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延安到西柏坡：中國共產黨人樹立正確政績觀的重要探索

【黨史鉤沉】

從延安時期到西柏坡時期，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從局部勝利走向全國勝利的關鍵階段。在物資極度匱乏、環境異常艱苦、斗爭異常嚴峻的特殊歷史條件下，我們黨淬煉並堅守正確政績觀，始終站穩人民立場、恪守為民初心，永葆清正廉潔的政治本色，秉持艱苦奮斗的優良作風，為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最終勝利、開啟新中國建設偉大征程奠定了堅實基礎。

一

延安時期正值烽火連天的戰爭歲月，要在極度貧瘠的黃土高原上養活邊區軍民、贏得群眾擁護困難重重。正是在這種極端壓力下，中國共產黨人堅持“隻見公仆不見官”，將艱苦奮斗、廉潔奉公、以人民為中心等正確政績觀鑄成堅定的政治信仰。毛澤東明確提出：“邊區在沒有戰爭的條件下，直接的任務就是生產和教育兩項。”這一方針，體現了共產黨人實事求是的態度：不搞虛夸、不圖表面，而是量力而行、艱苦奮斗。毛澤東與群眾一起在楊家嶺挖地種菜，伙食標准同普通工作人員一樣，往往到了月底就沒錢買菜吃。朱德與警衛員一起組成生產小組，在王家坪開墾三畝多地種植蔬菜。這些讓到訪的美國記者斯諾由衷感嘆，“從最高級指揮員到普通士兵，吃的穿的都一樣”（《紅星照耀中國》，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267頁）。1940年5月，陳嘉庚應毛澤東之約訪問延安，實地考察了延安的社會狀況、政治風氣與軍民生活，深刻感受到軍民平等、生活朴素、艱苦奮斗的良好氛圍。而此前不久，他剛在重慶目睹國民黨政府的奢侈腐敗，這讓其看到了國共兩黨的本質差別，由此斷定“中國的希望在延安”。黃炎培1945年訪問延安后，同樣深感中國共產黨人的寶貴精神，“是不斷地要好，不斷地要求進步，這種精神充分發揮出來，前途希望是無限的”（李忠杰：《中國共產黨歷史通覽》上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21年版，第142頁）。

毛澤東在總結延安時期“十個沒有”的清新政治生態時明確指出：在延安“一沒有貪官污吏，二沒有土豪劣紳……七沒有結黨營私之徒，八沒有萎靡不振之氣，九沒有人吃磨擦飯，十沒有人發國難財”（《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18頁）。這種廉潔政治形象，正是共產黨人清正廉潔、一心為公的生動寫照。在延安時期，邊區政府實行最低津貼制度：國民黨縣長月工資一百八十元，而邊區縣長月津貼僅二元五角，邊區政府主席月津貼也不過五元。正如毛澤東所感嘆：“誰人能夠只要每月五塊錢薪水呢？誰人能夠創造這樣的廉潔政治呢？”（《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718頁）這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深刻的政治自覺：黨員干部手握權力，須深知“受大者不得取小”的道理，不僅要在認知上明白廉潔的重要性，更要在行動上“拔葵去織”。其中，肖玉璧案更彰顯了邊區政府鐵腕治貪的廉潔決心。肖玉璧是1933年參加紅軍的戰斗英雄，因在任內貪污公款3050元被邊區高等法院依法判處死刑。延安《解放日報》評論道：“在‘廉潔政治’的地面上，不容許有一個‘肖玉璧’式的莠草生長！有了，就拔掉它！”這起案件的嚴正處理，印証了邊區政府在“信任—監督—懲戒”閉環治理上的自覺：無論資歷深淺、功勞大小，只要觸碰廉潔紅線，必受法律嚴懲。正是這種廉潔奉公的作風鑄就了延安風清氣正的政治生態。

1944年9月，中央警衛團戰士張思德在安塞石峽峪因炭窯崩塌不幸犧牲，年僅二十九歲。毛澤東在追悼會上作了題為《為人民服務》的著名演講：“我們的共產黨和共產黨所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是革命的隊伍。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1004頁）這充分彰顯了“人民”二字在中國共產黨人心中的分量，更是共產黨人政績觀的庄嚴宣示。1945年，黨的七大正式將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寫入黨章，確立為黨的根本宗旨。延安時期，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不僅是一句口號，更落實為一系列制度實踐。調查研究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得到有效推廣，在思想領域內，已經開始建立一種新的風氣。實事求是的科學調查研究精神，已經逐漸培養起來。黨實行“三三制”民主政治，同時圍繞精兵簡政、合作社運動、減租減息和大生產運動進行了系統宣傳與貫徹執行，成功鍛造了中國共產黨為人民服務的價值理念。邊區群眾在實際變化中切身感受到負擔減輕和政務提效，對中國共產黨以人民為中心的政治立場形成了深刻認同，進一步加強了對中國共產黨的支持與擁護。

