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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專訪揭秘習近平的從政觀:立志當“公仆”做大事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記者 高雷

2015年01月12日07:48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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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路上按】2000年出版的第7期《中華兒女》雜志中曾刊登了一篇對時任福建省省長習近平的專訪文章。文中,習近平面對記者,坦誠直率,侃侃而談。在談到自己的從政理念時,習近平說,“從政是一種事業的追求。若你既要從政,又想發財,那就隻能去當讓人指脊梁骨的臟官、貪官。”該雜志當時給出的評價是:從談話中,讀者可以看到一個共產黨人的胸襟氣度以及形成這種胸襟與氣度的大致歷史過程。

今天,學習路上通過重新整理這篇15年前的專訪稿,帶您感受十幾年前習近平的從政觀、政績觀、團結觀、百姓觀。

◎從政觀

“從政是一種事業的追求。若你既要從政,又想發財,那就隻能去當讓人指脊梁骨的臟官、貪官。”

談到自己的從政目標,習近平說:我認為在第一步跨入政界之前,首先要在思想上弄清楚兩個問題,這就是你要走的是什麼路?你所追求、需求的是什麼?我當時對自己定了這麼幾條:

一是要立志當“公仆”,做大事。熊掌和魚不可兼得,從政就不要想發財。正如孫中山講的,要立志做大事,不要做大官。你如果想發財,現在合法致富的路很多,那種合法致富既發財又光榮,將來稅務部門還要給你授獎,因為你促進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而你既要從政,又想發財,就隻能去當讓人指脊梁骨的贓官、貪官,既名聲不好,又膽顫心驚,總怕被人捉住,最后落個不好的下場。所以,要從政,就是一種事業的追求,就得舍棄個人的私利,不能什麼好處都想得。一個人也許一輩子成就不了什麼大的事業,但最起碼他是兩袖清風,一身正氣。

二是在從政的整個過程之中,不要把個人的發展、升遷作為志在必得的東西。因為這是不可能的,沒有這種公式,沒有這種規律。升遷並不是因為你這個人有多大本事,或者你這個人有多大背景,就可以必得的。本事也罷,或者是強烈的責任心、非凡的智慧也罷,它只是其中的一個因素,而且它還要和當時的天時、地利、人和條件相配合,看哪一個起主要的作用,哪一個起配合作用。這些都不是一種定數,不是用數字可能推算出來的。譬如講,你要想當將軍,首先必須能夠打勝仗,隻打敗仗的軍人非但當不了將軍,還有可能會出師未捷身先死。同時,你具有了打勝仗的本領,也不可能天天有仗打,特別是在和平時期更是如此。有了仗打,就有了機遇。這也就是說,隻有你將機遇和成功的要素集於一身的時候,你的追求才有可能實現,這是很難的。如果你主動去追求,終生不得志,將會很失望、很痛苦的!這就要對升遷問題懷平常心,像古人管子所說的那樣,“不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處不可久,不行不可復。”

三是要有不怕艱難險阻,持之以恆干工作的准備。從政是一條風險很大、自主性不是很強的路。尤其是受了挫折以后,一些人極容易產生自怨自艾的想法:我為誰啊,我這麼干還要受到這麼多的冷遇,這麼多的不理解,何必呢!一些當時跟我們一起從政的人就因此而離去了。在一個地方干下去,隻要你堅持下去,最后都會有所成就。成功的規律就是一以貫之地干下去。所以,既然走上這條路,那你不論遇到多少艱難險阻,都要像當過河卒子那樣,拼命向前。我的從政道路中也有坎坷、艱辛、考驗和挑戰,沒有這些是不可能的。

政績觀

“憑一時的政績和表現來選拔干部,就有可能會用錯人。”

