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止村民乱办酒席，得多点“巧劲”

2月2日媒体报道，贵州毕节日前发生公职人员制止村民乱办酒席被打事件。这件事很快成为春节前夕的热门新闻，相关的争议更是沸腾一片。

有人认为公权力管得太宽，法无禁止即可为，“时刻警惕公权比纠正陋习更重要”。有人则认为在那些生一头猪都要办酒席、造一层房子办一次酒席的地方，有人真的因此生活不下去，光靠劝说没有用，必须强力制止，“即使一向反对政府过多干涉民众，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坚决支持政府必须强制遏制这种不良风俗。”

看这些议论，笔者想起一件往事。十几年前自己曾在北方某市挂职，当时市政府行政科长为人很热情，看似交游广泛。但在私下交流时，他不止一次诉苦：因为行政科管吃喝拉撒，亲朋好友办红白喜事，都会找他帮忙。碍于情面他既得费心费力帮着张罗，还得掏腰包随份子。每月挣得就不多，几乎从来不能往家里拿钱，两口子常为这事吵架。在我结束挂职回来没两年，就惊闻他年纪轻轻居然去世了。直接原因未必是常吃酒席、总随份子，但这肯定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他生活质量的下降与身体状况的恶化。从某种程度上说，乱办酒席害死人，并非夸张。

有红白喜事办场酒席，本是传统文化中充满温情的习俗。遇大事亲友邻里聚在一起做见证，顿时就很具仪式感、庄严性。这还有一定互助、储蓄功能：一人有事大家来帮，能够帮助遇到大事的人家减轻财力重压，度过难关。而且有个大事做由头，大家聚在一起吃吃饭、喝喝酒，拉近关系，培养感情，还有重要的人际交往功能。

然而这些年这一传统习俗已经越来越变味，借机敛财的越来越多。一开始是有些人随礼多，自家没大事，资金无法“回笼”，心理不平衡，只能设立名目，不但有事必办，无事找事也要办，遂使酒席日益泛滥，失去了习俗本身的意义，致使不少人做一年农活不够吃半年的酒席，工作人员两个月工资不够吃一个月的礼酒。近年来禁止党员干部大操大办好了许多，但农村这股风仍然没有刹住，加之办酒席也存在档次的攀比，浪费严重，农民本来就不多的收入，因办酒席而挥霍一空。

由于乡里乡亲，情面所关，靠农民自觉刹这股风，显然不现实，政府应当出面去管。政府插手改造传统习俗，并非没有先例。比如英国15、16世纪的“移风易俗”（the reformation of manners）改造传统文化运动，禁止滥过宗教节目、大吃大喝，对树立民众现代经济意识，影响深远。甚至有人认为这一对传统文化的改造，对资本主义的兴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然政府去管习俗改造，必须要相当小心，否则很容易出现权力滥用。这种改造要多点巧劲，少点蛮力。笔者认为现阶段要制止农村乱办酒席陋习，或可考虑从这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是动员挖掘体制内的资源。通过严格的禁令，管住体制内的干部和党员。不但是机关与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干部和党员，更主要的是管住乡村干部和党员。不但管好干部和党员自身，他们的三亲六故如果操办，他们劝阻不力，也应负有一定的连带责任。

其次是穷尽用好法律法规资源。虽然出台禁止农民乱办酒席的法律法规有一定难度，村委会却依据村委会组织法有权制定村规民约，对哪些可办哪些不可办，做出明确规定。虽然不可能完全管住，但对多数村民还是有一定约束力。由于村中办酒席，多数属粗放状态，卫生状况堪忧，完全可以让村党支部与村委会配合卫生防疫部门进行安全检查，不合格者依法处理。这并非公权力滥用，政府部门不但有权这么做，而且有义务履行职责。

当然，最好的办法是让人心服口服，教育为上。乱办酒席敛财，实际上也为多数农民心中所不齿，制止乱办酒席合乎民心。只是在宣传教育时，不要那么生硬地发文件、贴标语，不妨多一些农民喜闻乐见的民歌、漫画、小品等等，通过广播电视，甚至挨村去展去演，让乱办酒席敛财行为沦为妇孺皆知的笑柄，可能比临时组织大批公职人员现场封堵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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