二

1948年5月，中共中央移駐西柏坡，這裡成為解放全中國的“最后一個農村指揮所”。在這個小山村，黨中央指揮了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召開了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七屆二中全會。西柏坡時期，中國共產黨人在即將取得全國勝利的背景下進一步錘煉與鍛造了正確政績觀。

西柏坡時期，我們黨召開全國土地會議，公布《中國土地法大綱》，將群眾最為關心的土地問題提到戰略高度，在解放區進行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運動。土地改革將黨的戰略目標與農民最迫切的利益訴求直接統一起來，使農民不再是革命的旁觀者或被動參與者，而成為革命的自覺主體和堅定支持者。土改效果立竿見影：在解放區開展不到一年時間，就有一億六千萬、約佔當時全國37%的人口得到了土地。翻身農民迸發出難以估量的革命熱情，據統計，在三大戰役中，動員民工累計達880余萬人次，人民群眾出動支前的大小車輛141萬輛。這充分印証了毛澤東關於“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511頁）的論斷。土地改革不僅實現了“耕者有其田”的千年夢想，更從根本上改變了解放區的階級力量對比，將土地、勞動、武力與政權緊密結合為一體，為解放戰爭的勝利提供了源源不斷的物質和人力支持。1949年3月，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在西柏坡召開。面對很快就要到來的全國勝利，毛澤東向全黨發出號召：“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1438~1439頁）這包含著對中國幾千年歷史規律的深刻借鑒，包含著對中國共產黨艱苦卓絕奮斗歷程的深刻總結，包含著對中國共產黨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根本宗旨的深刻認識，更源於對共產黨人政績觀本質的透徹理解。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裡長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1438頁）。

1949年3月，中共中央機關離開西柏坡向北平進發。臨行前，毛澤東對周恩來說：“今天是進京的日子，進京‘趕考’去，我們一定要考個好成績。”周恩來笑道：“我們應當都能考及格，不要退回來。”毛澤東堅定道：“退回來就失敗了。我們決不當李自成！我們都希望考個好成績。”（《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70頁）早在延安整風時期，毛澤東就指示將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作為整風學習的重要文件。他在延安高級干部會議上說：“近日我們印了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就是要叫同志們引以為鑒戒，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948頁）毛澤東反復警示全黨，體現的正是共產黨人在政績問題上高度的清醒與自覺——越是接連取得勝利時，越要保持清醒，最大的政績就是始終不脫離群眾、始終保持艱苦奮斗的本色。

西柏坡時期，隨著黨在經濟、政治和軍事實力上的顯著增強，改善辦公條件與生活水平已具備充分可能。然而，中國共產黨人自覺秉持艱苦奮斗、自強不息的政治本色，在物質條件改善面前始終保持不驕不躁、勤儉節約的作風。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領導人的住所與辦公場所極為簡朴，毛澤東以木板床、舊桌椅為起居之具，朱德的雙人床僅由長凳與木板拼成，周恩來堅持修復破損茶缸而不輕易更換新物。這些彰顯了無產階級政黨在勝利面前保持清醒頭腦、在物質逐漸豐裕中堅守精神品格的自覺意識，是黨的先進性與純潔性在作風建設上的生動寫照。

從延安時期到西柏坡時期，中國共產黨人的政績觀不是靜止不變的，而是適應不同歷史任務、在不同歷史階段中不斷繼承與發展的過程。延安時期，黨處於局部執政的根據地環境中，革命與戰爭是壓倒一切的中心任務，黨的政績觀主要表現為在軍事斗爭和生存壓力下為根據地群眾創造“看得見的物質福利”。到了西柏坡時期，黨開始由局部執政走向全國執政。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明確提出：“從我們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們的眼睛就要向著這個城市的生產事業的恢復和發展。”（《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1428頁）從延安時期的“把群眾組織起來”到西柏坡時期的“把生產恢復起來”，從軍事斗爭的政績到經濟建設的政績，中國共產黨人的政績觀始終圍繞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這一繼承中的發展、變局中的堅守，體現的正是中國共產黨人政績觀的內在邏輯與歷史辯証法。

縱觀從延安到西柏坡的歷史進程，中國共產黨人錘煉與堅守正確政績觀的歷史軌跡，不僅是地理空間的轉換，更是政績觀不斷深化的邏輯展開，為新時代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提供了歷史經驗。

（作者：吳垠，系西南財經大學經濟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