，把一个风沙肆虐的荒岛变成生机盎然的绿洲。昔日东山森林覆盖率仅0.12%，今日森林覆盖率超过94%，被誉为“东海绿洲”。谷文昌不追求轰轰烈烈的“显绩”，而是默默无闻地奉献，在老百姓心中树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几十年来，东山百姓逢年过节“先祭谷公，后拜祖宗”，足以看出一位共产党干部在百姓心中的分量。

杨善洲同志同样以毕生之力诠释了“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崇高境界。1988年退休后，他放弃城市的安逸生活，毅然走进大亮山，义务植树造林22年，将5.6万亩荒山变为价值3亿元的绿洲，并无偿上交给国家。有人不解地问他：“你这样做，到底图什么？”杨善洲回答：“入党时我们都向党宣过誓，干革命要干到脚直眼闭，现在任务还没完成，我怎么能歇下来？如果说共产党人有职业病，这个病就是‘自讨苦吃’！”他带领群众植树造林，并非为一时的政绩光环，而是为解决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为子孙后代留下可持续发展的绿色财富。

廉洁自律：干实事的“防火墙”

政绩不仅要问“为谁而树”，还要看“如何而树”。创业过程是否透明、权力行使是否规范，同样是衡量政绩成色的重要维度。

焦裕禄同志始终坚守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殊化的原则，从严治家、公私分明。渔场为给他补身体送来活鱼，他当即让子女送还集体；女儿想找轻松工作，他坚决拒绝，坚持送女儿到食品加工厂最艰苦的酱菜组当临时工；儿子借身份“看白戏”，他不仅严厉批评、当场补票，还在县委常委会会议上作自我检讨，并建议起草《干部十不准》。

谷文昌同志同样将廉洁视为领导干部挺直腰杆、取信于民的基石。他曾说：“我管林业，如果我做一张木桌子，下面就会做几十张、几百张，我犯小错误，下面就会犯大错误。当领导的要先把自己的手洗净，把自己的腰杆挺直！”他在公私界限上泾渭分明，这种自我要求源于他对党群关系的深刻认知——“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不是官老爷”。

这种深厚的政绩品格不是靠响亮的口号堆砌而成，而是靠一代代共产党人用生命和实干一笔一笔书写出来的。民心所向，就是共产党人最光荣的政绩。

（摘编自《南方》杂志2026年第8期 石静莹/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