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祖欣
“你能力强，就多干一些，能者多劳嘛”。这一句“鼓励”，不少机关干部难免听到，领导称赞、同事认可，照理应当欣喜三分，然而不少“能者”累个半死，却见好言相劝者闲怡三分，工作成了“一头热”，搭手帮忙不见人影，成果一出众人来分，如此现象，在不少地方并不鲜见。
不可否认，坚持“能者多劳”本身是有利于工作开展的，既能够充分发挥“火车头”的带动作用，也能为能力较强者提供一个展现自己、锻炼提升的平台。一些地方不少被提拔任用于各个重要岗位的干部，正是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为人所不能为，最终得到了组织认可。然而，在“能者多劳”成为常态之下，却见一些“不能者”不合理的“少劳”甚至“不劳”，有的草草应付、不顾大局；有的有利则享、有责不担，特别是部分“老油条”，凡有工作安排均可推脱，这样不会做，那样做不了，当个闲人则最是妥当。
秉持着“能者多劳”而避事免责的干部，或庸或懒，往往是思想和作风陷入了一种“不作为”的状态，有的干部既不会做，也不愿学，面对日益紧凑的工作节奏和对业务能力的新要求无动于衷，甘守“一亩三分地”；有的干部坚持“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的工作态度，不求“高升”，只求“平稳”，自认为工资补贴照领不误，实干不如不干。正是有了如此消极想法和“不作为，慢作为”的态度，“能者多劳”竟也成了一些干部看似合理化的“口头禅”，由此便有一些部门单位“忙得通宵达旦，闲得无聊发慌”的窘状，“多劳”的同志有时身兼数职，职责分工成了一纸红头，习近平总书记一句“清茶报纸二郎腿”，讥讽的何其妥当。
毋庸讳言，任何单位都不能养闲人、办闲事，所谓“混日子”、“等退休”更是荒谬之论。深究根源，之所以“能者多劳”、“快马加鞭”等成为一些机关部门的常态，恰恰就是“劳”的成本测算不均，在工资补贴固定的前提下，一些地方重资历、看年龄，提拔任用靠“排队”，其他方面多劳也未必能够多得；另一方面，对于干部的监督惩戒措施没有用好用实，干部能上、能留，单单难下，纵享安逸不出错反而成了“没有功劳有苦劳”。
“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毫无原则的秉持“能者多劳”是个不小的问题，人力资源一旦配置不均，“硬骨头”也要难啃三分，但凡遇到紧、重、杂等特殊工作时，依靠个人力量更不可能尽善尽美。所谓“众心成城，众口铄金”，团队精神和集体力量在任何工作上都应当用好用实，有一个多劳能劳的“好汉”，就必须有“三个帮”。一旦“能者多劳”陷入一种误区，不劳、少劳者万事大吉，多劳者得不偿失，好作风又将如何突显？
习近平总书记曾告诫干部，“我们做人一世，为官一任，要有肝胆，要有担当精神，应该对“为官不为”感到羞耻，应该予以严肃批评”。在一些情况下，“为官不为”是另一种形式的贪腐，是持续时间更长、隐性弊病更易潜藏的问题。要使“能者多劳”良性化，就必须坚决杜绝工作吃“大锅饭”的弊端。首先思想教育必须用好，要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感染力践行“三严三实”推进作风建设，重效而不重量，通过各种手段在各级干部思维中树立一道能作为、敢作为、必须作为的“高压线”，促其以庸为耻、以懒为耻，知耻而后勇，争先创优；再者，必须进一步强化长效监督，以各部门单位实际为侧重点，有能者督其廉，无能者促其勤，形成有人带头有人跟，落后就要“挨打”的氛围，叫庸懒干部如坐针毡，遇事难避；最后，对于情况特殊且严重者必须惩处重罚，照笔者来看，“能者”可以多劳，“不能者”要连“劳”的机会也没有，深纠不为、去其官位，让干部“凭本事吃饭”，建立起“能上能下”的提拔任免机制，以“庸者下、平者让、能者上”为选人用人导向，把“铁饭碗”变“瓷饭碗”。
“能者多劳”的避事良言当休矣，养懒育庸，败笔一抹。所谓猛药去疴、重典治乱，抓机关作风不是虚张声势、走走过场，更不是空谈理论、有规不循。“不作为”不是一句玩笑话，“尸位素餐”的干部且慢坐吃“公饷”、空劝“能者”，回头利剑高悬于上，且看动是不动。
