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娅
近日，中国工商银行巡视整改情况通报中提到，“总行管理的691名干部中，有220名干部的配偶、子女共240人在系统内工作”，“近亲繁殖”现象引发公众关注。（新华网 5月4日）
国有企事业单位“近亲繁殖”现象存在已久，一直备受诟病。其备受诟病的原因无非有二：一是破坏了公平竞争的环境，降低了民众对公平的获得感；二是“近亲繁殖”是滋生腐败的温床，会阻碍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其实不论是哪种原因，“近亲繁殖”问题都不该继续存在。
事实上，针对国有企事业单位“近亲繁殖”问题，从中央到地方都已经出台了相关的规章制度。如：中央先后出台的《国有重要骨干企业领导人员任职和公务回避暂行规定》《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安徽省六安市发布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国有企业招聘行为的通知》，山东省出台的《省管企业领导人员实行任职回避和公务回避及报告说明制度的暂行办法》，等等。此外，相应巡视制度的落实和纪委督查力度的加强，也都旨在遏制“近亲繁殖”。
然而现实却不尽如人意，“近亲繁殖”问题依然存在。从“萝卜招聘”、量身订制，到履历造假、绕道进人，再到内部照顾、违规招聘，一些单位变着法地进行“近亲繁殖”，如今发现“萝卜招聘” 、绕道进人等方式很容易被人发现问题，于是便出现了交叉安排的方式。可以说，为了给亲属安排好工作，有些领导干部可谓是绞尽脑汁，甚至不惜铤而走险。
试想，为何在诸多制度的约束下，少数领导干部依然要铤而走险进行“近亲繁殖”？问责力度不够是主要原因。一方面，一个单位选人用人，并非一个领导干部说了算，相关班子成员或是人事部门也是参与者或是决策者。也许他们迫于领导权威，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最终结论是，他们没有尽到监督责任，理应被问责；另一方面，“近亲繁殖”往往涉及到的不只是单个领导干部或者单个家属，而是一个利益同盟，他们相互包庇，相互“帮助”，实现进人目标。“总行管理的691名干部中，有220名干部的配偶、子女共240人在系统内工作”中220人与240人的数据对比，显然说明了这一点。因此，利益同盟也该被集体问责。
但现实中，当发现违规进人行为时，往往以解聘新进之人来解决问题，而对涉事领导干部的处罚要么轻之又轻，要么不了了之，至于那些没有严把进人关的班子成员或是部门责任人，就直接成了“局外人”。正是这样“蜻蜓点水”“大事化小”的问责力度，直接造成了今天“近亲繁殖”病根难除的局面。
其实，不论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的难度要大多少，只要是侵蚀党和人民事业的“毒瘤”，都必须被铲除，“近亲繁殖”没有例外。因为全面从严治党、高压反腐是党向人民立下的军令状，让群众更有获得感也是政府给人民许下的承诺。因此，面对当前“亲属繁殖”的问题，唯有加大问责力度，做到发现一起、问责一起，发现一群、问责一群，做到问责到位、惩罚到底，才能充分发挥出问责的威慑力，也才能真正遏制、并最终根治“近亲繁殖”这一顽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