談到對“干部升職”的認識,習近平說:升職只是一種表象。這種表象如果不失真,是衡量干部本人事業是否成功的一個方面標志。因為在這種情況下,一個干部的升職,可以反映出上級和群眾對他的綜合肯定。但是,也必須看到,僅憑升職並不能完全真實地反映出干部本人的全部情況。因為目前我們評價體系還不是很完善,考察識別干部又是一項十分復雜的工作,受主客觀各種復雜因素的影響,難免會在考察評價干部方面出現一些失真現象。在用干部方面,我離開一個地方以后,都要回顧一下,總結一下,感到也有用錯人的時候。在用錯的人中,既有看不准的好人,也有看不准的壞人。因為在他的表現裡,某一政績和暫時的一種進步與他的動機的內在聯系,有的時候還不能很清楚地聯結起來,憑一時的政績和表現來選拔干部,就有可能會用錯人。所以,無論從組織還是從干部個人來講,都不能將升職作為評價干部工作優劣和事業是否成功的根本標准。

團結觀

“凡事團結處理得好,工作都能做得比較好。和群眾融為一體時,就感到自己活得很充實。”

談到如何搞好團結,習近平說:省裡有一位老領導集一身之經歷,寫了個一生從政的體會——《團結學》。盡管各種因素在任何時候都起決定的作用,但是在各種情況下,團結永遠是前提。它絕對是你立於不敗之地的必然前提。縱觀古今都可以証明這一條。例如,歷史上的劉邦、劉秀、劉備這“三劉”就很有特點。他們個人有多大本事,還有宋江,光從文學上看,很難把他寫得很漂亮。這種人物給人的感覺是挺窩囊的那種人,怎麼會被大家所擁戴?實際上,這些人都有一個最大的本事,就是他們能團結一批有本事的人。這麼多有本事的人都跟他至情至信地溝通,這就是大本事。過去我們都很注意那種“郎才女貌”,或者“文治武功”,沒有注意到他們這種突出的本事。

在團結方面,我從小就受家庭的影響。我父親經常給我講團結的道理,要求我們從小就要做講團結和善於團結的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給人方便,自己方便”,用他的話講,就是做每件事不要隻考慮自己願不願意,還要考慮別人願不願意。因為你生活在人群中,什麼事都以自己為主,這是不行的。父親講的團結方面的道理,當我們后來生活在集體環境時,體會就很深刻了。無論是上寄宿學校,還是下鄉和參加工作,我都深深感到:凡事團結處理得好,工作都能做得比較好﹔凡事團結處理不好,就都做不好。特別是后來上山下鄉到陝北,遠在千裡之外,舉目無親,靠的就是團結。在這方面自己也有挫折和教訓。

在上山下鄉時,我年齡小,又是被形勢所迫下去的,沒有長期觀念,也就沒有注意團結問題。幾個月后我回到北京又被關進“學習班”,半年后被放出來,我再考慮回不回去。最后見到我姨父,他解放前是太行山根據地的。

當年是我姨姨、姨父把我媽媽帶出來參加革命的,他們都是我們很尊敬的人。姨父給我講他當年是東北大學學生,“一二·九”以后怎麼開展工作,怎麼到太行山,他說,我們那個時候都找機會往群眾裡鑽,你現在不靠群眾靠誰,當然要靠群眾。姨姨也講,那時我們都是往老鄉那裡跑,現在你們年輕人,還怕去,這不對!何況現在城市也不容易,你們在這兒干什麼?天天讓人家當作流竄人口?當時在國慶節經常要清理“倒流”人口,但清理完后,又不讓我們回去,先關在派出所,一進去就四、五個月。而且關進去不是讓你白坐著,還要讓你干重體力活,海澱街一帶的下水管,都是我們埋得。

