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中黨的軍事戰略指導的歷史性轉變

習主席在紀念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勝利90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紅軍長征的偉大勝利之路，是依靠獨立自主、實事求是走出來的。我們黨在血的教訓中深刻認識中國革命的規律，逐步擺脫教條主義束縛，開始獨立自主、實事求是地解決路往哪裡走、仗要怎麼打等重大問題。正是在黨的正確路線指引下，紅軍作戰指揮實行了一系列符合實際、機動靈活的戰略戰術，從而成功突破敵人層層封鎖，不斷走向新生、走向勝利。在長征的偉大轉折中，黨的軍事戰略指導走向成熟、展現特質，實現了歷史性轉變。

一

毛澤東同志在總結長征時指出：“誰使長征勝利的呢？是共產黨。沒有共產黨，這樣的長征是不可能設想的。”中國共產黨成立后相當長一段時期內，一直沒有形成能夠適應中國革命實際需要、能夠真正肩負起領導黨和人民完成民族獨立、人民解放歷史使命的成熟領導集體和核心，中國革命曾充滿曲折和坎坷。特別是“左”傾教條主義在黨內的錯誤領導，導致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和長征初期屢次失利，使中央紅軍由出發時的8.6萬余人銳減到3萬余人，幾乎瀕臨絕境。仗要怎麼打、路往何處走，年輕的中國共產黨和紅軍面臨著成與敗、生與死的嚴峻考驗。面對殘酷困局，全軍上下強烈要求和支持確立符合中國實際、扭轉革命大局的正確領導。遵義會議是黨的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這次會議增選毛澤東同志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事實上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開始形成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在最危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

一支軍隊如果不能形成集中統一的指揮核心，就難以形成整體意志，也就難以在復雜多變的戰場上實現正確戰略決策。遵義會議后，紅軍指戰員聽從黨的指揮、始終高舉黨的旗幟英勇奮斗，在萬分危急情況下不僅保存了有生力量，而且不斷走向勝利。黨的政治領導、組織領導和軍事領導，都在長征的驚濤駭浪中經受了充分檢驗和磨煉。經過長征，黨的領導更加成熟，黨領導的武裝力量不斷壯大，黨成為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進行偉大革命的核心力量。

二

長征的勝利，實現了中國共產黨由受共產國際束縛到獨立自主解決中國革命重大問題的偉大轉折。遵義會議前，“左”傾教條主義者機械照搬書本和他國經驗，脫離中國革命實際，使蘇區遭受極大損失。遵義會議之所以具有劃時代意義，正在於開啟了黨獨立自主解決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的新階段，開始確立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遵義會議后，黨扔掉“洋拐杖”，破除照搬照抄的教條桎梏，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謀劃與制定出適合當時紅軍戰略行動的方針，正確選擇戰略轉移方向和目的地，徹底擺脫對教條主義和外部指令的盲目依賴，把戰爭主動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實踐証明，隻有擺脫教條主義束縛，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獨立自主地解決自己的問題，才能作出符合實際的軍事戰略指導，才能在極端困難條件下爭得主動、走向勝利。

長征的勝利深刻表明：戰略指導的主動權，取決於戰略決策的自主權。軍事戰略指導的最高境界，就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堅持獨立自主，解決了戰略決策由誰掌握、能否自主的問題﹔堅持實事求是，解決了戰略決策依據什麼、能否正確的問題。兩者相互貫通，共同確定了一條正確政治路線，而且確定了一條服從於這一政治路線的軍事路線。正是在正確政治路線和軍事路線指導下，黨領導紅軍不僅奪取長征偉大勝利，也引導中國革命不斷走向勝利。

三

長征的勝利，是紅軍在極端劣勢下創造性運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實現從被動挨打到主動破局轉變的勝利。第五次反“圍剿”中，國民黨軍隊推行“堡壘主義”戰術，步步推進、層層壓縮，與紅軍打陣地消耗、拼兵力損耗。“左”傾教條主義者執行進攻中的冒險主義、防御中的保守主義，命令紅軍固守陣地、寸土必爭、正面硬拼，導致紅軍大量傷亡和被迫退出中央蘇區。長征初期，又犯了退卻中的逃跑主義錯誤，喪失有利殲敵戰機。遵義會議深刻批評“左”傾教條主義在軍事上的錯誤，肯定和恢復了毛澤東同志為紅軍制定的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之后，中央紅軍在毛澤東同志等指揮下，審時度勢、靈活變換作戰方向，邁開鐵腳板，忽東忽西，迂回穿插於敵人重兵之間，使敵暈頭轉向、疲於奔命，而紅軍則因勢而謀、應勢而動、順勢而為。四渡赤水，聲東擊西，避實擊虛，反復穿插於敵軍重兵之間，是紅軍運動戰的巔峰﹔強渡大渡河，突擊隊直面炮火強攻險渡，以無畏勇氣沖破扼守河谷的敵軍防線﹔飛奪瀘定橋，一晝夜奔襲120公裡，勇攀鐵索浴血攻堅，演出了戰爭史上有聲有色威武雄壯的活劇。

