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锻炼体魄，好打日本”

1942年9月9日，在庆祝陕甘宁边区首届体育节时，毛泽东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锻炼体魄，好打日本”的题词，这既体现出中共领导人对人民体质的高度重视，也蕴含着对体育与民族救亡关系的深刻思考。当时，敌后抗日根据地正面临严峻考验，日军持续发动大规模“扫荡”“清乡”，国民党顽固派频繁制造“反共摩擦”，导致根据地范围收缩、人口锐减、财政极端困难。在此形势下，“锻炼体魄，好打日本”的号召，极大地鼓舞了民心、提振了士气，对全民族以强健体魄、必胜信念夺取抗战胜利具有重要意义。

“努力学习军事体育来武装我们的手足”

20世纪30年代，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中国共产党清醒认识到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且全面的民族解放战争，其胜负不仅取决于军事武器的优劣，更与全体军民的身体素质、精神品质密切相关。朱德分析指出：“从华北我们军民与敌人的作战中，使我深深感觉我们在体力上是逊于日本很多的。”他强调：“只有变文弱为雄武，军强文壮，才好打仗办事，力任艰巨。”

1937年5月，陕甘宁边区率先成立了体育运动委员会，统一领导边区体育事业。七七事变后不到一个月，党中央又在延安举办了陕甘宁边区第一届抗战动员体育运动大会，广泛动员民众参与抗日救亡运动。毛泽东在闭幕式上明确提出：“要努力学习军事体育来武装我们的手足，学习政治来武装我们的头脑。”这一时期，党的体育指导思想十分明确，即一切服务于抗战需要。根据党中央部署，陕甘宁边区的行政部门，包括边区政府的部、委、厅、局以及党中央在边区的相关机构，均设有负责体育工作的组织或人员。

为推动体育事业发展，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以身作则，积极参与体育活动。1939年，毛泽东在延安与美国医生马海德打乒乓球的场景被镜头记录，成为倡导体育活动的生动体现。在抗战期间的延安，毛泽东除日常散步外，参与最频繁的体育活动就是打乒乓球。任弼时是篮球场上的常客，以打中锋出名。刚开始时，战士们与任弼时打球有些拘束，他鼓励大家球场无官兵，放开手脚打，不要客气。从此，战士们的拘束现象慢慢消失了。领导人的体育实践为各部队和根据地广泛开展体育运动树立了榜样。

1940年7月，八路军120师颁布《体育训令》，规定“在师司令部教育科设体育股；各纵队、旅、团司令部增设专职体育参谋；营、连教育干事和文化教员要兼管体育工作”。同年冬季，八路军129师利用百团大战胜利后的休整期，全面开展以提升战斗素质为目标的练兵运动，并将体育运动列为重要训练内容。新四军在皖南事变前，其日常体育训练涵盖每日徒手体操、刺枪与器械训练（如双杠、平台、爬绳等）、跳高、跳远、超越障碍及投掷类项目，并广泛开展篮球、足球、排球等球类活动；皖南事变后，代理军长陈毅在军部设立战地服务团，内设文化、体育等小组，负责部队文体活动的开展工作。

为响应党中央号召，各根据地积极发展群众体育。延安的许多学校如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中央党校、鲁迅艺术学院等普遍设立俱乐部，负责组织本单位体育活动。1941年6月，由刘少奇主持召开的华中局宣传、文化教育工作会上，对建立体育组织机构也有明确规定：组建俱乐部、体育会，负责盐阜区群众性体育活动开展。此外，陕甘宁边区还逐步建立起包括苏区体育运动委员会、延安体育运动委员会等在内的专门体育机构，负责统筹体育工作；妇女联合会、总工会等群众团体亦设立体育部门，协同推动体育活动开展。

“体育运动军事化”

1943年10月，《解放日报》发表《开展部队中的军事体育运动》一文，详细阐述了军事体育与战斗力提升之间的内在联系。文章指出：“开展军事体育运动，是目前我们训练部队中迫切重要工作之一。的确，假如我们的军事体育，进行更好的话那我们的技术和战斗力，无疑的会比今天更加提高一步，完成战斗任务会迅速些，不必要的损失和可能避免的损害更会减少些，这在许多战斗中及许多同志间，已得到不少的经验教训。”有鉴于此，各部队先后开展了大量针对性训练。

1937年冬，东北抗日联军第七军在雪地遭遇战中因缺乏机动能力遭受较大伤亡。为应对日军滑雪部队，抗联战士们就地取材，以水曲柳木板制成滑雪板，用绳索将其固定于鞋底，并将小树修剪后用作雪杖。在第七军军长李学福的亲自指挥下，最终组建起一支具备快速机动能力的滑雪部队。该部队能在一夜间急滑山路200余里，屡次对日军发动突袭、散发传单，使日伪军队终日惶恐不安。

在八路军120师，师长贺龙提出“体育运动军事化”的方针，该师重点发展投弹、射击、刺杀、超越障碍和器械体操等“练兵五大技术”，并将其列为运动会比赛项目。此外，篮球等球类运动以及田径、体操、举石担石锁等体育项目也普遍开展。在新四军，体育训练不仅包括刺杀、投弹、射击等常规军事技能，还注重与地域实际相结合。针对江南水网密布的地形特点，陈毅号召“人人学会游泳”，并身体力行亲自组织部队开展水上训练，“这不仅可以锻炼身体，而且也是克敌制胜的武器之一”。

为克服物资短缺的困难，各部队根据条件灵活开展体育活动。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在门前的荒草地上自力更生，修建了一个篮球场。篮球架是他们动手做的，买了一副篮筐安上，就成了大家心爱的篮球场。乒乓球台也是同志们自己动手做的。用两块木板做案台，再做一副架子，刷上绿色油漆，既美观大方，又结实耐用。驻守在南泥湾的八路军359旅一面参加生产劳动，一面开展军事体育训练，部队在农闲时节开展大规模的练兵运动。此外，各部队还利用“三八”“五四”“七一”等重要纪念日组织体育竞赛，检验训练效果。

“鼓舞战士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抗战时期，体育运动培育了广大军民坚定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贺龙曾以篮球运动为例指出：“打球不仅仅是为了锻炼身体，而且可以通过打球活动促进军民团结，增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鼓舞战士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1939年4月，在与日军交战前夕，部分战士因缺乏实战经验而产生紧张情绪。为此，贺龙亲赴120师师部篮球队驻地，在距离战场仅1.5公里的地方，鼓励大家进行一场篮球赛。尽管周边战火纷飞，远处时有炮弹爆炸，球员们仍在高度紧张的氛围中投入比赛，不仅有效缓解了临战前的焦虑，也增强了战斗信心。黄昏时分，八路军发起了猛烈反击，激战三昼夜，打败了敌人。

1942年9月在延安举办的“九一”扩大运动会，是抗战时期规模最大、最具代表性的综合性体育盛会。其会歌激昂唱道：“民族的健儿，革命的勇士，来，咱们一显好身手。叫国际强盗血腥的法西斯，在我们面前发抖！”生动体现了体育竞技与抗日动员紧密结合的时代精神。尽管当时物资匮乏、条件艰苦，但丝毫没有影响人们的参赛热情，运动员包括工人、农民、军人、学生、商人及国际友人，参赛运动员达1388人。比赛项目既包括田径、球类等常规体育项目，也设有武装爬山、障碍爬越、射击、投弹等贴近实战的军事项目。这场运动会为参与者提供了短暂而集中的精神激励与情感共鸣，展现出广大军民在极端环境中依旧保持的组织活力、乐观态度与团结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