聽了他們的話之后,我就按這個思路回去了。回去以后,努力跟群眾打成一片。一年來,我跟群眾一起干活,生活習慣了,勞動關也過了,群眾見我轉變了,對我也好了,到我這兒串門的人也多了,我那屋子逐漸成了那個地方的中心——村中心,時間大概是1970年。每天晚上,老老少少都絡繹不絕地進來。進來后,我就給他們擺書場,講古今中外。他們願意聽城裡人侃大山,講他們不懂的事,漸漸地就連支部書記有什麼事都找我商量,他說,年輕人見多識廣,比他懂得多。這樣,我在村裡有了威信。我那時不過十六、七歲,村裡幾個老頭有什麼事都找我商量。現在有的作家在作品中把知青寫得很慘,我的感覺不完全是這樣。我只是開始時感到慘,但是當我適應了當地的生活,特別是和群眾融為一體時,就感到自己活得很充實。

群眾觀

“基層離群眾最近,最能磨煉人。7年上山下鄉的經歷使我獲益匪淺,同群眾結下了較深的情誼。”

談到自己下基層的經歷,習近平說:當時,確實有許多人對我的選擇不理解。因為我在到河北之前是給耿飆同志當秘書,他當時是國防部長,又是政治局委員。他說,想下基層可以到野戰部隊去,不必非要去地方下基層。那時候從北京下去的人,實際上就是劉源和我。他是北師大畢業,要下去。我是在中央機關工作了幾年,我也要下去,我們倆是不謀而合。劉源當時去了河南。走之前也參加了好幾個聚會。許多人對我們的選擇不理解,問我怎麼現在還下去當時在我們這一批人中有一種從紅土地、黑土地、黃土地、綠草原上終於回來了的感覺,有些人認為“文革”吃夠了苦頭,現在不能再虧了﹔還有一些人存在著要求“補償”的心理,尋求及時行樂,我對他們的不解感到悲哀。古時候“十年寒窗,一舉成名”,中個進士,謀個外放,千裡萬裡他都去。像古時寫《三言》的那個馮夢龍,到福建壽寧任知縣時都快50歲了。那時候怎麼去的壽寧?萬重山啊!我們現在還不如古時候的士大夫。更可憐的是,我們的活動范圍半徑不過50公裡,離不開北京,不願意出去把北京的戶口丟了。我說,我們要出來當年老一輩出去,是慷慨激昂。我們在“文化大革命”中“上山下鄉”,是迫不得已。但在這種不得已裡頭,使我們學到、體會到了很多的東西。現在一切都好了,那些禁錮我們的“左”的東西都解除了,我們更要去奮斗、努力,好好干一番事業。

古人鄭板橋有首詠竹石的名詩:“咬定青山不放鬆,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萬擊還堅勁,管爾東西南北風。”我想將之改幾個字,作為我上山下鄉的最深刻體會:深入基層不放鬆,立根原在群眾中﹔千磨萬擊還堅勁,管爾東西南北風。基層離群眾最近,最能磨煉人。7年上山下鄉的經歷使我獲益匪淺,同群眾結下了較深的情誼,為成長進步打下了比較好的基礎。所以,對再下基層是充滿信心的就義無返顧地下去了。盡管會有很多的坎坷,每天都在經歷著挑戰和習驗,除非身體不行了,除非不讓干了,隻要沒有這兩種情況,我都會堅定不移地走下去。至於最后大家對我認可到什麼程度,后人自有評說,我自己並不在意。

習近平說:對於我們共產黨人來說,老百姓是我們的衣食父母,我們必須牢記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黨和政府的一切方針政策都要以是否符合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為最高標准。要時刻牢記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時刻將人民群眾的衣食冷暖放在心上,把“人民擁護不擁護、人民贊成不贊成、人民高興不高興、人民答應不答應”作為想問題、干事業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像愛自己的父母那樣愛老百姓,為老百姓謀利益,帶著老百姓奔好日子,絕不能高高在上,魚肉老百姓,這是我們共產黨與那些反動統治者的根本區別。封建社會的官吏還講究“為官一任,造福一方”,我們共產黨人不干點對人民有益的事情,還說得過去嗎?(以上內容根據《中華兒女》雜志2000年第七期“習近平:我是怎樣跨入政界的”文章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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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高雷、權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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