長征的勝利深刻表明：戰爭對軍事戰略指導的基本要求，是高敵一籌、掌握主動。要在戰略上藐視敵人、戰術上重視敵人，增強軍事戰略指導進取性、主動性，通過高度機動和靈活變換制造敵人的錯覺與失誤，善於發現和利用敵之弱點，善於創造和捕捉戰機，瞄著敵人死穴打，不按敵人套路打，發揮自身優勢打。紅軍就是在敵強我弱的總體態勢下，靈活機動作戰，從而奪取了局部主動，逐步改變了態勢對比。這是對戰爭主動權和制勝規律的精深把握，是黨的軍事戰略指導中最具活力的制勝法寶。

四

長征的勝利，實現了中國革命力量的集中統一，為中國革命戰爭勝利創造了基本條件。長征前，中國革命力量總體分散，各路紅軍發展於中央蘇區、川陝蘇區、鄂豫皖蘇區等地，指揮體制也因地區分散難以形成整體合力。長征初期，博古、李德領導下的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自顧不暇，不僅指揮中央紅軍硬往敵軍布置的“口袋陣”裡鑽，而且對留守中央蘇區的分局和紅軍也沒有指導，對其他蘇區紅軍就更談不上戰略指導和協同了。遵義會議后，中央政治局進行分工，毛澤東同志協助周恩來同志負責軍事指揮。中央紅軍三渡赤水前，成立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三人軍事指揮小組，全權負責軍事指揮，在組織制度層面建立起集中統一、精干高效的軍事領導指揮體制。俄界會議上，組成五人團負責由紅一方面軍主力和軍委縱隊改編的陝甘支隊的軍事行動。中共中央到達陝北后，成立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由中共中央直接領導，實際上是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三大主力紅軍會師后，為統一全軍的組織指揮，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擴大成員並組成以毛澤東同志為主席的軍委主席團，基本實現了全軍組織指揮的統一。

長征的勝利深刻表明：統一指揮，是軍隊戰斗力的重要源泉，也是軍事戰略指導得以貫徹落實的制度保証。指揮分散、各自為政，縱有正確方針也難以奏效。紅軍組織指揮統一的基本實現，解決了軍事戰略指導如何貫通於作戰行動這一關鍵問題，實現了組織指揮與貫徹執行的相統一。正是在集中統一指揮下，紅軍改編為八路軍、新四軍並開赴抗日前線后，才能在廣袤的敵后戰場游擊作戰而不失章法，才能把靈活多變的戰術與統一堅定的戰略意志緊密結合，才能開辟廣大的敵后戰場，發揮獨當一面、影響全局的戰略作用。

五

長征的勝利，結束了紅軍被圍追堵截、被迫不斷轉移的被動局面，開始了以西北為革命大本營的新局面。長征中，黨和紅軍面對數十萬國民黨軍的圍追堵截，燃眉之急是如何避免同強大敵人決戰，尋找敵人力量薄弱地區，獲得穩固根據地，解決黨和紅軍的生存問題，以保存有生力量。中央紅軍到達懋功與紅四方面軍會師之后，中共中央在認真分析全國形勢和紅軍所處環境的基礎上，主動放棄原來准備在川西北建立根據地的設想，決定中央紅軍和紅四方面軍共同北上，在川陝甘三省建立根據地，將新的立足點和出發點的選擇，放在接近抗日前線的西北，推動局勢朝著有利於革命和革命戰爭的方向發展，開創中國革命和革命戰爭新局面。廣大紅軍指戰員在長征中始終堅持黨制定的行動目標，即使在長征最困難的時刻，也始終高舉抗日救亡的旗幟，始終以捍衛國家獨立和實現民族解放為己任，從而把長征的軍事行動與北上抗日的奮斗目標融為一體。中共中央率陝甘支隊到達陝北，把中國革命的大本營奠基於西北，最終成功把解決生存危機同拯救民族危亡聯系在一起，把長征的大方向同建立抗日前進陣地聯系在一起，為后來實現三大主力紅軍在西北的勝利會師、實現直接對日作戰奠定了堅實基礎。

長征的勝利深刻表明：戰略問題是一個政黨、一個國家的根本性問題﹔戰略上判斷得准確，戰略上謀劃得科學，戰略上贏得主動，黨和人民事業就大有希望。長征走的是高山峻嶺，渡的是大河險灘，過的是草地荒原，但每一個行程、每一次突圍、每一場戰斗都從戰略全局出發，既贏得了戰爭勝利，也贏得了戰略主動。堅持和發展正確的軍事戰略指導，將軍事行動同黨的戰略全局緊密結合起來，才能獲得正確方向和強大動力，為中國革命奪取最終勝利提供強大戰略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