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为严而严，而是为战而严

　　这份从解放军档案馆复制的《本军暂行奖惩军律、十大制度、各种规则与各级职责、供给制度草案》文件，在我案头放了有些日子了。坦白讲，起初我更多是带着一种“回顾历史”的心态。后来有一次下基层调研，有人向我倒苦水：“现在各类检查通报多，动辄追责问责，搞得我们带兵缩手缩脚。您说这些规矩是不是管得太严了点？”

　　我从包里取出这份法规汇编文件的目录：“看看，80多年前新四军定的规矩也很严格细致，照样不耽误人家训练打仗。”他低头翻阅，若有所思。

　　其实，有类似想法的官兵可能不止他一个。为什么一提“从严”，个别人首先感到的是“束缚”？为什么战争年代条件那么艰苦、规矩那么严格，官兵却甘之如饴、所向披靡？根子在于，有的同志没有把“严”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搞清楚：严，不是为了苛待基层，而是为了确保公平；严，不是为了把官兵管死，而是为了保障打仗。

　　从严治军，出发点是能打胜仗。

　　“奖惩军律”第一章第一条开宗明义：“奖惩军律以维持军队秩序，严整军纪风纪，保障行动一致，保证意志统一，保证革命执行为目的。”目的指向明确——不是为严而严，而是为战而严。并规定战场犯罪者在环境许可条件下，应押送军法机关按情节轻重、缘由、动机分别予以严办，看似冷峻，实则是对战斗力负责——一个人临阵退缩，可能葬送全连性命；一个连溃不成军，可能危及全旅生存。

　　目光回到今天。这几年单位组织异型机实兵对抗比武，兵力数量、课目难度、战场构设复杂程度逐年增加，个别飞行大队向机关反映，作为院校的训练机构，我们协同训练难度如此之大，到底有没有必要？会不会增加安全风险？要我说，这就叫“缺失战时思维”。平时这顾虑那顾虑，到了真正的战场上，敌人可不会给你犹豫的时间。只有严在平时，才能胜在战时。

　　从严治军，要害在“关键少数”。

　　“奖惩军律严格执行，是各级干部经常之责任，故干部应以身作则，为部下之表率”，档案中的这句话，放在今天依然适用。

　　严下先严上，严人先严己。如果领导干部一边要求基层绝对服从，一边自己搞变通、打折扣；一边要求官兵严守纪律，一边自己搞特殊、“开后门”，基层官兵就算嘴上不说，心里肯定不服。当年新四军的规定中，干部和战士都是一个标准，“供给制度草案”里要求“凡超过规定者一律不准报销”，签署文件的陈毅同志也不例外。

　　我想到这两年开展政治整训，起初确实有干部感到不适应。但随着时间推移，大家尝到“严”的甜头。去年我们基地实现“零违纪”，不是靠盯人盯出来的，而是靠制度管出来、靠文化养出来的。现在无论干部还是战士，都能自觉对各种违规苗头说“不”，互相点问题更直接、说缺点更深刻。机关也把自己摆进“从严”的范畴——严格科学决策、统筹协调，机关自己“松”却要求基层“紧”的情况不存在了。

　　从严治军，落点是凝聚军心。

　　“供给制度草案”规定“女同志卫生费每月二元”，让人不免想到2021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人地位和权益保障法》，专门规定“军队应当根据女军人的特点，合理安排女军人的工作任务和休息休假，在生育、健康等方面为女军人提供特别保护”，还从工资、住房、医疗、保险、休假探亲、教育培训、随军落户等方面，规定军人享有的基本待遇。

　　为落实好相关制度，保障军人及其家庭的生活水平，我们机关也做出很多努力。几年前，二级上士崔睿和同在一个营区的二级上士张晓松喜结连理。然而，由于他们还未达到申请公寓住房的条件，婚后住哪儿成为小两口的新烦恼。

　　基层无小事，件件连兵心。我召集机关相关股室专题研究，研政策、定方案，最终协调出空余房源作为双军士家庭的过渡用房。钥匙交到崔睿手上那天，小两口眼眶都红了。这件事让我更深切地体会到，从严治军与体恤关爱并不矛盾，规矩定好了、底线守牢了，才能全力付出、真情服务。

　　80多年前，新四军用一部百余页的文件汇编回答着一个问题：怎样做一支守纪律的军队？今天，我们依然在用行动回答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